全文来自《祥瑞》的再组织，强烈推荐找来原书一看，既有学术深度，也有生动形象
引子：皇帝之死
汉元寿二年六月戊午（公元前1年8月15日）深夜，王莽收到姑妈王政君（也是如今的太皇太后）的旨意，在汉哀帝刘欣晏驾后，尽快前往未央宫。此时，王莽44岁，被刘欣从大司马的位置赶出权力场6年之久。刘欣死前，将传国玉玺、绶带等权利标志交给宠臣董贤。他也和刘欣贡献了成语断袖之交。董贤本是太子舍人，随着刘欣即位飞黄腾达，刘欣甚至透露过效法尧舜的禅让想法。
刘欣之死，带来了汉朝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并在之后被王莽篡权。这个结果来自汉朝的合法性危机。这个危机从汉昭帝就开始了。之后的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天命更替的预言开始在民间广泛流传。后文中我们将看到考察汉朝立国以来，人们追求并实现儒家版“理想国”的历史，而不只是王莽个人传记。
汉室
刘邦的隐忧
刘邦的《大风歌》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透露出他内心的不安感。尤其是在自己死后，这个国家能否维持下去的忧虑。与其说是汉朝人，刘邦实际上更是个战国人。秦统一天下时，刘邦已经35岁了。48岁时，他才拉起队伍加入反秦大军，后来在萧何的帮助下，建立了汉这个王国朝廷。汉王国延续了秦法，朝廷也是仿照秦制的。用后来史家的话来说，从秦亡到汉初，是一个“后战国时代”。其中最鲜明的特征时，秦亡汉立时，战国时期的旧贵族纷纷复国，各诸侯国和汉名义上是并列的，诸侯国臣民也不把自己视作汉朝人。汉初的“郡国并行”是战国、秦、西楚的惯性，包括给功臣封侯，都是刘邦被其他诸侯拥戴为皇帝的前提。
一个新政权成立，需要解决“建政”和“建国”问题，回答政权怎么组织？政权合法性何在？等问题。刘邦在沛县高唱《大风歌》时，这两个问题他都没有解决。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后面的继承者。
汉初，皇室内部由功臣掌握，外部诸侯国虽是宗室，但有着独立的地位。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况下，刘盈被迫依靠吕后的外戚力量对抗功臣诸侯，维持皇权稳固。由于侵犯了功臣诸侯的利益，吕后死后吕氏家族被清算。从诸侯国中选出的汉文帝刘恒从中吸取的经验恰恰并不是防范外戚，而是避免再次出现诸侯叩关或功臣政变废立皇帝。此时，创作《过秦论》的贾谊出现了。贾谊正主张汉朝需要加强皇权，让功臣回到自己封国，避免诸侯尾大不掉。刘恒采取了贾谊建议，早立太子，削弱分拆强势诸侯，下令功臣列侯归国，避免抱团出现。以刘恒的实力，他在“建政”的道路上也只能走这么远。汉朝“建政”、“建国”的道路依旧遥远。
刘启——即汉景帝——即位后，继续朝着“建政”目标努力，此时功臣比例随着年老身灭逐渐下降，外戚逐渐炙手可热。天下人也渐渐适应汉室天子的地位。环境比他父亲已有改善。和刘恒类似，刘启起用了法家出身的晁错，推行削藩。此时，汉朝建政的道路已清晰，就是从“后战国时代”的列国残念转向一统思想。远离汉朝的东南大国吴国联络附近7国，起兵反抗削藩。七国之乱不是一般意义的叛乱，一定程度上是楚汉之争的重演。七国之乱而后平定，这也意味着最后一批笃信旧时代列国关系的人物的失败。而后景帝继续推行拆分各诸侯国、给诸侯王列国降格、迁国入郡等手段。经过刘启的努力，在汉朝建立一个甲子后，终于有了一点帝国的样子：地方上基本郡县化，中央里，功臣后代、外戚、地方拔擢上来的官员分庭抗礼。
汉武帝刘彻在主父偃的建议下，通过推恩令，反削藩之道而行之。让王国把领土分给宗子以外的后代为侯，既普施仁义，宣传孝道，还能削弱大国。之后，刘彻又借酎金案，小题大做，一口气褫夺了大批列侯爵位。在削弱诸侯势力时，为了找到支持自己文韬武略的力量，重用中朝的宫官和省官，以及外朝的外戚。在刘彻时代，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外戚备受重用，就因为外戚有血缘关系但没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好用、好弃”，没有政治风险。这一系列动作后，汉朝终于有了质的变化。天下由刘邦时期的汉朝与列国并存，彻底转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且地方被中央牢牢控制。至此，“建政”大业告成。不过这也意味着，中央一旦失守，皇室权力必将旁落。
汉家制度
从刘邦到刘彻这半个世纪，汉朝并没有实现“建国”大业，还是在延续秦制——律法、文法吏、编户齐民。也即法家那一套，要求人民严格按照“名实相符的规范”来行事。虽然相比秦朝，律法已有删减，以实现休养生息，但整个国家还是像一台严丝合缝的机器一样。可以说中国社会从战国到汉朝的历程，就是老百姓从奴隶加自由民变成农民的过程。那么汉朝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呢？政权的合法性在哪里？
汉文帝借淳于意废除肉刑，在意识形态里引入了儒家解释。“废除肉刑”只是手段罢了。从具体的措施就能看出来，砍左脚变鞭笞500，砍右脚变当众杀头。酷刑并没有减少多少。而文帝获得了仁慈的名声，更重要的是赢得了儒家的心意。儒家的“王道”和帝国的“霸道”逐渐融合起来。
刘彻继位后，成为汉朝第一个封禅泰山宣称受命于天的皇帝。刘氏家族名义上不再是造反的暴发户，而是上天认可的神圣家族。在封禅一事上，刘彻并没有也不想严格遵守儒家礼仪。汲黯曾说刘彻“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精准勾勒了汉武帝的个性。他好大喜功、征伐四夷、杀伐果断，但也愿意用外在用儒家的“外施仁义”来掩饰自己的“内多欲”。也推行了一些顺应儒家心意的措施。在刘彻时，汉朝的建国之道以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为表。
在从巫蛊之乱中恢复过来后，刘彻也步入生命的尾声。他也许意识到自己的丰功伟绩是以许多人的死去为代价的，但是巫蛊之乱中死去的太子和卫皇后一家无法复活。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霍光掌权的朝廷逐渐意识到儒家的高妙之处，儒家所说的王道，包括天人合一、灾异祥瑞等神乎其神的道理，不只是当年盐铁会议上的道德仁义之词。是需要重视的，不能像刘彻那样只是拿来装点门面。
刘弗陵的继任者昌邑王刘贺因不信任霍光，且迅速培养自己的小团体被发现。旋即被废，汉宣帝刘询（原名刘病已）即位。刚即位时，他的压力很大，为了巩固自己的合法地位，上任后执意为祖父刘彻尊庙号（此前只有太祖、太宗有庙号）。苦等霍光去世后，刘询很快将霍氏家族全部诛灭，牢牢掌握大权。之后积极采纳夏侯胜的意见，按照自己的理解追寻“建国”之道：顺应儒家关于灾异祥瑞的说法，同时在权力上努力制衡宦官、外戚、儒臣各方势力。至此，汉朝的建国和建政大业达成，用刘询自己的话说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不能“纯用周政”。
刘询用外戚对付儒臣，没有意料到后来儿媳妇的侄子王莽身为外戚，居然儒家化了，甚至成为了儒家代表，从而收拢内外两朝，得以架空皇权。
陈圣刘太平皇帝
汉元帝刘奭因好儒差点被废掉太子之位，他的夫人就是王政君——王莽的姑妈。刘奭笃信儒家，对灾异敏感，顺应儒家习惯在改制上操办了3件大事，用班彪的记述来说，就是“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分别对应三方面的事情：
- 宗庙制度改革，“毁宗庙”即精简宗庙，对亲缘较远的宗系不再单独祭祀、不再维护。
- 郊祀改革，在汉朝初期，皇室祭祀什么的都有，以延续秦朝旧仪为主。在儒家眼里，意味着混乱，淫滥。因此从汉元帝的儿子汉成帝刘骜开始，在匡衡的推行下，原先的郊祀体系崩溃，新的“南北郊”祭祀被建立起来。而后，随着匡衡私德原因被告发，且灾异大量出现。王政君下诏，废止“南北郊”。匡衡改革失败。但王道压到霸道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
- 通三统建三公，改革最高级别官制
汉哀帝即位后，有意效仿武宣，将汉廷带回“霸王道杂之”的汉道上去。他亲理政事，放逐了大司马王莽，逐渐将皇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经历了元帝、成帝的王道变向，汉哀帝时期，朝野上下已经弥漫着严重的改朝换代氛围。汉室合法性危机达到巅峰。汉哀帝用形式上的改制来引导舆论，努力避免局势失去掌控。此时，汉宣帝设计的外戚和儒臣相互制衡的局面，被外戚王氏家族的儒家化消解。用陈侃理的话说：
汉家天下的文化危机先于社会危机来临，神学权威先于政治权威衰落。政治文化的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的现实危机。
汉哀帝时期，绝大多数宗室已经与平民无异，顶多是底层豪强，在他们身上，看不出多少“人心思汉”的迹象。汉哀帝死后，留下了权力真空导致了汉朝统治的权利危机，王莽趁虚而入。
安汉公
仓促之夜
刘欣死后，临终授命于他的好基友董贤。在那个晚上，董贤暂时凭借玉玺、职位和家族实力，短暂成为未央宫的主人。然而，他既没有政治品质，意识不到当时的局势；也没有政治能力，采取手段稳定局势至少是自己的地位。在王政君介入过程中，他毫无作为，迟钝惶恐。王政君掌控局面后，再次将王莽招入未央宫。从董贤到王莽的权力交接实际上很是乏味，因为董毫无抵抗，以王政君王莽为首的王氏家族轻松取胜。最后，董贤和妻子在汉哀帝刘欣赏赐的豪宅中自杀，董贤的家人被流放。董氏家族从此消失在长安舞台上。
在得到墙头草孔光和幕后王政君的支持下，王莽在推举中以少胜多再次成为大司马。之后，由于汉哀帝刘欣无子，王莽拥立冯昭仪的儿子，汉元帝的孙子，汉哀帝的兄弟，时年九岁的汉平帝刘珩即位。同时，采取手段让刘珩的母亲留在中山国当太后，避免分走王氏家族的权力。
汉哀帝谥号里的“哀”严格来说不算是恶谥，而是中谥。谥法里说：“恭仁短折曰哀”，主要表达追思哀悼之意，也符合刘欣短命的事实。
称号因何而来
安汉公的称号效仿辅佐成王的周公。在当时，王莽的功德在时人看来是相对符合事实的。尊号如此之高，王莽先后拒绝六次，最终勉强接受，但拒绝了一些物质封赏。在汉哀帝晏驾之际，王莽不仅安定了政局，还给天下人带来万世太平的期望，而且还谦让，这让他得到了空前的拥戴。在王莽被群臣安上安汉公的尊号时，群臣顶多联想到霍光辅佐昭帝和宣帝的往事，几乎不会认为王莽有篡夺帝位的野心。即使有，在当时“天命转移”的背景下，也可以说是大势所趋。
王氏家族
王凤开的好头
王莽的曾祖父是王贺，曾担任汉武帝的绣衣御史（类似锦衣卫）。在老家东平陵与人结怨后，举家搬迁到魏郡元城县。王莽的爷爷叫王禁，因为好色与众妻妾生养了十二个成年子女，也让这一代迅速膨胀成一个大家族，为日后成为一大外戚家族打下了基础。
王政君的母亲叫李亲，她还为王禁生下了长子王凤、三子王崇。而后李亲因王禁娶妾过多感到不满，改嫁给河内郡的苟宾（当时女性改嫁十分平常）。王政君十八岁时，被送入掖庭，仅仅是一名宫女。当时汉元帝刘奭正宠爱着司马良娣。司马良娣病死后，刘奭迁怒于其他的妾，一个都不见。太后为了“造人”，强行指定了一些宫女送给刘奭。其中就包括王政君。皇太子临幸一次，马上有孕，生下来就是儿子。汉宣帝格外喜欢这个皇孙，亲自取名为刘骜，即后来的汉成帝。汉朝很讲究“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汉宣帝的王皇后超脱给了王政君极大的活动空间。
汉元帝时代的政坛几乎没有王氏家族什么事儿。汉宣帝时代的外戚、史家、许家、王翁须家的势力最大，作为汉元帝的王氏家族还很弱小。只有在王禁死后，王政君的哥哥继承了阳平侯的爵位，常伴皇帝身边，王氏家族才有了一些起色。而王莽在汉元帝时代才出生。不过而后汉元帝指派史家的史丹来照顾太子。意外地让王氏家族得到了外戚史家的支持。而后，在贵人史丹的帮助下，太子刘骜有惊无险地战胜了冯昭仪和傅昭仪的儿子。在这次太子废立风波中，王政君可以说没有表现出任何强有力的政治能力。
从宫女到皇太后的路上，王政君本人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她有的只有幸运。幸运在生活在一个外戚可以合法取得地位的朝代，幸运嫁给一个仁厚的丈夫，幸运遇到一个实力弱小的婆婆，幸运得到史丹和王商等重臣帮助，幸运拥有一个男丁兴旺、潜力巨大的娘家，幸运地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哥哥，幸运地生了个沉湎享乐但极为孝顺的儿子。她被后人诟病的纵容王氏家族擅权的事情上，站在她本人的立场看，不过是关心娘家、照顾娘家。所以王政君确实是一个恪守妇道、为人善良但也缺乏政治头脑和能力的女人，用班彪的话说，就是“妇人之仁”。
王凤掌权后，利用手段扫除异己，同时利用汉成帝沉湎享乐，确保皇帝不会脱离他的掌控。他本人并不具备政治眼光和政治家素质，“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但他并不缺乏争权夺利的能力。在把王商扳倒后，旧的三大外戚势力基本不再对王氏家族构成威胁。史家成为盟友，许家大不如前。王氏家族虽然以王政君为核心，但真正建立基业的还是王凤。
王凤病入膏肓时，王莽和淳于长进入王凤视野。王凤死后，平庸谨慎的王音接替，之后是王商和王根。王氏家族的男丁兴旺此时派上了用场。在王根退休后，王凤这一代已经没有年富力强的人。此时，王根推荐了从死去父亲王曼那里继承爵位的王莽接任大司马。
大司马王莽
在汉成帝在位时期，依赖王氏家族理政，又在儒家浓重的氛围下，做不到伤害母亲感情，背上不孝恶名去惩处他的舅舅们。但是新皇帝上线后，王氏家族要怎么办呢？
王莽就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在当时，儒学是世俗权力至上的权威代言者。因此王莽开始接近儒学，不同于其他同姓，王莽更为激进，他直接把自己变为儒生，拜师陈参学习《礼经》，广交名士，还和班氏家族的班稚成为了好朋友，班稚也是班固的爷爷。王莽在黄门郎的职位上海结识了刘歆、扬雄。当时的王莽被视为年少有为、卓异俊茂之士。
六年后，汉成帝在淳于长的斡旋下，成功立赵飞燕为后，立赵合德为昭仪，废许皇后。或许是为了平衡炙手可热的赵氏，王政君想到了王莽。汉成帝知道自己立后的打算得到支持，也愿意顺水推舟，做这个人情，况且王莽确实是表兄弟中难得的谦逊的儒者。于是王莽得以继承父亲王曼，被封新都侯。而后，在和淳于长的争斗中，淳于长因为自己的轻薄和飞扬跋扈而名誉扫地，在王根病重时，王莽对天下的责任心和对地位的渴望最终战胜了自己的道德心，直截了当地向王根和王政君告知了淳于长的那些丑事。在汉成帝调查时，淳于长又弄巧成拙，最后被杀。王根很快辞职，推荐王莽接替之。王莽也由此作为王氏第二代接棒，走到台前。在他看来，是自己避免帝国被佞幸掌权，挽救了刘氏皇族和汉朝，使得天下归仁。
王莽的沉浮
在汉成帝长期无子嗣的情况下，元延四年，傅昭仪的孙子刘欣被选定为太子。汉成帝的继承隐患被消除。王莽也在解决社会上长期积累的问题。就在最困难的时期似乎要过去的时候，汉成帝晏驾。王政君下令严查皇帝晏驾当天的起居和发病情况。赵合德昭仪自杀，保住了赵飞燕皇后。
如前文所讲，继位的汉哀帝刘欣是西汉末期极有想法的皇帝，他效仿汉武帝、汉宣帝，以“霸王道杂之”，逐步收紧自己的皇权。他继位时，外戚已是尾大不掉的程度。由于王政君和傅太后都很长寿，出现了四家外戚同时在场的局面。分别是汉成帝母系王氏家族、汉成帝妻族赵氏家族、刘欣祖母傅氏家族、刘欣母族丁氏家族。刘欣利用外戚新旧交替的惯性，在维持皇室内部和谐的前提下，重新梳理宫廷的权力格局，
王政君十分识趣地命令王莽辞职。刘欣用十分谦逊的姿态挽留。这也很好理解，他不想搞得腥风血雨，要和谐平稳地处理外戚问题。而后傅太后因为跋扈态度与当时的大司马王莽产生冲突。在冲突后王莽被“罢就第”，幸运的是人仍然长安家里，不必“遣就国”，没有远离政治中心。而这只是开始。
之后，司隶解光上疏再次弹劾王氏家族，将宅邸豪华僭越等旧事都翻了出来。这基本可以认定是刘欣的授意。刘欣的目标并不是消灭王氏家族，而是削弱外戚过重的权势。没过多久，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也被弹劾，赵氏家族的侯位被免。此次事件过后，赵氏外戚被傅、丁外戚收编，王氏家族进一步孤立。
在王氏家族被削弱后，傅太后没有像当年王政君一样，通过大司马牢牢把控朝政，而是将精力放在无足轻重的个人恩怨上，她似乎并未意识到，政治的本质在于决断国家施政的路线，而是一心复仇。斥退王莽、打击王政君、拉拢赵飞燕，报复当年和她一同受宠的冯昭仪，如今的冯太后。最终逼迫冯太后饮毒自杀。这也导致傅氏家族取代王氏家族成为灾异的来源。随后李欣重用讨厌儒道的朱博为大司马，贯彻“霸王道杂之”的思路。王莽作为儒生自然受到打击，被取消一切待遇，作为新都侯回到新都国，受郡守和国相看管。
在刘欣时代，由于他收拢皇权，大司马权势衰微，这一朝只有宠臣而无权臣。这一时期也是王莽的灰色时期。但他并不是没有机会，他面前的局势有几点有利于他的因素：
- 太皇太后王政君依然健在，位极尊
- 傅、丁家族虽气焰嚣张，但胸无大志，只知享乐，并无大权。权力都在皇帝刘欣手里
- 皇帝位消弭灾异，搞了一次改元，说明他的心智里还有儒家影响的成分
王莽就国期间，结识了孔休。起初两人交往甚好，而后因王莽神经质的极端一面，孔休开始与王莽保持距离，不再推心置腹。孔休对王莽的彻底幻灭应该是受王莽因杀掉奴婢一事逼迫次子王获自杀影响的。在当时，“父子相隐”和“亲亲相隐”是共识。即亲人犯罪应当包庇。
在不断灾异下，刘欣“举贤良方正”，即听取贤良方正建议和推荐。再加上傅太后——王莽最大的政敌——去世。刘欣可能考虑到王氏家族已式微，没有太大威胁，下诏征王莽回到长安。此时王莽45岁，刘欣才二十几岁，照当时情形推测，王莽大概率死在前头，重返政坛渺茫。王邑向刘欣推荐王莽也被拒绝。此时王莽想要一个契合自己的位置都到处碰壁。几个月后，刘欣晏驾了。
由于生前的皇权集中，刘欣之死造成了朝廷中央的高度权力真空。王政君作为礼仪上的至尊得到了朝野支持，她对王莽的支持也被支持。王莽采取了下面一些手段，迅速拨乱反正，扭转了刘欣时期的“倒行逆施”。
- 逼迫董贤自杀，放逐董氏家族
- 荡平赵氏、傅氏、丁氏等外戚势力。赵飞燕自杀，傅、丁两太后被褫夺尊号。象征性地给了硕果仅存的傅喜职位，傅喜不愿沦落成王氏家族的附庸，婉拒。
- 为冯太后平反，惩治逢迎傅太后而助纣为虐的官员。
- 清除王氏家族内部名誉较差和桀骜不驯的成员，王立、王仁被赶出长安。给外界营造自我清洗、重塑形象的形象。
王氏家族的胜利是西汉外戚传统的胜利，在外戚传统之上，后来的“居摄”将王氏家族进一步推向权力的极致。
摄皇帝
汉平帝登基后，王莽以儒家的“为人后”礼仪，为卫氏家族过继了新的儿子，将卫氏家族留在中山国。汉平帝刘珩形同傀儡。以王莽为首，王舜、王邑、甄丰、刘歆、平晏等人为附庸的小圈子才是真正的权力中心。王莽的长子王宇倒是想帮助卫氏家族，不赞同父亲的做法。他暗中联合吴章、吕宽想办法，吴章提议往王莽门口洒动物的血，再让吴章解释成异象。结果吕宽洒狗血时被抓。案子相关人员全部被杀，卫氏家族也未能幸免。由此可以想象，王莽在朝堂上尽显君子风范，但对待家人十分苛刻，长年用伦理约束家人行为。
王莽而后借吕宽案，把一次孤立的宫廷政变推向一场广泛而残酷的思想政治斗争。朝堂里许多和王莽意见不合的人都牵连而死。看起来这是王莽是在排除异己，但同时王莽也想借此事搞一次整风。此后，儒家伦理从一种被弘扬的道德理想，经由国家意志，被引入到个人的日常政治行为中。这使得天下对儒家伦理的尊崇更加蔚然成风。但儒家从个人修养变成国家意识强行灌输到私人领域时，味道还一样吗？杀害皇族、逼死亲人又符合儒家纲常吗？
在吕宽案爆发前，王莽已经在考虑汉平帝的婚姻问题。在汉朝时期，由于外戚权力原因，一般选择“亲上加亲”，有权臣时从权臣家族选女子；没有时，从外戚家族中选。王莽的女儿也在一番表面谦让下，成为了汉平帝的皇后。在西汉风俗里，嫌贫爱富铺张扬厉是十分正常的。再加上儒家极重视婚丧嫁娶，娶亲仪式极尽热闹。
汉平帝即位后，王莽面前还有刘邦时期立下的“宪制”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作为第一个长期的大一统王朝，谁对王朝灭亡都没有历史经验。王莽决定全面效仿周公的德行，大施仁政。比如下面一些措施：
- “兴灭国，继绝世”，保证祭祀香火不灭
- 按自己对《春秋》的理解，讥二名，即名字不能取两个字。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名。这也是后来东汉、三国时期，绝大多数人都是单名的原因。
王莽的这些做法兼有理想主义、笼络人心和政治表演的成分。元始三年，陈崇知道张竦写了一篇漂亮肉麻的阿谀奉承文章，盛赞王莽功业，提议应效仿周公扩大王莽安汉公的权限。这是首次实质突破汉朝现有制度。在吕宽案后，汉廷又发明了宰衡的官职。“宰衡”是发明的新词汇，就像“皇帝”取自三皇五帝，宰衡取自周公的官职“太宰”和伊尹的官职“阿衡”。首先宰衡是加官，在三公之上，位秩是位爵里的“上公”，享受特殊的利益待遇，且不能世袭。有点像是汉初萧何的地位。
而后王莽持续不断模仿周公，并依照儒家理想“制礼作乐”。很快，绝大多数汉朝臣民认为宰衡已经不够描述王莽的政绩了。群臣上奏提出要再加赏赐。于是，王莽小圈子里的张纯在周公“九仪之命”的启发下发明了九锡，意思是“九赐”，具体是什么没有明文记载。九锡意味着王莽从此可以合法使用一些天子礼仪，安汉公国也得到扩充。刘邦约定的“皇族宪制”就此作废。九锡第一次出现和改朝换代密切结合在一起。在后面的朝代里也有出现，不过后面再皇权稳定时显得敏感，改朝换代时又显得多余，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元始5年，汉平帝病了，王莽仿照周公搞了个“金縢之匮”，然而没什么用，没多久之后刘珩就死了。后来有人指控他是被王莽毒死的。不过大概率不是，一方面证据不足，另一方面王莽也没必要弑君，他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就是拯救了汉室摇摇欲坠的局面，弑君就会打脸。王莽最后选择了汉宣帝的玄孙刘婴，名义上备份和占卜结果都合适，实际上只是刘婴小，才2岁，好控制。王莽当皇帝的想法也开始蠢蠢欲动，借祥瑞想再向前迈一步。
不过王政君似乎还没法接受，她理解王莽有成为圣人的大志，但没法想象王莽要当皇帝。王莽没法，只能找王舜去王政君那里再解释，自己的皇帝是“假皇帝”，只是摄政。王政君随即同意，下诏对祥瑞做了解读，其中有“如周公故事”一句。对她来说，把王莽限制在摄政的范围内。王莽也随即按居摄操作：朝政、出行、祭祀、礼仪、封国、改元统统按天子处理。这是中国进入帝制社会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位的皇帝，而有“摄政”。居然没有在群臣中引发极力反对，这也说明了大家相信天下权势已转移，人们接受了汉室衰微、天命将尽的观念。
居摄元年5月，刘婴被立为皇太子。王莽通过祭祀上天获得受命，成为“天子”。在西汉，天子和皇帝是两个概念，祭祖庙而为皇帝。天子意为神权，皇帝意为治权，直到后来的封建王朝才逐渐没有区别。王莽方方面面都在效仿周公，但自己毕竟是异姓外戚，只能靠天命转移来当天子。而天命转移考的是灾异和祥瑞。
刘婴被立为皇太子时，天下的刘姓宗室并不是都乖乖接受，刘崇、翟义等发起过起义，但都被镇压。这进一步刺激了王莽的自信，让他和他的拥趸更加相信天命已经转移，从而加快了向真皇帝的跃进。反抗的宗室被镇压，剩下的宗室也只能服从。至少在这个时期，后世所谓的“人心思汉”是不存在的。王莽的形象也在慢慢变化，他性格里激烈、极端到有些变态的一面，也随着权力扩张愈演愈烈。
经师
伴君同行
汉新交替不全是权力更替，也是抛弃秦政，选择周政的历史选择。这个历史性时刻，众多儒者做出了自己的抉择，有的辞官称病，回归乡里，有的拒绝出仕，还有的先为王莽效力，而后又主动疏远，甚至转入刘秀旗下，如桓谭。
儒家自汉朝建立，就伴随汉廷，以汉初的叔孙通为始，当时儒家还没有一套普遍认可的礼乐制度，对周代的礼仪是什么也没有定论。另一方面，秦统一六国后，儒学的子弟们，大多还未适应新的帝国时代，思维还停留在周朝列国时代。实际上，先秦诸子都面临“转型”问题，即在新的帝国时代下，如何与皇帝共存。法家、墨家、道家由于自身的理念，和君主专制冲突不多。唯有儒家，强调宗法人情，爱礼乐“大一统”，爱怀柔远人，垂拱而治；和秦汉帝国爱武力一统，中央集权，以吏为师相违背。面对这种冲突，叔孙通灵活变通，表现出儒家适应帝国，准备积极向专制君主奉献力量。他先后和门下弟子投靠陈胜、项梁、项羽、刘邦，就可见一斑。后人讽刺叔孙通阿谀奉承是个小人，叔孙通则认为儒生缺乏变通。他为刘邦设计了基本的礼仪，也被司马迁认为是儒家迈入汉朝帝国政治的第一人。事实上，“儒”最初就是礼官，搞祭祀和礼仪的。是孔子赋予儒学政治哲学的品质。（扩展阅读：中国哲学简史）
叔孙通若干年后，有董仲舒。此时正是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刘彻的舅舅田蚡好儒，他封侯染指朝政后，在他的影响下，众多儒生通过举贤良入仕。董仲舒很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认识了公孙弘。两人都成为太常博士，负责研究儒学。不久后，公孙弘出使匈奴，两人暂时分开。如前文所说，刘彻并不是一个好儒的君主，而是想借儒家了解“治乱之事”。在发现儒家官员不能满足自己期望后，又弃之不用。在相信黄老的窦皇后主导下，儒官赵绾、王臧被查自杀。差不多这个时候，公孙弘从匈奴回来，刘彻认为他有辱使命，褫去他的博士职位，逐出长安。
后人常用“多欲”形容刘彻，他不是符合儒家口味的君主。儒学在他这里只是工具，无用即弃。刘彻通过对宫中火灾的解释发现儒家可以给自己的行为蒙上道德、合法、神秘的面纱。于是对儒家又重新燃起兴趣。窦皇后死后，田蚡再次拜相。几个月后举行了最重要的一次贤良对策。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和公孙弘涌现出来。在刘彻的追问下，董仲舒提出了春秋大一统的意思，这也是后世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的前半句是班固总结的，后半句是后人总结的，一定程度上只是想象。刘彻对董仲舒的建议并不感冒，他需要广泛和丰富的人才，儒家只是他的表面工作。奏对之后，公孙弘因为更务实的对策，以及用儒学论证法家观点，更对刘彻口味，被擢为第一。
除了董仲舒和公孙弘之外，还有主父偃这个人物，他因为纵横术得到刘彻重视。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推解灾异，以儒学定政事。公孙弘位于董仲舒和主父偃中间，以儒学修饰刑名之实。而后董仲舒被远派为国相。宫内，主父偃将其他二人视为敌手，而后在齐王案中，因齐王畏罪自杀，主父偃整族被夷。公孙弘成为丞相，他是作为一介儒者走到这一步的，这对天下的示范作用明显。公孙弘因顺着汉武帝说话，以至口实不一，被人称作小人。但经历过入狱的董仲舒明白，公孙弘的性格未必是针对自己，而是面对刘彻不得不这样。公孙弘掌权后，彻底变革了汉代的文官制度，设立太学、博士等制度，为儒家提供了明确的上升通道。
公孙弘穷尽后半生，给儒生铺设了一条通达的仕途，从而和外戚、功臣在官场上分庭抗礼。董仲舒无法赞赏公孙弘。理解，但不赞同。他还是没有想明白儒学从理想上要驯服帝王，但真的可以做到么。
古今之争
董仲舒最后得以善终，他的子孙也接着公孙弘铺好的路，修习儒学成了大官。盖宽饶也是如此，在“王霸之道杂之”的汉宣帝时代，仍然当上了大官。这一时代，经学博士的“王官之学”和儒家官员的行政司法实践，将学术思想的意图融合到政事和律令中。在此后，朝廷重大决策、大臣的谏言献策、皇帝的圣旨圣裁都要从儒家找依据。同时，官方的儒学，不论是公羊还是谷梁，越来越倾向维护帝国统治，经学博士也越来越像意识形态部门，作为思想的儒学，成为“经学”。换言之，经学是儒学，儒学未必是经学。在汉宣帝时代，“独尊儒术”是不可能的，顶多是“尊经”。正是这种尊经，在盖宽饶看来很虚伪。而后在劝谏宣帝向选贤举能“官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努力，被下令逮捕。随即自杀。
汉宣帝死后，萧望之被指定为汉元帝治理天下的班底之一。这个班底儒臣、外戚、宦官相互平衡，但这也意味着在利益和政治理念不同下，班底很快分化。外戚史高和宦官弘恭、石显结为同盟，抗击儒臣。萧望之被小人诬陷被捕下狱。在汉元帝的优柔寡断下，萧望之为守气节自杀。有理由怀疑，汉元帝只是装出来的稀里糊涂让老师死于非命。害死老师、儒臣后，汉元帝失去了圣君的资格。之后的汉成帝、汉哀帝更不如，人们选择王莽，也包括了对汉帝的失望。
汉成帝继位后，“霸王道杂之”的格局逐渐不复存在，儒家达成了心心念念的“独尊儒术”，一系列礼乐制度徐徐展开。经学繁荣下，也隐藏着危机。首先，官方的经学博士日益僵化，被招安后，对学术和思想的贡献大不如前。但仕途升迁的渠道尚在，许多儒生仍旧趋之若鹜。于是，选拔的儒臣素质很高，但道德水准却堪忧，如贪污土地的匡衡。今文经学的声誉受到了损害。同时经学最重要的武器——灾异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经学失去了独家解释权。翟方进正是在一起“荧惑守心”的天文异象后，被令自杀。
在今文经学名声变臭之后，古文经学显现出升级。今文和古文的区别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已有讲解。由于起初儒学的口口相传再加上战国战乱，很多经书没能流传下来。到汉朝时，学者凭借记忆用当下文字默写的经书，就是所谓“今文”。而先秦的旧书并没有全部消失，它们还使用先秦文字书写，所谓“古文”。在汉朝，今文和学官挂钩，今文经学是官方儒学。不过今文经学的很多政治哲学大多只是理想，并未被实现。对比之下，古文经学更像是学术研究而不是政治哲学，更“务实”。比起今文崇敬孔子，古文学更看重周公。王莽在后来要当汉朝的周公，也有这方面原因。利用古文学来实现儒家理想，就成了一条可以探索的路。刘歆、桓谭、王莽就是实践者。
在汉哀帝时期，曾拜刘歆高位。刘歆得以牵头整理汉家藏书，继续儒家志向。刘歆维护皇帝，争取支持，期望达到自己改革经学体制，把古文抬到学官的目的。这侵犯了既得利益者——今文经学的博士们，难以得到支持。刘歆见无人响应，搞了个汉朝的“大字报”——《让太常博士书》，这个题目是后人加的，意思就是：批判太常博士的公开信。自然引起朝野大惊，彻底得罪了今文的大儒们。刘歆被迫离开长安，“解放思想”失败。
王莽重回长安，掌控权势后。刘歆也被再召入京，扬雄、桓谭等老同事也还在朝廷。大家都把改制的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儒家的改制不同于一般的改革，意图建立一个“理想国”的“王制”。王制有“质”和“文”两面。质是社会、民主、财富上的平等，文是礼乐制度层面。孔子就说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质”的目标有点激进和理想，倒是“文”的改制比较容易。王莽之后的礼乐制度敲定都有刘歆的影子。王莽和刘歆的努力下，汉朝积蓄已久的儒家理想主义信念喷薄爆发，也推动王莽走向禅让的前夜。而禅让也正是儒家的理想图景。
称帝
从周公到尧舜
王莽在母亲丧礼和侄子王光案件里，为公事而不顾家庭。他距离皇帝之位还差一步，这一步因为周公而无法做到。于是他决定抛开周公的阻碍。利用各种祥瑞，用尧舜的禅让形式，完成僭越。这个时期也不乏各种投机的人，有人假装汉高祖刘邦转世，效仿《周易系辞》里的“河出图，洛出书”，将天命传给新朝皇帝王莽。王政君知道此事后，坚决不同意汉家禅位，但王莽决定不再犹豫，他下令侍从做好准备，表示接受禅让。不过王政君尚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拒绝王莽索要传国玉玺的请求。王莽顾不得安抚姑妈，匆忙开始准备4天后的开国仪式。
分封
过了几天，王莽又派堂弟王舜去王政君处索要玉玺。王政君心里矛盾，扭扭捏捏，一方面希望王氏家族永葆富贵，又不希望承担颠覆夫家的罪名。最后将玉玺丢在地上，王莽就此达成目的。之后王政君还是接受了新朝的新尊号。新朝第一天，王莽简单进行了开国仪式，妥善安排了汉朝皇室。刘婴被软禁，在新朝被颠覆前，没能踏出大门一步。宣布新朝建国后，他决定循周政，进行大规模的地方、官职改名。
在同一天，王莽宣布所有有实权职位的刘姓宗亲全部改为谏大夫。不过同时，王莽对汉室宗庙还是给予了敬意。平心而论，王莽的做法还是尚存温情合乎礼仪。后世改朝换代，能够有待前朝宗室的实在不多。也就王莽的帝制初期，人们还残存三代以来的观念，认为皇室有神圣色彩；以及帝制末期，清帝逊位，走向共和，各族群已成国民，所以给予溥仪优待。尽管有这些措施，但仍有汉室起义反抗，如刘快，但均告失败。1年后，王莽政权逐步稳定，也有了一定民意，于是开始收回优待措施。在宗室以外，王莽对于能够唤起旧汉朝的象征之物也予以封禁，如刀币，和刚卯，因为包含“劉”的字形被废除。这看着荒诞不经，但把政治象征化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塑造了古代中国人生活泛政治化的倾向。
鸡犬升天，王氏家族的成员，却并不完全快乐，前面有提到过，王莽对于家人并不好，因此皇族内部并没有想象中的欣欣向荣局面。另一方面，宗族繁衍需要时间，王氏家族相比刘氏家族根基要浅了许多。王莽等不及，于是大范围扩大宗亲姓氏，把很多古圣王的后裔都拉到自己的阵营里。看起来庞大了，但只是虚胖。到后来穷途末路时，也未见这些宗室前来救援。这是因为王莽称帝的真正推手是无形的经学主张，他真正的统治基础是儒家大夫们。而他们并不是血缘的集合，而是经学活意识形态的聚集。
皇族之外，对于自己小团体的功臣也都有犒赏，以摄政时期的“四辅三公”为基础，又增加了四将。分别都有神性和星宿的解释。新朝中央政权的构建，显示了王莽对符命等神秘主义的遵循，也昭示历史上第一个儒家神权政权诞生。
改制与王制
政权建立后，王莽开始朝着儒家经书里说的太平世努力，一系列改革措施也着手施行。这些看起来很“前卫”的制度，也让后人指出王莽是一个“穿越者”。那他真的是吗？
王莽最想推行的两个措施一是王田制，另一是拯救奴婢。这也是诸多措施里最符合儒家理想的。王田制和古代井田制不一样，他主要聚焦在，大家占有的田地不能区别太大。根据班固记载，天下土地都称为“王田”，朝廷不没收土地，但禁止交易来避免严重的土地兼并。同时，规定占田最多不超900亩。另外，奴婢改名为“私属”，也禁止买卖。这些措施下达后，在儒臣和儒生那里得到了热烈响应，因为符合儒家理想，编户齐民和奴婢们当然就更欢迎了。
土地改革启动后，下一步是经济和金融改制，说简单点，就是“抵制资本”。在儒家体系里，本是农业，末是工商业、手工业。在儒家看来，天下贫富不均，除了土地制度不合理，就是因为人短视，舍本逐末。要治理贫富分化，就要重农抑商（这在汉初就被贾谊、晁错等人提出了），管制货币节制货物流通，削弱社会里特别容易发财的经济部门。具体的措施，就是民间统称的“六筦”，即六种管制。分类来看，就是酒盐铁专卖、名山大泽所得税、五均赊贷和货币发行。
- 盐铁专卖在汉昭帝、汉武帝时期曾被儒家大肆抨击。不过，那会儿是因为盐铁专卖是去打仗，去搞奢靡之风；现在是施行专卖，还利于民。儒家不反对理财，只是反对以图财为目的的理财，强调伦理高于赚钱。
- 名山大泽所得税就是所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经营。现在这种普通的商业活动也要征税了。目的还是在，王莽希望引导百姓从事农耕。
- 五均赊贷简单来说，五均就是进行大城市里的物价管制。打击商品市场经济里的投机空间。儒家可不喜欢投机。专门设置官员控制物价。而赊贷部分，在祭祀时给居民提供无息贷款，借钱谋生时，也有不超10%年利率的贷款。
- 货币发行上，新朝先后推行了大泉、小泉、宝货等新货币取代五铢钱，同时收取列侯以下的黄金，避免贫富分化。
那么这些新政策是一种“社会主义”吗？当然不是，它们的思想源头是儒家崇尚民本、仁政、患不均的政治精神。和社会主义蕴含的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不是一码事。同时，这也不算是一种“计划经济”。新朝的改制没有计划经济依赖的统计、财政收支等管理基础。它的源头同样是儒家崇尚“大一统”和圣王统治，警惕利益集团的精神。这些经济措施，近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才出现的“极权主义和统制经济”，而这几乎就是法家。这带来一个奇怪的结论：失败的改制未必有太坏的影响，反而是成功的改制才是导致王莽覆灭的主要原因。
王田制因为既得利益庞大，且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在始建国四年就取消了。货币改制在五铢钱恢复后，也宣告失败。因此这俩对王莽覆灭反而不承担主要责任，五均赊贷也因执行人有寻租空间反而让百姓吃苦难言。反而是成功施行的盐铁酒专卖、名山大泽征税，对经济基础造成了不小破坏。这几项也更像法家的改制。百姓有理由感觉新朝在朝儒家的目标努力时，采用的是秦朝的老路。轰轰烈烈的新朝改制，甚至没能撼动秦制最根本的3个元素：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
天下
奇怪的战争
王莽对四方蛮夷的态度，一改之前各皇帝的友好态度。这引发了边境紧张。
乌珠留单于在接受新朝新的册封时，就新的称号产生了一些不满，但考虑到册封的金银布帛很多，勉强接受。但在新朝使团返回时，发现单于的地界里容留了许多乌桓人，这违背了王莽不允许匈奴容留投降的外族人的约定。于是勒令匈奴人退回乌桓人。这也成了压倒双方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乌珠留单于新账旧账一起算，率领军队威胁新朝边境。从此，中原和匈奴多年维持的和平关系，在始建国元年年底终结。王莽的态度实际上来源于儒家今文经学里的“异内外”，即文明和野蛮是有内外区分的，华夏文明就是高于野蛮的夷狄。
在匈奴气势汹汹的威胁下，王莽展示的自己的大手笔，调遣大量军队驻扎边境，准备把乌珠留单于赶到更北边，然而分拆匈奴成十五单于，彻底接决策问题。但是战争机器开动，意味着正常的地方秩序被打乱。边境居民再也没有安居乐业的生活，仿佛回到汉武帝初年。同时王莽调遣军队到边境后，又按兵不动，匈奴那边也只是频繁袭扰，双方没有爆发战争。奇怪的局势就这样维持着。
与此同时，在王莽的强硬态度下，高句丽渐渐脱离新朝控制。西域都护被杀，意味着西域脱离新朝控制。始建国五年，乌珠留单于去世，亲汉的“建制派”掌控实权。王莽派遣使团祝贺，争取结束战争，同时索要汉朝叛逃的陈良等人，以及商谈和亲事宜。乌累单于继位后，通过使团得知自己的儿子在几年前就被新朝报复性斩杀。尽管王莽找了自己的老师陈钦背锅，陈钦自杀。但这瞒不过乌累单于，此后乌累单于依然连年侵扰新朝边境。在这个期间，西域诸国，陆续背叛新朝，投入匈奴阵营。王莽曾派王骏尝试恢复西域局面，未果，王骏被设计杀死。之后彻底失去西域。
终于在乌累单于也去世后，王莽和新朝等待来一次改善关系的机会。但王莽认为匈奴反反复复，要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就需要单于是自己人，能控制就更好。于是新朝邀请须卜当夫妇来到长安，并封为单于，但从此以后就留在长安。本来由须卜当夫妇控制的匈奴右部分裂，更加脱离新朝掌控。与此同时，西南益州叛乱，还有关东的流民叛乱（也就是后来的赤眉军）已让局势糜烂难收。
王莽做了许多准备，却又不打仗，劳民伤财，间接促成了东北、西域、西南边境的叛乱。他到底图啥？答案是“儒家圣王”的功业，天下只能有一个王者，那就是他自己。不是他不想保持和平，但是要按照“内华夏而外夷狄”的秩序来。哪怕儒家改制破坏了经济，但改制的政治仍然优先于经济稳定。
与边境少数民族关系的全面崩坏，是新朝在不具备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建立儒家国际秩序必然导致的结局。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失败，消解了他过去积累的祥瑞。臣民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还要放弃耕作出兵打仗。当流民四起，社会动荡时，人们仿佛又回到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不得休息的状态。从结局看，王莽并没有汉武帝的能力和幸运。
执政手腕
为了保证皇权的集中，王莽设立了类似后世锦衣卫的五威司命，直接听命于王莽，监督上公四辅下的各级官员。同时，由于自己就是权臣出身，再加上自己本就敏感多疑，登帝之后，王莽对权臣就更为警惕。之前提拔的小团体成员，如平晏、王邑就多次受到敲打。中生代高官更是如此，遭受王莽喜怒无常的折磨。甄氏家族、刘歆这些功臣备受打击，晚景凄凉。无疑，王莽在权力收束上成功了，但这是层次不高的政客式成功，不能满足儒家对王者的期许。
诸侯的授爵仪式也能印证这一点。按照最开始的承诺和汉朝的传统，被封为贵族的新贵应该有封国体现。但王莽迟迟没有行动，没有封国，食邑就无从谈起。始建国四年，王莽搞了第一次仪式，但摆了大家一道，长篇大论说完，最后还是没法确定封国，只是给大家每月几千钱的俸禄打发。5年后，始建国天凤四年6月，倒是明确了封国和满意的俸禄，但此时经济形势已经变差，根本没有财力支持。贵族们要么偷偷腐败，要么自寻出路。王莽恢复封建制的失败，不仅是改制理想的破灭，主要是摧毁了他执政基本盘的信息，还加重了精英的腐败。
王莽想效仿《周礼》，达成垂拱而治的局面。即制作好礼乐制度，颁布改制法令，天下自己会变好。这怎么可能呢？白天叫来大臣聊儒家学术问题，一聊一整天，直到晚上再处理堆积如山的简册。同时，把大小事又都揽到自己手里。最终导致了他和官僚体系的龃龉。但实际上，《周礼》并没有否定官僚制度和其体系。对王莽而言，官僚体系的意义不在对帝国的有效统治，而是展示儒家的神圣性。因此他对官僚、地理区划、俸禄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名。在俸禄制度上，王莽非常前卫地使用了类似“绩效激励”、“对口扶贫”的制度，官员的俸禄和地区治理结果挂钩。但他并没有现代企业的数据基础和计算人力，因此这个设想很难落地。他的出发点也是儒家的以人为本。在他看来，各级官僚、诸侯更像是“神职人员”，道德上以身作则最重要。
但维系一个庞大的帝国比他想得要更难，在他那个时代更是如此。周代采取封建制，是因为没有能力中央集权，只能委托诸侯自治，以宗法和礼乐维持忠诚。秦汉帝国演变为中央集权，就需要郡县制度和官僚体系来治理。王莽则抛弃了这些，带来的后果是，行政体制崩坏，新朝的统治体制效率较低直至解体。俸禄无法落实、地方无政府状态，使得在中央和地方都出现离心趋势，对新朝的热情也逐渐减退。
刘秀的道路
刘秀作为皇族后裔，出身于农民家庭，不过家庭条件还可以，叔父刘良还送他去长安上了太学。这一阶段，刘秀的志向就是当一个中级公务员，娶个老家的美女踏踏实实过日子，可见，在天凤年间，新朝天下至少是关内还是相当繁荣稳定的。随着政制崩坏，在天凤四年以后，地方上逐渐出现了一些走投无路的“盗贼”，渐渐演变成义军。王莽认为自己的政策没有问题，都是百姓的锅，没有安抚，采取了剿灭的策略。在频繁改制的压力和啸聚山林的“匪患”下，基层官吏自己都快过不下去了。地皇年间，情况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户口减半，对外摩擦不断，对内出现大量饿死、病死和逃亡。一部分饥民演变成后来的绿林军，一部分琅琊郡的起义军演变成赤眉军。刘秀的家乡就离绿林军不远。
王莽并非不知道局势糟糕，但对内对外都已经过了最佳时机。对匈奴，已经错过和亲机会，只能将错就错；对内，饥民起初愿望并不是造反，只是为了吃饱饭，但王莽坚持镇压，派遣的军队把沿途郡县又破坏了一遍。屡次剿匪下，绿林军反而声势越来越大，无法控制。
在赤眉军那边，王莽寄予厚望的王匡、廉丹军因为王匡冒进被大败，廉丹历战而死，王匡侥幸逃亡。东方战场，赤眉军也胜多败少，逐渐难以阻挡。绿林军这边，刘秀在兄长刘縯和朋友李通的游说下，也加入绿林军的分支舂陵军。而后合入绿林军，绿林军吸收了刘縯、刘秀这样知识水平高且具有皇室血统的精英后，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战略格局。第一次进攻宛城时，绿林军被大败。军心涣散，一度要解散。刘縯借“人心思汉”成功劝说下江兵合入，同时，这种“思汉”的政治倾向和情感倾向逐渐明显。它一方面可以区分敌我，是反莽的最好旗号，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自己的宗室身份。绿林军也因此从乌合之众演变成时代舞台上参与角逐的政治力量。而此时在关东流窜的赤眉军还完全没有政治意识。
政治意识有了之后，政治实体化就很必要了。始建国地皇四年，刘玄被绿林军立为更始帝，意在重新开始。刘縯的舂陵军因为损失惨重，没有和资历更老的刘玄博弈的成本。之后，王莽调遣王邑和严尤的大军围困绿林军的昆阳城，意图扭转局势。由于主帅王邑的轻敌，刘秀在城外求得援军，散步宛城已被攻陷的假消息动摇王莽军心，另外率领奇兵突袭王邑、王寻中军，王寻被杀，王邑军阵形大乱，大军迅速溃败。昆阳大战是古代以少胜多的典型战役。此战成为新朝覆灭的标志性事件，王莽此战后大势已去。而刘秀因此战一战成名，为他后面的帝业起到了很大作用。
昆阳大战的同时，宛城守将岑彭投降刘縯。在绿林军一片大好的同时，刘縯和刘玄的矛盾也公开化了，刘縯在之后被刘玄借故杀死，刘秀韬光养晦逃过一劫。刘縯之死，避免了绿林军的内讧，也促成了刘秀之后的自立。昆阳之战后，关内也开始大乱，邓晔、于匡的军队起兵，军队扩充到两万多人，击溃了王莽在关中的守军和精锐。三辅之内豪杰不断起兵，自称汉将，改用更始年号。王莽已经沦为各路势力的猎物，谁先得到，谁就将获得巨大利益。8月底，各路人马都在长安城下扎营，争先恐后入城，向争抢猎物的狼群。九月初一，城破，占线压缩到未央宫北阙。九月初二，未央宫门被焚烧，汉军攻入。九月初三，汉军攻杀王莽。
内部崩坏
笃信符命
崔发因为会说符命，被王莽封侯。王莽以符命来宣告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在王莽的“五威”队伍里，“五威将帅”专门负责传播符命，类似现在的宣传干部。可以说，符命就是新朝的立国之基，合法之源。扬雄一入新朝，也自愿或被迫地献上了颂扬符命赞美王莽的锦绣文章——《剧秦美新》。文章阐述了秦政的反动，赞美了新朝的正义。
符命和祥瑞在新朝之初，作为合法性来源，允许民间上报。随着符命越来越多，神圣和权威性也在消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王莽下令禁止民间上报符命。这就离谱了，符命本就是上天所降，凭什么朝廷能禁止。但畏于威势，献上符命的人还是作鸟兽散。随着时间推移，王莽小团体里的成员逐渐被王莽疏远，其中包括甄氏兄弟，甄邯和甄丰。甄邯大概开的比较开，正好告别案牍劳形。甄丰就不一样了，觉得自己为王莽称帝也立下了不少功劳，憋着一肚子气。于是和儿子甄寻琢磨出了一个危险的法子——用符命操纵皇帝。甚至拉上了刘歆的两个儿子、王邑的弟弟、刘歆的学生等等。第一次冒险献符命求官，不只是王莽相信还是伪装，居然爽快接受了。甄氏兄弟于是大胆的第二次上符命，想和王莽的女儿黄皇室主联姻。王莽大怒，将相关人一概诛杀。扬雄也差点被牵连。这场大案重创了王莽的执政班底，弊大于利，从此新朝的权力只在皇帝一人手里。百姓对新朝的热情也被一头浇灭。刘歆失去了2个儿子，更为震惊。从此和桓谭一起，逐渐远离王莽。
悲剧家庭
王莽的家庭内部也都是悲剧。
王莽之前就逼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王宇和王获，自己的女儿黄皇室主因为丈夫被逼死和自己关系也不好。可以说王莽是家庭的暴君，家庭的仇人。王莽为姑妈王政君在生前建的宗庙，也因为她丈夫汉元帝的元帝庙被罢祀，惹恼了王政君，弄得不欢而散。始建国5年，王政君以八十四岁高龄去世。她长年处在皇室至尊位置，但极度缺乏决断力，优柔寡断，使她成为王莽最好的工具人。
始建国天凤五年，王莽的孙子王宗因为天子衣冠的自画像被告谋反，王宗正是王宇的儿子。这可能只是15岁少年的“中二病”。被发现后，王莽下令严查，王宗自杀，牵连不少。皇太子王临渐渐生成弑父的念头，甚至告诉了自己私通的对象——王皇后的侍女原碧。地皇元年7月，王莽因大风剥夺了王临的太子之位，王临惶恐不安，前往封地洛阳。地皇二年，王皇后去世。王莽因王临给母亲的书信生疑，调查皇后身边的侍女。原碧透露了王临的弑父想法。王莽受到了巨大冲击。王临得知此事后自杀。王临的妻子，刘歆的女儿也随之自杀。从此以后，刘歆对王莽最后的一丝崇敬、好感、旧日情谊也荡然无存。王莽的最后一个成年的儿子王安，也在王临夫妇自杀这个月病死。如果不算私生子女和第三代，第一家庭只剩下王莽自己和一个快疯掉的女儿。这都是他贪图圣王幻象的结果，他自认为是道德伦理的终极裁判，不允许子女的一点污点。世间帝王，能在精神状况良好时把继承人杀光的，实在很少。此后，王莽又欲组建新的第一家庭，全然不顾内忧外患和新朝已摇摇欲坠。
登仙之路
每个皇帝都有登仙之心，王莽也一样。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王莽一味求仙，寻找安全感，整出了许多幺蛾子，灾异依旧不断。这个阶段，刘歆、扬雄、桓谭这些老同事早已疏远。天凤五年，扬雄去世，桓谭为扬雄建了祠堂。王莽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总之他忙于在始建国地皇的新年号前制作新礼乐，没空表示些什么。在王莽劳民伤财、大兴土木，想让自己基业永固时，沉寂已久的思汉念头也在民间兴起。王莽在登仙之路中迷失，他的理性严重丧失。
末路
在地皇年间，有人借天象劝王莽退位，王莽当然不会如此，但也没有杀掉他。与此同时，他还在用立新皇后来表示自己依然握有天命。至少直到3月间，皇帝对关内的控制还算稳固。不过这种局势很快恶化。
地皇四年六月，亲信王涉对新朝丧失了信心，和西门君惠联合谋反。两人还拉上了大司马董忠，甚至还想拉刘歆仅剩的一个儿子刘叠，被刘歆拒绝。而后事情败露，相关人被杀，王涉和刘歆自杀。刘歆的儿子刘叠因为不知情幸免于难。一个是堂兄，一个是旧臣，连他们都要谋反。可见王莽已经被很多人抛弃。
刘歆死后，朝廷里已没有几个旧人，新补充上来的人都是平庸之辈，没有作为。在王莽惶惶不可终日之际，更始军已包围长安，王莽最后的部队“九虎”，因为家人被当做人质，加上赏赐很少，感到不得信任，都没有斗志，在华阴一带被迅速击溃。十月初一，长安城门被攻破。初二，未央宫门被焚，黄皇室主在火中自杀，更始军攻入王宫。王莽拒不投降，和亲信逃至渐台。在汉军看来，只要能活着冲进去，斩首夺旗，立下大功，这辈子就能荣华富贵，甚至青史留名，因此无不奋勇作战。到下午时分，一个叫公宾的校尉发现了小兵抢下的王莽的印绶，最终找到六十八岁的王莽的尸体，斩首示众，士兵们争抢王莽的尸体，几乎将其剁成肉泥。后来公宾被更始帝封为滑侯。汉末皇太子刘婴被从软禁的地方释放，他已经十九岁了，几乎不会说话。诸将将人头送到宛城，更始帝要用它向天下宣告自己赢得了天命。
余韵：孔子为汉制法
王莽死后，各地守军大多陆续投降，小团体仅剩的王匡哀章被杀。严尤陈茂在汝南兵败被杀。更始帝在洛阳招降了樊崇率领的赤眉军，同时派遣刘秀去河北招降，刘赐去长安主持局面，修缮宫室，自己暂留洛阳。刘赐到达长安后，也许是担心局势不稳，把投降的新朝旧权贵统统杀掉。更始二年，刘玄入主长安，局势看起来逐渐稳定，更始帝见刘秀招降纳叛，是时候召回避免尾大不掉了。
不过刘秀却并没有回归长安的意思，甚至击杀了派来的幽州牧。放眼全国，天下似乎又回到了王莽灭亡前的缉拿，关中吏民发现更始帝贪图享乐，没有作为。隗嚣的前军师方望拥立刘婴为天子，后被镇压，方望刘婴被杀。更始三年，赤眉军入关，打败更始军，在方望的弟弟方阳建议下，拥立西汉城阳景王的后裔刘盆子为皇帝，至此总算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同月，刘秀即位，改元建武，对绿林军和赤眉军的火并坐山观虎斗。长安在这场灾难里几乎毁坏殆尽，刘秀而后在洛阳登基。
秦皇汉武在如今看，是无比辉煌灿烂的名词，但回到当时，秦皇汉武的局面实属危局，严刑酷法，苛捐杂税，战争频繁，民生不堪重负。王莽凭借对儒家理想的鉴定承诺得到支持受禅为帝，但之后推行政策，只有几个结果：
- 不成功的改制，如王田制、私属制，这些是会有实质性缓解社会矛盾的，但最早宣告失败，反之一些无关紧要的改制，如改名等却强行推行实现
- 再早了秦皇对内统治的格局。后世朝代的中国制度基础，多少逃不开秦制的三大特征：编户齐民、严刑酷法、文法吏。但程度有深有浅。王莽推行改制，却是极端的统制思维，将西汉相对宽松的律法变得严苛。
- 再造了汉武帝与四邻的紧张关系
但王莽根本没有秦皇汉武的政治能力，也没有他们的时运、人才，自然无法驾驭上面带来的危局。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政务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这也是儒家的一大软肋。这也恰说明，儒家的功用不在现实，而是理想。在于批判、驯服君主。
刘秀是西汉皇族后裔，东汉从血统上说，是西汉的延续。但刘秀其实是个“新朝人”，就像刘邦是“战国人”一样。他和皇朝身上都有很多新朝的影子。首先，刘秀本身喜欢钻研儒家学问，他身边也不乏儒生出身的官员将领。他的皇朝不仅像新朝一样标榜儒家，还牢牢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
谶纬是第一个新局面，刘秀本身对谶纬深信不疑，就像王莽对符命一样。犹如符命是新朝的“基本法”，谶纬也是东汉的立国基石。包括刘秀定都洛阳，也是按类似的谶语来的。礼乐是第一个新局面，东汉延续了新朝时的设计，如封禅、宗庙、郊祀等。经学是另一点，东汉建立不久，延续了西汉的经学博士设置，排斥王莽时期的古文经学，但王莽、刘歆对古文经学的推崇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在民间，古文经学和今文各行其道。
王莽给后世留下的遗产，不止体现在东汉一朝，表面上，王莽作为第一人，开辟了“周公——尧舜”模式的禅让之路实现合法的权力交接。这是王莽留给后代“篡位”帝王们的礼物。另一个是民意，王莽之后的帝制中国，以祥瑞、灾异等为载体的民意变得愈发微妙。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儒学。王莽即位，是儒家不依靠军事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改朝换代的一次“光荣革命”。但同时，新朝的失败也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自此，儒家再无胆略和机会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迭之类的宏大议题。于是，在东汉，儒学逐渐沦为政治的修饰物，就像“霸王道杂之”一样。在后世，受到道家等影响，从政治哲学演进为玄学和义疏学。在宋朝，分为朱熹、陆九渊两支。这个时期，儒学从汉朝的宫廷政治哲学，以变成自下而上的个体、家族、社区的民间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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