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透纸背，深入浅出，读起来酣畅淋漓，令人手不释卷。它并非《祥瑞》里偏翔实叙事的风格，更像《翦商》里结合实证的分析推测，但又要更严谨，结论也更站得住脚。读起来像是在看一本浅显版的断代史论文集，在看到东晋门阀政治形成、发展、特征的同时，不仅让你看到背后为何是有这样的发展脉络，也能从史籍故纸堆里挖掘出新的有价值的观点。全书以门阀政治为脉络，介绍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北府刘宋、司马皇室的兴衰，在其中也将东晋江左政权形态的演变以管中窥豹的形式呈现出来，是一本不容错过的讲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书籍。本书功力之深厚，可见作者田余庆先生治史之严谨。
全书偏重介绍东晋独特的门阀政治格局，并非全面的东晋政治史，下文也是以江左几家侨姓世族的兴衰为线索串联。
琅琊王氏 —— “王与马共天下”
琅琊王氏的兴衰
西晋诸王和王国士人
琅琊王氏诸兄弟与晋琅琊王司马睿，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结成密切关系。王导以他在司马睿左右的特殊地位，艰苦经营，奠定了东晋皇业和琅琊王氏在江左的根基，从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从而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王与马共天下”，不再指裂土分封的关系，而是指权力分配、尊卑名分上不同于一般君臣间的关系。晋元帝司马睿和琅琊王氏间，因为历史和地域的特殊关系，形成了相固结的特殊关系。
司马睿作为琅琊王，在其封国内和琅琊国内士人交往，形成比较牢固的历史关系，本就是当然之事。另一方面，在司马睿之祖司马伷徙琅琊王时，琅琊国内最显门第就是临沂王氏。王氏宗室名士辈出，声名显赫，本就不待琅琊王的辟举，反而是琅琊王需要结交琅琊王氏，以广声誉。因此，王、马关系更像是以家族和政治利益为基础长期发展而来的政治同盟关系。“共天下”云云，并不是静态平衡，而是动态平衡。晋元帝忌惮王氏家族太强，意欲培植亲信势力，就遭到王氏家族的强烈反对。在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时，以恭谨出名的王导甚至也站在王敦一边。
总而言之，琅琊王氏王导、王敦两兄弟和司马氏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格局的开端。
司马越与王衍
琅琊王司马睿和王氏结合的历史渊源向前可以追溯到八王之乱里司马越和王衍的结合。八王之乱中期，成都王司马颖夺得继承权，在邺城控制住洛阳的晋惠帝。从血缘关系上讲，东海王司马越是司马懿弟司马馗之孙，相比司马颖是晋惠帝兄弟，关系可谓疏之又疏。就连八王之乱里起事，司马越也是最晚的。不过在荡阴战后司马越连同幽州刺史王浚攻邺，司马颖、晋惠帝和一众宗室悉数入关。广大关东地区没有强藩控制，东海王得以趁此机会迅速扩张。
司马越既然没有皇室近亲的名分，政治号召力有限，自然要联络关东的士族名士，借助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扩充自己的势力。在大多士族避乱隐于山林的背景下，夙有盛名的王衍被司马越看中，两人开始密切合作。虽说在当时玄学清谈的风潮下，王衍不能免俗。但他仍有入世之心，从他的女儿和贾充之孙、皇室太子的政治联姻上，也能看出他想在政界活动的目标。他和司马越在西晋末年，除了曹总换地、剪除异己、羁縻方镇、应付叛乱外，没什么其他作为。两人各有图谋，司马越为王衍家族提供权势官位，王衍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此时二人已经有“王与马共天下”的早期雏形。
司马睿由于父亲在荡阴之战中被司马颖杀掉，投到司马越一边。在司马睿收到司马越命令为他看守后方时，司马睿也邀请王衍从弟王导为司马，委以重任。从而从司马越和王衍的关系派生出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的关系。主要的不同在于司马越喝王衍的关系中，掌握实权的还是司马越，而司马睿和王导在徐州组合时，王导占据主导位置。毕竟此时，司马睿还只是籍籍无名的宗室成员，而王导已有政治阅历和名望。之后，司马睿和王导受命过江，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倒并不是为江左南逃做提前准备。司马越、王衍势力的地方色彩很浓，无意南渡，这也为司马睿、王导在江左独立经营提供了空间。之后北方刘渊、石勒攻入洛阳，司马越东逃时病死，王衍被石勒追上杀害。皇族被诛杀殆尽。
由于皇族所剩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傍有号召力的琅琊王导。这样“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初步形成。
格局形成
永嘉元年（307），司马睿和王导南渡建邺，在西晋灭亡后，江左的东晋政权又维持了一个世纪。南渡一事，并不是在北方异族侵入局势大乱后匆匆决策的。而是一群人很早前就反复谋划的。有王旷、王导、王敦出谋划策，司马越、王衍下定决心。司马睿在南渡一事上，很可能只是被动行动，无决断权。可以说，在过江之前，王与马共天下的条件就形成了。
在八王之乱后期，江南士族意识到需要一位孙策一样的人物来维持江南安定，保障家族利益，于是从江北找来陈敏。可是陈敏渡江后想独霸江北，排斥士族和晋室势力，最终遭到消灭。陈敏被消灭后，一方面，王马意识到需要强藩出镇，另一方面，江南士族也做好准备迎接强藩。司马睿和王导因此得以在南士默许下过江建立政权。在这样的政治合作氛围下，渡江后首要的事就是笼络士族，维护门阀士族利益。
永嘉南渡后，王导王敦始终占据中枢地位。纵使王氏家族内也有流血争斗，但直到庾氏家族兴起，琅琊王氏维持了二十余年的“王与马共天下”局面。这期间，王敦甚至想废晋明帝立东海王司马冲，完成政权向自己手中的过渡。在西晋时，只有宗室才是权臣，士族名士需要依附于他们才有作用。到了东晋，士族名士本身就是权臣。宗室反而要仰食于他们。王与马的结合之后还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这一影响是深远的。
关于“不与刘、石通使”
关于钱大昕强调晋人“不与刘、石通使”，除了所谓民族气概之外，也有不得不然的历史原因。五胡乱华的原因是胡族社会百余年来的封建化、农业化和内部迁徙，再叠加西晋的政权混乱。八王之乱后，司马颖和同一阵营的刘渊（匈奴）、石勒（羯）占领两京，成为胜利者。司马越的阵营则在江左稳定住局面。司马越和司马颖的对峙转变为东晋和刘、石的南北对峙。所以，江左的“不与刘、石通使”有这一矛盾的关系。在胡族内，鲜卑、乌桓支持的是司马越，因此五胡内部也有矛盾。从这个角度看，五胡乱华的直接原因是胡族统治者分别参与西晋统治者的内乱。司马睿登基时，也得到北方抗拒刘、石的人物的支持，如刘琨、慕容廆、段匹磾等。后来成为东晋江州刺史的温峤就是刘琨的姻亲。除此外，东晋也还在和鲜卑拓跋部保持结交关系。直到后期刘宋才断绝。
除了上面的阵营对峙原因，还有其他2个相对没那么主要的原因：
- 当时北方刘、石势力咄咄逼人，通使求和并非易事
- 刘、石在北方还需要对付内部的各种反对势力，以及部族内部无穷无尽的权力之争，也没空顾及江左，也因此暂时还没有对江左形成严重而持续的军事压力
- 需要团结和抚慰南来的士族流民之心，维护政权合法性
不过，虽然豪言壮阔，但王导、司马睿等人并没有一匡九合的抱负，所急的是在江左稳定基业，不以中原为念。终司马睿、王导之世，他们未尝发起北伐，在抵御刘、石上是消极的。
高平郗氏 —— 郗鉴和京口
郗鉴和京口的重要地位
引子
东晋门阀政治是门阀士族在不断的斗争中发展，同时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而这其一是皇权不振，司马睿得位先天不正，靠的是际遇，而非法统、实力、功劳。另一是士族专兵，王敦是始作俑者。每家士族为了门户利益，都力图挟持天子。东晋天子只有在各家门户利益均衡、地位平等的条件下才能自存，因此也尽力维持这种平衡。可以说东晋朝廷得以维持，郗鉴在早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郗鉴与流民帅
高平郗氏在士族阶层并不属于很显赫的门第。郗鉴在早年曾在东海王司马越手下江统下。洛阳沦陷后，并未南渡，直到被石勒侵逼，才辗转渡江。直到被纪瞻保举，才入朝为尚书。郗鉴南渡时，王敦叛乱已开启。王敦在京都打压流民代表刘隗、刁协，甚至计划篡夺东晋政权，但遭其他士族反对。明帝即位后，王敦准备再从武昌起兵。于是，明帝征郗鉴镇合肥，借助流民势力作为外援。此时，郗鉴已逐步卷入士族门户斗争的漩涡中，成为日渐重要的人物。
明帝时期，东晋兵力是十分困难的，除了拥兵的士族强藩，如王敦、陶侃、温峤、祖约（祖逖之子）外，东晋兵力寡弱。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征发流民。在北方大乱的背景下，流民大量南来，晋元帝起就采取附籍入主等策略，便于征发流民。这也是为了限制南北大族荫占流民，王敦便以此为口实起兵。明帝借助的是麇集在江北、淮域的流民集团来反抗王敦，郗鉴本人就是流民帅。由于流民帅多少有私兵性质，东晋朝廷一方面不得不重视，一方面又不敢大胆使用，因此，大多委任将军、刺史等名号，划分江北地盘，羁縻在江北。同时流民帅也和东晋朝廷互相猜忌，不愿脱离自己的部属和集团贸然过江。
郗鉴便起着流民帅和朝廷之间的缓冲作用。在他的谋划下，苏峻、刘遐、郭默等得以进入东晋政治领域。郗鉴能得到晋明帝这么大的信任，帮助引流民帅势力灭王敦，获得成功。和几方面有关：
- 郗鉴有一定门户背景和社会地位
- 郗鉴与王敦势力没有瓜葛
- 郗鉴持重能够效忠朝廷
不过，引入流民帅也带来了一些不利于朝廷的影响，苏峻而后骄傲自负，不服朝廷和祖约一同叛乱，刘遐死后亲戚郭默亦叛，都遭灭。
郗鉴与王导
郗鉴南渡后，在纪瞻的帮助下，得以迅速进入建康朝堂。对朝廷来说，郗鉴可为己用，但毕竟是流民帅，要谨慎对待。对郗鉴来说，虽然帮助朝廷平定了王敦之乱，但也不能脱离随他南来的兖州流民群体，否则将失去依靠。在南来时，王导并不是没有警惕的。微妙的关系，紧张的形势，需要郗鉴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对琅琊王氏的态度。从之后他的行动看，郗鉴总体是保持中立的，支持东晋，不赞同王敦的无君之心，但同时也没有党同戴渊之辈和王氏为敌，宁愿折冲于士族之间，维护政局稳定。
成帝于325年即位后，庾后临朝，庾亮作为国舅地位迅速上升，朝廷里，庾王矛盾成为政局主要矛盾。庾、王家族在元帝时期共同利益甚多，矛盾还不显著。在明帝时期，因为王敦叛乱，对王氏家族抱有戒心，更袒庾，但不纵庾。此时庾王矛盾还不成气候。到成帝即位，庾氏兄弟羽翼已成，庾王倾轧就公开化了。在这种气候下，针对庾氏专政，王导、郗鉴两家出现了政治联合。郗鉴选中王导侄王羲之，嫁女于焉。郗王联姻是成帝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时过境迁，家族间就渐去渐远，甚至出现嫌隙。
执政的庾亮一意孤行征召苏峻入朝，酿成苏峻动乱。乱平后，不得不引咎出镇豫州刺史，中枢权柄落入王导之手，此时郗鉴屯驻京口，以军事实力支持王导。庾亮镇豫州次月，温峤死，刘胤继为江州刺史。刘胤和温峤背景相似，既无门户影响，也无军事实力，照理应该做好陶侃荆州和下游庾王的过渡，但刘胤因“不恤政事”，被郭默起兵诛杀，旋即又被陶侃起兵讨平，自此陶侃兼有荆江两州。此事中，流民帅郭默在江州滋事，本欲利用上下游之间的矛盾，以图获利，却破坏了江州的缓冲地位，使之成为此后上下游的争夺目标，另外，陶侃夺得江州后，侵犯了王导和庾亮的利益，之后坐上游做大，势必产生和王导、庾亮更多矛盾。
陶王矛盾与庾王矛盾
陶侃、庾亮两次意欲起兵废黜王导，都遭郗鉴拒绝，维持了这一阶段东晋政局的稳定，使得苏峻后暂未出现内战。王导在朝内也谨慎行事，在庾王对峙最紧张的时候，小心求得利益均衡，保持相安无事的状态。在外，王导主要依赖的还是京口屯兵的郗鉴作为军事上的支持。
第一次陶侃发兵的谋划（330）遭郗鉴反对，庾亮从中斡旋，从而未成。庾亮不充分支持，因为庾、陶二人在温峤还在时就存在矛盾，赖温峤弥合，得以共平苏峻，苏峻乱平后，陶侃坐居上游，对庾亮和王导持续施加压力，庾亮作为毗邻江荆的豫州压力更大。这么看，庾亮的反对也有自保的考虑。陶侃晚年考虑到毕竟非士族，为了留条后路，主动逊位，推荐庾亮代镇江、荆。不过陶侃死后，庾亮还是蓄意消灭了陶氏后人。庾亮代镇江、荆后，从芜湖移至武昌，王导也暂释重负。借此机会，调遣郗鉴部属，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335年，成帝成人后，王导还是没有归政于成帝。庾亮意欲废黜王导，郗鉴依旧反对。庾亮忌惮郗鉴背后的军事实力，未敢轻举妄动。庾王的倾轧在咸康五年（340）7月到咸康六年（341）1月，王导、郗鉴、庾亮相继死亡后，终于宣告结束。苏峻乱平后到桓玄叛乱，江左相对安定了70年，遂得以抗拒北部胡族，郗鉴起的协调作用是巨大的。
京口的经营
京口作为东晋的重镇，发源在郗鉴。在引流民帅平王敦后，郗鉴得以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兖州刺史，而后加刺徐州。在苏峻起兵后，温峤、桓彝、三吴不顾庾亮禁令起兵卫帝室，只有郗鉴不同，他小心从事，不敢妄动，直到苏峻渡江、庾亮出逃、陶侃东下后，才誓师表示效忠东晋，从广陵渡江，渡江后不据守京口，而是听陶侃调遣。可见郗鉴十分清楚在苏峻之乱中需要谨慎从事，不能授人以柄。陶、温、庾联军中，郗鉴军专注东方。东方战场的形成，和三吴地区的历史战略地位有关。王导协助司马睿协调侨姓士族利益时，三吴士族也进入东晋统治集团，没有形成独立于侨姓士族的政治力量。在江左的政治纷争中，三吴士族也往往分成两个部分。东晋若能牢固控制三吴，就能把它作为战略后方。郗鉴都督东南八郡就有这样的战略需要。
三吴的重要还有经济上的原因，建康以下的粮食供给、军队给养，都需要三吴。会稽由于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南北对峙中相对安全的位置，成为了三吴的腹心。出任会稽都督的也都是有权有势的人物。从会稽到政治中心建康的重要交通方式是水路，各条水路的转运枢纽就是京口。京口虽然有此重要地位，但在魏晋时期，这一代还是很贫瘠的地方，荒无人烟。直到西晋末年，大量流民来此安置。士族中，范阳祖逖、渤海刁协、颍川庾亮等也都在此安居。北府军诸将出身京口者亦甚多。为何流民们会选择这样的荒凉地方呢，原因有：
- 晋陵地广人稀，不会和吴姓士族利益冲突
- 北方零散的流民，一般只是想找一个接近北土的地方临时停留，以便有朝一日返回故土
- 流民资财匮乏，人力寡弱，无力再到更南的安全地方
- 京口、晋陵一带在江南东隅，胡骑难以到达，较为安全
京口在郗鉴经营下，起到了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的作用。京口在手，军事威慑减少建康的变局出现，即使出现，也还有扭转的机会。刘裕自京口驱逐桓玄就是证明。在孙吴时期，门阀已经形成，陆氏家族盘踞荆州数十年之久，但建业并不依赖京口与上游抗衡，皇权有压倒性优势。东晋时期京口的重要性和门阀政治有密切关系。
郗鉴死后一年内，王导、庾亮也去世，各自家族依旧在发展，也影响着政局，但三个家族的后人再未出现像他们一样的人物。郗鉴遗表逊位，托付给郗迈，其子郗愔因“冲退”出世，未得郗鉴传位。郗鉴荐蔡谟为徐州刺史镇京口，因其笃慎。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庾亮借北伐之名削除异己。在东晋一朝，主张北伐者往往心存不测，或力不从心。直到刘宋时门阀士族丧失兵权，情况才得以改变。从郗鉴经营起，到桓温从郗愔手里夺权，郗氏家族支配京口、晋陵地区长达四十余年。在郗氏势力不在后，京口重镇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谢玄在京口组建了关系淝水之战的北府军，刘牢之据京口镇压农民暴动，刘裕据京口平定桓玄之乱。
总结
东晋士族门阀间的斗争主要通过争夺朝廷势要以及方镇体现。郗鉴的努力，使士族间的权力平衡得以维持，门阀政治得以持续。之前说过东晋门阀政治主要由于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而郗鉴虽未进入朝廷的主中枢，但通过维护司马氏皇权、抑制过分强大的士族门户达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尽管他在东晋没有什么轰动的事迹，他的家族也并未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但他在东晋翻云覆雨的门阀政治里，不操权柄，无竞于朝，久任京口，已做到足够建树。
颍川庾氏 —— 江州之争和陨落
庾氏家族的长期积累和迅速衰落
庾氏兴起
颍川庾氏，兴与魏晋之间，祖上最早和追溯至汉桓帝时期庾乘被征辟。按晋代时尚，旧时儒学大族若不转习玄学，是难以为世人看重的。庾氏家族若要使门户光大，就必须完成由儒入玄的过程。这一步骤开始于庾峻子、庾乘曾孙庾敳。颍川庾氏家族在庾敳时期，兄弟辈飘零四方，消极处世，不足自存。庾敳兄弟行辈有庾衮、庾琛，庾琛、庾亮父子并非随司马睿步伐南来求官，而是客居会稽避难，在会稽应征辟入朝。这和琅琊王氏麇集在建康的轨迹是不同的。
庾氏在江左的兴盛和家族历史地位关系不大，而主要由于庾氏的皇室联姻家族关系以及庾亮在儒玄中的个人素质。庾亮不同于其他不拘礼法、不经世务的士族名士，他能够保持玄风，好谈玄学，又不废礼教。这种个人素质，再加上本人妹妹又是太子妃，庾亮被晋明帝看重为平衡王导势力的一大原因。此时庾亮还在磨炼，来得到门阀的普遍认可。在这一时期，他的表现主要有：
- 不支持朝廷用刘隗、刁协等近臣势力制约琅琊王氏，意欲维持门阀政治局面
- 力抗东晋宗室和其他外戚，维持庾、王等士族的政治地位。在明帝末期，欲培植宗室势力，此时王敦之乱刚过1年，王导实力尚未恢复，是庾亮以帝舅的身份扭转了局面，使门阀士族获得对宗室诸王的胜利。可见，东晋门阀政治发源在琅琊王氏，巩固在颍川庾氏。在维护门阀政治这一点上，庾氏和王氏的立场是一样的
- 和王导采取一致立场，对抗以卞壸为代表的礼法旧族势力
- 企图解决引流民帅平王敦的后遗问题，打压苏峻、祖约
总体来看，在这一时期庾亮意欲维持门阀政治，他压制住了皇族宗室、礼法旧门、流民帅等其他势力对统治权力的控制。最终庾王合力，使皇权屈服，让宗室诸王成为不起作用的力量。但是门阀政治的格局巩固后，门户间的矛盾就作为东晋历史的新主题反复出现。
庾亮出都后的政治形势
咸和四年（329）苏峻之乱平定后，庾亮引咎出都，以豫州刺史屯驻芜湖，与王导相持。此时，上游的温峤、陶侃因为门第低微，势单力薄，长期看不构成威胁。从日后看，庾亮的确是在温峤和陶侃死后屯兵了江、荆二州，势力日益强大。画江而守时东晋对付北方威胁的国策，东晋兵力此时主要部署在江淮间和江汉间，退兵的极限就是长江。江北弃守后，长江天堑暴露在敌人眼前，江南就会陷入危险。因此长江沿线在东晋时期就尤为重要，长江上游地理上的顺流而下，就可以转化为军事上、政治上的优势。
在孙吴时期，尽管陆氏家族长期镇守上游，抗击强魏，但荆、扬还是在朝廷的牢固控制下。到了东晋时期，一方面皇权孱弱，同时江州的发展程度也超过孙吴之世。江州多流民、丰谷粮，出于荆、扬州的中间过渡要冲，军事地位也很重要。因此在庾王冲突中成为必争之地。
江州之争
庾王在对江州及其上下游的争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庾亮出镇同年，温峤死，地入陶侃之手。咸和九年（334）陶侃死，庾亮得以兼并荆、江、豫三州，把控住上游，但也因此远离的内朝。王导在朝内占据优势，335年，石虎入侵，王导借机调兵遣将，完成了对豫州周边要地的占领，并任王允之改镇芜湖。在石虎危机解除后，并未撤回兵力，这一波部署是王导对庾亮的还击。王允之就是这次反击的代表人物。局势因此紧张起来。
咸康五年（339）庾亮调遣其弟庾怿进驻江州治所寻阳的上游半州（今九江西），用陈嚣兵代替庾怿军，来对付下游王氏家族的势力扩展。而后在庾亮的操作下，庾怿得以监扬州四郡庐江、历阳、安丰、宣城以扼建康。这次反击迫使王允之退出建康上游的夹江四郡。琅琊王氏处心积虑夺回的豫州和扬州四郡，就在这次反击中重回颍川庾氏之手。
庾亮死于咸康六年（340），王允之这才得以继任江州刺史的位置，进入江州。庾亮弟庾冰继王导为相。庾王之争仍在继续，不过矛盾转为暗流。后庾怿欲毒杀王允之，事破，庾怿被迫自裁。但江州出现新的变局。咸康八年，成帝死，成帝弟康帝即位，委政于庾冰、何充。士族门户间的斗争还在继续。何充因并非一流士族，暂时没有坐大的危险，又有外戚身份，得以参政。之后因与庾冰的摩擦，知难立于朝，请求出镇京口。
王允之之后欲将江州交给王导之子王恬，避免被庾冰安排到偏远的郡落。庾氏不许，王允之被迫受调去会稽，江州又落入庾氏之手。但未等庾冰安排妥帖，咸康八年，后父褚裒求官外镇，因曾出守豫章，得以居江州的位置，庾氏功败垂成。翌年，庾冰效法庾亮出都，外出为都督，强硬地又夺回了江州。
王允之是琅琊王氏企图用武力维护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琅琊王氏虽然还人才辈出，香火不衰，但基本上靠祖宗余荫，能影响政局的人一个也没有了。而颍川庾氏在桓温得势和打击后，也很快催折。实际上，庾冰居江州仅一年。庾冰死后，江州之争依然发生着。朝廷在庾冰死后以谢尚为江州刺史，因庾翼抵制未能如愿，翌年庾翼死，江州再度易手。淝水之战时，桓冲、谢安代表的两个门阀士族也出现了江州的争夺。
襄阳的经略
庾氏兄弟在上游借北伐之名的经营，没有让庾氏门第延绵久远，反而成了龙亢桓氏的基业，让其得以迅速在上游崛起，取代庾氏。不止庾氏、王、陶氏也是借北伐之名，牢固控制襄阳和上游势力。咸和五年石勒部将郭敬占领襄阳，而后被桓宣收复并驻守。这个地方是边将防守要冲，桓宣在襄阳时，治绩颇受称道，是襄阳一带最有影响和实力的人物。庾氏兄弟在荆州扬言北伐，意在调动桓宣，桓宣而后兵败被贬，忧愤而死。庾翼以其子庾方吞并桓宣部曲。庾氏对桓宣的敌意，一在襄阳的战略地位，二是士族人物不放心流民帅的偏狭心理。
桓宣志在抗胡，久在疆埸，不求权势，在东晋势力中无所依傍。庾氏和桓宣的关系，就像下游一样。在士族看来，流民可用，流民帅不可。当权的士族和有兵的流民帅的联合以及斗争贯穿了整个东晋政局。庾翼抢夺下襄阳几乎同时，庾冰出镇京师，占据江州刺史。颍川庾氏发展到顶点，只是由于京口还在朝廷掌控下，而庾冰、庾翼又相继死亡，局势才缓和下来。颍川庾氏衰落发生得很迅速，他在琅琊王氏和谯郡桓氏之间，起于外戚，无功晋室，而又措置乖谬，和王、谢家族不同。庾氏的地位不能比肩王、谢是可以理解的。
谯郡桓氏 —— 桓温先世和桓温北伐
桓温先祖推测
桓玄和桓温对于先世都似乎隐而未发，最多上溯到桓温的父亲桓彝。而桓彝父亲桓颢之上则含糊不清。谯郡桓氏先祖是东汉大儒桓荣，和《桓玄传》中云“曾祖以上名位不显”不符。作者推测桓氏的第六世的主要人物桓范因涉曹爽之狱，桓氏成为刑家，因而在逃子孙力图隐藏桓氏家世。本章内进行了细致的考据，从桓范的郡望及其他旁证的给予了支持。最终得出结论，谯郡桓氏自桓荣一下五代，皆显赫。直到第六世桓范疑为桓典之子，死于曹爽嘉平之狱，家族诛夷甚广。桓氏第七代桓楷受到株连或死或逃，史籍无闻。桓楷的儿子桓颢出仕西晋，门望和官位平平。出此原因，桓氏后人在求官时不愿上溯到先辈事迹。
桓彝事迹
桓氏因祖上牵涉敏感事件，只好改易家传事迹，因此《桓彝传》多不实之词。桓彝在南渡前并没有传中所说是中朝名士，大概率是默默无闻。桓彝层在八王之乱时反对赵王司马伦的义举，但在之后司马越、司马颖之争中无所依傍，未得在司马越中列入名号。在南渡后，由于还未得到王、马的信任，只能官居荒县，可见南来时的势力低微。
南渡后，桓彝和昔日元康名士走动甚多，有意附庸文雅，跻身名士之列。从久远的门户地位看，桓彝的这种留心时用，志在立功，求得上升路径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直到明帝王敦之乱时，桓彝才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因平乱之功，桓彝和郗鉴都得以进入较高的政治层次。而后在苏峻之乱中死难更是扩大了桓氏家族的影响力。
桓彝南渡时，家族势力势单力薄，因此他们立功江左之时，并没有像王、庾、谢氏家族一样，有众多兄弟分居朝廷内外，相互支撑策应。在桓温诸子独立前，桓氏家族在江左一直是势单力孤的。江左士族门阀也一直不以士族视桓温，在桓温功高震主后，家族地位甚至也没有根本改变。太原王氏、陈郡谢氏人物都贱称桓温为兵。
永和政局和永和人物
永和时期是东晋政局中难得安定的十余年。桓温也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安定局面的内外条件在于：
- 外部，石虎死后赵石氏盛极而衰，对南方压力大减
- 内部，庾翼死后颍川庾氏势力骤衰，江左士族暂时没有哪一家有足够实力立即替代庾氏的空间
永和初期，方镇势力主要是占据徐、兖的皇戚褚裒和占据上游荆、梁的桓温。此时豫州在支持朝廷的谢氏手里，局势看似平静。桓温因父桓彝取得了与司马氏休戚与共的地位，他同时又是成帝的姐夫，和庾氏有亲属关系，又能得到朝内中枢何充的支持。何充先是在自己从徐州入朝时，制定桓温接任徐州刺史，这是桓温的第一步；而后，在庾翼死前，曾托付朝廷将江州此时的位置传给次子，但何充不允，提携桓温镇荆州。何充死后，会稽王司马昱继承了何充的安排。逐步发现桓温力量逐渐滋长后，开始不好控制。
桓温早就对荆、梁和徐、兖之间的江州、豫州摩拳擦掌，意欲控制。但豫州终永和之年，都被陈郡谢氏牢牢把握，在升平三年（359），桓温以兵败废谢万后，仍没能立马染指豫州。同样的，江州在王允之死后，王羲之、徐宁等人独有出任，桓氏也迟迟未能把江州控制到手。作者猜测这个时期，桓温意在选取可以缓冲上下游又对自己没有威胁的人物，如王羲之。在永和年间，桓温自出镇荆州后，向下游发展一直不算顺利。直到太和四年，桓温借北伐的名号，调走徐州的郗愔，镇压豫州的袁真，才破坏掉长期保持的稳定局面。
因此，在永和的安定局面下，沉浮其中的士族名士才得以较为闲适，留下许多闲闻轶事。永和名士，言行并不相符，往往颇有谈吐，并无建树。永和文风也溺于玄意，内容空泛。士族名士亦是如此，虽无避世之心，但也没有积极的处世态度。但维持士族统治，有需要事功武力，这就形成了矛盾。维持门阀政治的士族人物往往不易有盛名，一旦士族不再产生这类人物，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
北伐和政治斗争
永和政局是中枢司马昱、殷浩和方针桓温的实力相持。而中枢势力里遍是夙有盛名而无经纶世务能力的清谈名士，只是靠豫、徐方镇支撑，才免于被桓温推翻。在石虎死后，两方都靠北伐的口号来抢夺声势，扩大自己影响。
褚裒死后，殷浩北伐因前锋姚襄倒戈而失败，桓温借此成为北伐主将，威望逐步上升。永和十年，桓温因北伐失利废殷浩，桓温因此成为唯一有实力北伐的人。之后桓温两次发动北伐成功，又大大主张了自己的威望。十余年后，兴宁元年到太和二年间，桓温借北伐相关接口，相继赶走范汪、庾希等人，安排以“冲退”闻名的郗愔为徐、兖二州刺史，以压制庾氏势力，缓缓图之。在第二次北伐到第三次之间，桓温步步紧逼建康，进驻姑孰。只因徐、豫的朝廷兵力不敢造次。第三次北伐，桓温失败，地位开始转折，但之后依旧赶走了郗愔，镇压了袁真，取得了徐、豫二州，控制住了朝廷。此时外部的武装反抗基本被桓温掌控或压制了下来，朝中的反抗来自王、谢大族，他们发起的政治斗争，掣肘了桓温。
简文帝遗诏
桓温崛起的路上步步小心，也和龙亢桓氏族单势弱有关。桓温自太和四年（369）第三次北伐失利后，考虑到已控制徐、豫，才放心来到建康附近的姑孰。并在咸安元年（371）入建康，废海西公，立会稽王司马昱为简文帝，打破了平衡的政局。此情此景，让人联想起王敦欲废晋明帝立东海王。在简文帝临死前，桓温眼看就要走完篡位的最后几步。但王（此时的王氏已是太原王氏而不是琅琊王氏）、谢士族的力量，努力抗拒这一趋势，维护皇权，恢复此前士族门阀的平衡状态。最终简文帝遗诏中，既没有让桓温居摄，更没有移鼎，而是照旧。桓温虽然有军事优势，但朝中王、谢占据政治优势。惮于形势，他最终未对王、谢家族下手。简文帝死后没多久，桓温病，半年后死。
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到简文帝临终遗诏，再到桓温之死，不过1年半，这是皇权的最低点，简文帝遗诏中甚至有“君自取之”一词；同时这也是门阀士族的最高点，内外军权尽归桓氏，桓温险些篡晋成功，在王、谢家族努力下勉力扭转了局势。桓温之事上，王、谢立下汗马功劳，之后必将执掌权柄。而王、谢所作所为不过是继续维持门阀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
桓温屡次拿北伐作为手段，达成篡权的目的，他不会尽力于北伐，只是借北伐的威望和实力用于篡夺。战略上顶多只是把混乱的民族斗争限制在北方。在南北相持的局面形成后，只要阻碍统一的原因未消除，靠一两次“克复神州”的北伐来完成统一绝无可能。终其一生，桓温处事谨慎，考虑影响，所以其所作所为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破坏，这一点和他的世子桓玄还是不大一样的。
陈郡谢氏 —— 淝水之战
谢氏家族
陈郡谢氏作为侨姓士族，在南渡时还籍籍无名。最早是谢裒随兄谢鲲一同南渡。直到永和元年，庾氏势力衰落，桓氏谢氏家族趁虚而入，才获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谢氏祖上不算显赫，谢鲲父亲谢衡笃守儒宗，在当时重玄学的风气下，自然不受重视。谢氏家族的发迹之路主要有几个契机：
- 第一是，谢鲲由儒入玄，取得了进入名士圈子的入场券，同时他又不废事功，他的子孙就有了进入政治中心的机会
- 第二是，永和时期谢尚兄弟和桓温抗衡时，在豫州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 第三是，谢安凭借与桓温的斗争得以担任将相，又在淝水之战里立下功勋，从而在孝武帝时期进入最高层。直到谢安、谢玄趋势，家族地位仍能维持
谢鲲由儒入玄的地位就像庾敳之于颍川庾氏和桓彝之于谯郡桓氏。和桓彝类似，谢鲲也能做到不废事功，这是第一阶段。到了谢鲲的子侄辈，家族地位已经稳固，可以向事功更多发展。谢鲲子谢尚在庾王势力衰落，局势动荡之时，找到了难得的上升机会，朝廷任命谢尚为江州刺史遭到庾翼的反对，于是谢尚祝好回到豫州，从此成为方镇的一员。桓、谢此时虽为方镇，但在朝廷内部无族党内应，暂无打破士族门户势力平衡的风险，这也是中枢和其他士族愿意给桓、谢机会的一个原因。从此豫州作为谢氏家族地盘，成为谢氏家族兴旺发达的实力基础。这期间，作为中游维持着上下游的平衡。直到谢万用兵不当又无自知之明，被桓温废为庶人。这是第二阶段。
真正让谢氏成为江左第一门第的是谢安。要维护门户地位，使自家利益得到政治保障，需要有本族代表人物居于实力地位才行。谢安在谢尚死后，汲汲于扶持谢万，唯恐谢万有失，影响谢氏门户利益，而后在谢万被废后，谢安作为代表人物应召入朝，尽量避免和当时炙手可热的桓温产生冲突，韬光养晦保全门户。在简文、孝武两朝，王谢并称。直到淝水之战后，谢氏地位达到最高点。再之后受到司马道子和孝武帝的限制，不得不从政治、军事上让出位置，只求经济、社会地位，这是第三阶段。
北府兵
以军权谋求门户利益，是东晋门阀政治的典型特点，王、郗、庾、桓，概莫能外，谢氏也一样。谢尚之后，谢氏一直没有能凭借的军事实力。宁康三年（375）桓冲（桓温弟）以扬州让谢安，自己出任徐州刺史镇京口。之后再谢氏和太后的紧逼下，回到荆、梁旧地。谢安利用前秦军压境的背景，以谢玄为兖州刺史。趁桓氏还在上游重新调整势力，并徐、兖州为一镇，在此组建北府兵。
北府兵是南北矛盾和桓、谢矛盾的产物，他的性质是募将而非募兵，应募的北府将可能自由兵众，仅需少量的兵员补充。而北府将主要是南来流民的流民帅，主要在江淮一带活动。北府兵各支没有特别训练或严密组织，但从将到兵都有和北敌作战的经验。大体说，在郗氏影响北府四十年被桓温驱逐后。太元二年（377）谢玄组建到隆安四年（400）谢琰死这20年，北府由谢氏通过刘牢之掌控。再之后由刘裕凭借，完成政权转移。
淝水之战前后
淝水之战前后，不论是南北之战的外部矛盾还是东晋内部的矛盾，都日趋紧张。在内部主要是上游桓冲和下游谢氏的冲突。在外部则是苻坚率领的前秦军给东晋的压力，桓谢分别在上下游分兵防守，相互策应。前秦也采用东西夹攻的策略。太元三年，前秦军攻襄阳、淮阴、盱眙。前期重点在西部，东线的北府兵在君川之捷中也获得了锻炼。
太元八年，桓冲率兵反攻襄阳方向。同年7月，桓冲推亲戚琅琊王荟递补江州刺史，被谢安阻挠，桓冲怒而自夺之。可见在大战前夕，桓、谢的矛盾依旧明显。淝水之战后，若不是桓冲发病死去，桓谢的矛盾必将爆发。桓冲之死也让矛盾暂时缓和。孝武帝时期，在朝廷里能制约谢氏的只有太原王氏，不过自王坦之死后，太原王氏家族一无功业，二无人才，只能以外戚地位来施加影响。朝廷内的矛盾表现在太原王氏、司马氏皇权、相权和方兴未艾的陈郡谢氏之间。
十一月，淝水之战爆发，在战后，谢安的地位处于功高不赏的地位，反而给谢氏家族带去了一些不安，以至于谢安本人不愿朝廷颁赏，以免成为政局关注的焦点。桓、谢矛盾仍在继续，司马氏和谢氏的矛盾也形成。而后谢安谢玄相继死去，谢氏家族到了历史转折点。从此后，家族内在未产生真正当道处轴的人物，之后仅在一段时间还维持着对北府兵的影响力。谢安之子谢琰被朝廷压抑，之后战败被杀，谢氏家族不得不投靠出自北府的刘裕或刘毅。
在晋宋复兴之际，谢氏这样的门望贵族对皇权来说，既有利用价值，同时也容易生事，因此从东晋义熙年间到刘裕时，谢氏家族被杀戮者甚多，在士族门户里格外突出。
淝水之战和灭吴之战的对比
淝水之战和灭吴之战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至于苻坚就拿它作为淝水之战的蓝图。淝水之战并非苻坚临时起意，早在7、8年前就有此想法。从北方形式看，统一已经暂时达成，前秦已占据了北方大部地盘。王猛死后，苻坚即部署动作，准备南侵。从性质上看，它具有双重性质——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苻坚在部署南进兵力时，还诱发了内部矛盾，从这一点看，氐族内不仅上层秩序不算稳定，民族矛盾依旧存在。前秦统一战争的政治条件还不满足。平乱后，氐人宗族被分镇到关东各要地，而关中氐人力量转弱。从后来的事实看，这一举措没有起到巩固氐族统治的作用。
我们可以将两场战争对比来看，就能体会淝水之战的两重性质：
- 相似上，两次兵力都是南弱北强，进兵时，臣僚同意者居少，居先锋的都是异议者
- 不同的地方要更多，首先军事准备上不一样，西晋灭吴前准备更加充分，而前秦的准备不周密也没有落实，西晋至少有十几年军事准备，而前秦军队并不团结，更像是乌合之众；其次，发动战争的司马氏和苻坚的政治力量不同，司马氏在发动战争时基本结束了曹马之争，取得了代魏和灭蜀的胜利，而苻坚的前秦里，民族矛盾远未消弭；最后吴国和东晋的国力比较也有显著区别，吴末内乱频繁，无心防御，而东晋在桓温死后政局大体稳定，也展开了积极的防御工作
可以说从苻坚的出发点上，淝水之战更像统一战争，但从结果看，则更像是民族入侵。北方统一后，似乎所有民族都有统一南方的动机，让自己成为正朔。但历史的经验是，关键在于条件成熟与否，等到北方民族融合发展到相当水平，北方又积蓄了统一南方的力量，统一战争就会减少或消失民族征服的性质。此时也不会有人说起正朔的事情。
北方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性质问题
本章继续北方民族和淝水之战性质详细展开。苻坚时期是北方十六国最好的时段，他的几个政策不同于此前的前赵、后赵、前燕，也让他取得了成功：
- 采取民族绥抚，不滥杀被征服民族百姓
- 打击氐族传统守旧豪族势力，使吏治更清平一些
- 使用汉人士族为官吏，崇尚儒学
这些措施使十六国中前秦氐族人取得的成就远超此前匈奴、羯、鲜卑慕容部。其中汉化程度较高的苻坚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
十六国民族斗争和融合分为三个阶段：永嘉之乱倒后赵亡，后赵亡到淝水之战（苻坚政绩主要的时期），淝水之战到北魏统一北方。第三阶段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统一北方，也是在苻坚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完成的。而苻坚的治绩，反映了他那个阶段民族融合的成就，和作为统治民族氐族的社会发展水平，这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在前秦统治时，北方远未成为稳定的地方，统一的历史前景没有形成。此时即使淝水之战以北方胜利结束，南北统一的局面也不可能维持下去。
十六国的历史说明，一个统治民族，一个民族政权，要消除其民族压迫的表象和内容，往往需要经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一般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要达成目标，统治民族的上层人物意愿固然重要，但民族本身的进化程度也是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时间积累。也依赖民族内部和外部的安定条件。十六国各民族政权的创始人，往往具有强烈的汉化倾向，崇尚儒学，联络士人，但只要民族内部的守旧势力抬头，开始影响政权的政策，政权就会出现倒退倾向。在民族进化水平底下的背景下，统治者要长期维持较高文治，事实上没有可能。
苻坚的氐族就是鲜明的例子。苻氏只是氐族一个部落的小帅，而不是全氐族统一的首领。后赵败乱以后，苻洪（苻坚祖父）部众到十余万，但氐、汉相杂，氐人不占多数。西归的氐人中，守旧的长老、功臣势力强大，频起事端，可见苻坚的前秦先天根基不牢，内部矛盾尖锐。这实际上削弱了苻氏的统治力量。同时，前秦由于氐户稀少，为了巩固本族实力，又迁氐户分戍方镇。前秦统治力量薄弱也很明显。在这种背景下，苻坚能统一北方，深入益州，囊括西域，可以说取得了很突出的成就。
但是，如前所述，通过斗争实现民族融合，在当时经济、文化水平底下，交流条件落后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漫长反复的过程。北方民族较多，卷入融合潮流的先后又参差不齐。苻坚统治的二十多年里，只可能缓解而不可能消除民族间的隔阂，更不足以消除南方和北方政权间的民族隔阂。可以说，苻坚之兴，兴于缓和了民族矛盾；苻坚之败，也败于他远未消弭民族矛盾。直到北魏拓跋焘再次统一北方，兴太学，征儒生，罢功臣，改律制，才使北魏有上国规模。尽管而后拓跋焘的南进战争也失败于民族矛盾，但程度轻很多。直到孝文帝拓跋宏完成了乙烯类改革后，南北战争的性质才逐渐以统一战争为主。他的改革在长期民族融合的成果下，有给予了极有效的推动。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步趋于一致。统一战争的成功，在各民族间的隔阂减少不可逆转，民族融合完成后，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不论是赤壁之战、灭吴之战这样的统一战争还是淝水之战、瓜步之战这样的有民族冲突的战争，都创造了国家的历史。
太原王氏 —— 门阀政治终局
引子
太原王氏登上舞台时是淝水战后到桓玄之叛这二十年。此时作为当政的士族，太原王氏已经没有兵权和作为时局重心的人物。它只能依附在孝武帝或相王司马道子一方的权威而起作用。太原王氏居位的门阀政治，实际上是回归皇权政治的过渡阶段，是严格意义上门阀政治的终场。
王氏家族
太原王氏始显于曹魏时的王昶。王昶子孙里王浑和王湛两支比较发达。其中王浑是灭吴功臣，王浑和儿子王济和并州匈奴贵族关系密切。灭吴时，王济曾经联合匈奴势力。之后不久，被司马颖在八王之乱时用于抵抗司马越弟司马腾的军队，从而让匈奴刘氏势力进入中原。司马越和司马颖的死敌关系也让和匈奴刘氏有深交的王济一支不能被江左势力相容。这一支门望之后遂衰。之后在东晋政局里登上舞台的是王湛-王承-王述-王坦之一支。这一支除了和匈奴刘氏没有瓜葛之外，王承和司马越还有密切关系，他曾追随司马越，得到司马越重视。这种家族关系让太原王氏这一支在东晋上层社会中占有地位。王承之子王湛虽德行平平，但也在桓温时代，得以取代殷浩为扬州刺史。为其子孙发达创造了条件。
东晋当轴处政的门阀士族，要么是和司马越有历史关系，如琅琊王导、颍川庾亮、陈郡谢鲲、太原王承；或者是南渡后建立功业，如高平郗鉴，谯郡桓彝。王昶兄子王默之孙王峤、王讷也是江左另外一支太原王氏。王讷随王峤南渡，其子王濛是永和名士的冠冕，王濛子王蕴是孝武帝皇后的父亲。王蕴和其子王恭是当时的名士。王坦之之后在孝武帝时依附相位的司马道子，王濛之后则依附孝武帝。主相相安无事时，皇权有振兴气象，两支相安无事；主相发生争执时，太原王氏两支间也会出现严重的政治纠纷。
严格来说，太原王氏虽居显要地位，但并非以门阀之中与司马氏共治天下。太原王氏各支也无事功，不足以制约皇权维持政局平衡，只能依附于司马氏贪图门户利益。这和此前的门阀政治格局已有变化。
孝武帝和皇权政治
在淝水之战后，皇权政治有复兴之势，门阀政治出现转折，主要是士族当轴人物陆续凋零。桓冲、谢安、谢玄、谢石相继死亡。门阀政治也因为这些人物的消失，出现了新的格局。历史上，琅琊王氏在王导死后衰落，颍川庾氏在庾翼死后近灭。所以当轴士族往往选择继承人时，更看重能力，而不专重诸子。此前的东晋皇室通过重用近臣、外戚、宗室，以图抑制士族权臣，但努力都归于失败。而现在伸张皇权的努力似乎看到了转机。淝水之战在即时，朝廷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和谢安一同参与核心政事，暂未遇到士族反抗，皇权在相当程度上加强了。
如前所说，王蕴之女是孝武帝皇后，王蕴王恭一家自然支持孝武帝。同时会稽王司马道子妃是王坦之子王国宝的从妹，王坦之的后人自然支持司马道子。太原王氏这两支分别依附皇权和相权。东晋朝廷出现了新的政治格局。孝武帝力图伸张皇权，还能从他兴儒学，用儒生得到说明。虽然成效不多，但为南朝后续开通了风气，铺平了道路。史籍上，司马道子是乱臣，孝武帝是昏君，但皇权政治的恢复也是从这两个人开始的。
主相相持和太原王氏
淝水之战后，孝武帝并没有把握住士族腐朽的最佳时机伸张皇权，司马氏内部的政治斗争破坏了门阀政治，诱发了江左社会里的各种矛盾。
太元九年到十四年间（384-389），因太后在中间的斡旋，司马道子和孝武帝还得以勉强维持。王蕴一支王恭和王坦之之子王国宝也卷入到主相之争里，司马道子本已权倾天下，袁悦劝之独揽朝政，王恭因此请求孝武帝诛杀之。主相的矛盾因袁悦之死而公开化。太元十四年到十七年（389-392）间，分占江、荆、豫州的桓氏三兄弟之一的桓石民死，镇京口的王恬死，司马道子以王国宝之弟王忱为荆州刺史，孝武帝以王恭为青、兖二州刺史镇京口。而后司马道子又以其党为豫州刺史。主相之争演变成方镇相持。司马道子任命的王忱是王坦之之子，王坦之又曾阻碍桓温夺位。这层历史关系让桓玄始终对王忱采取对抗姿态。而桓玄因为桓温曾改立孝武帝父亲简文帝，而还能保存势力。
太元十七年，王忱死于荆州。孝武帝任命殷仲堪继任，获得了主相之争的一大胜利。然而殷仲堪无大才，容易被控制。桓玄因此得利。此时看起来孝武帝赢得了暂时的优势，襄阳、荆州、京口都是自己的势力。太元二十一年（396），孝武帝暴死，安帝继立，安帝智力低下，中枢权柄仅归司马道子。但此时外藩还未处理，中枢和强藩的矛盾一触即发。王国宝和王绪计划裁撤王恭和殷仲堪的兵权，王恭联合在荆州观望的殷仲堪举兵反抗。兵至建康，司马道子不得不杀王国宝、王绪兄弟。但跟王恭一同起兵的王廞势不可止，被刘牢之击败。开启了东方动乱的先声。司马道子失去王国宝、王绪后，又以司马尚之、司马休之为心腹，以王愉为江州刺史。位于江州、豫州的王凝之、庾楷各自见机行事，王凝之投司马道子，庾楷先帮助司马道子，在发现司马道子有收江州、豫州为己有的打算时，倒戈王恭，共讨司马道子。而后又被桓玄诛灭。
隆安二年（398），庾楷说王恭起兵，王恭联合上游的殷仲堪和桓玄。殷仲堪以杨佺期为前锋，桓玄次之，兵至江州，王愉和其子孙被杀，太原王氏王坦之一支作为司马道子一党，终告覆灭。而后王恭所派遣的北府将刘牢之因与王恭有长期矛盾，被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说动倒戈，王恭及其子弟党羽被杀。作为孝武帝一党的王蕴一支也告覆灭。太原王氏的覆灭，宣告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终场，司马氏政权的命运也风雨飘摇。王恭死后，北府重镇落到了将门出身的下层士族手里。桓玄任江州、杨佺期任雍州、殷仲堪任广州、桓修任荆州。上游军队也退师，殷仲堪-桓玄-杨佺期联盟又维持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不过盟主已变成桓玄。此时会稽孙恩已起，上游之事，朝廷已无力顾及。隆安三年（399），殷仲堪和杨佺期共谋袭击桓玄，反被桓玄一一消灭。桓玄从此独揽上游。元兴元年（402），司马元显讨伐桓玄，桓玄借机南下，刘牢之投降，而后被迫自杀。桓玄杀司马元显，流司马道子，消灭了所有对手，趁卢循主力不在时，在元兴二年底，代晋为楚。
小结
东晋末年，政局混乱。由主相相持演变为两藩对立，再到孝武帝死后的两藩联合抗击中枢，再到一藩成功，最后由桓玄暂时独揽权力。上下游的雍州兵和北府兵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两支军队分别于由杨佺期和刘牢之统领，他们属于次等士族，也出现了脱离士族统治的倾向，走向了自己独特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不过杨佺期和刘牢之都不能理解自己身上的历史使命，因此也不具备让自己部队完全脱离门阀士族的附庸地位。
以刘牢之为例，他一叛王恭，二叛司马道子，三叛桓玄后走上绝路，始终为了自存而仓促行事。北府兵在被桓玄掌控后，实际依然存在，并成为刘裕驱逐桓玄，压平卢循，进行北伐，代晋立宋的重要力量。杨佺期的武力也是类似的命运，尽管襄阳的雍州兵影响江陵局势，但最终成为桓玄的工具。桓玄暂时独揽大权，是门阀政治的回光返照。此时兴起的孙恩、卢循家族，和刘牢之、杨佺期一样，属于南渡较晚，不能跻身上游的次等士族。而后，刘裕将积攒力量，取得次等士族对门阀士族的决定胜利。
在东晋百年门阀政治中，颍川庾氏被桓温诛灭，谯郡桓氏也在桓玄败后死绝，太原王氏则卷入政争覆灭。只有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没有遭遇毁灭性的打击，王、谢家族在南朝也就收到了特别的重视，家族发展直至南朝之末。因此就有了“旧时王谢堂前燕”一句。
刘裕和孙恩 —— 门阀政治“掘墓人”
晋末的北府兵
淝水之战后，谢氏在皇权和相权的压力下，没有反抗离开中枢，门风谦退可见一斑。后果是，相权完全归于司马道子，兵权则体现在北府兵的指挥逐渐解体。在淝水之战前，北府兵指挥权在谢玄，谢玄卸任退居会稽后，北府将就日渐零落，不能合力迎战。如前文所说，司马道子和孝武帝各自安插势力到方镇上，一段时间里形成了皇权控制京口（王恬），权臣控制上游（王忱镇荆州）的对峙局面。孝武帝死后，对峙不复存在，司马道子大权独揽，占据京口的王恭失去了孝武帝支持，不得不靠刘牢之等宿将率领北府兵来支撑。此时的北府兵仍有门阀政治依附性，不具备对士族的独立性。
王恭败死后，京口的都督军府和刺史废立。刘牢之从王恭司马上升到都督数州军事，这是北府兵转变成独立力量的开始。然而此时北府兵只是独立军事力量，距离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有过程。刘牢之并不能自如运用北府统帅的权力，惶惶然不明方向，从他三次转变方向就能看到，直到最后局势对自己极端不利，穷途末路，不得不自缢。北府兵被桓玄瓦解后，力量尚存，之后在刘裕的组织下另起炉灶。刘裕、刘毅起兵时，并没有废晋自立，取代门阀政治的念头，只是打倒桓玄、兴复晋室。在刘裕逐桓玄、平卢循，为了“造宋”，还建立了对北方敌人的疆埸功勋，取信于朝野，才能逐步完成禅代的准备。
北府兵自郗鉴起，经历了四个阶段：
- 郗鉴首创，并受郗鉴后人影响，从328到369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是不折不扣的门阀士族兵，维持门阀间的力量平衡，消除潜在的军事叛乱
- 谢玄组建，由谢氏家族指挥，由豫州谢氏旧人刘牢之实际统领，从377到387年，这个阶段主要从事外战，抗击北方敌人，如淝水之战和北伐，同时也支持着建康政局稳定，维持和上游桓氏势力的平衡
- 刘牢之为统帅的阶段，从398到402年，这个阶段的北府兵在从士族门阀军队向次等士族军队转变，虽然军事上有了独立性，但政治方向模糊，朝秦暮楚
- 404年，刘裕在京口重组北府兵，此时完全是次等士族的武装，它摧毁了桓玄代表的门阀士族统治，压平了其他次等士族如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反抗斗争，同时取得了对北方的外战胜利，之后支撑了刘裕自立
北府将乐安高氏
太元时期，重要的北府将不止刘牢之一人。他们的命运和刘牢之类似，在混乱的政局里，几经反复，无法安定，多受摧残至灭亡。孙无终如此，世为将家的乐安高氏也是如此。高氏始于高衡应谢玄募入北府。高衡子高素，就是受司马道子之托策反刘牢之的北府将，后在桓玄大杀刘牢之同党时被害。高素能说动刘牢之除了北府旧谊外，和两家有姻亲关系也有关系。高素子高雅之，在刘牢之死后和刘敬轩起兵反桓玄，失败后北投南燕。而后在刘宋驱逐桓玄后南归，被南燕追杀而死。
可以见到，在纷争中，高氏和刘氏几乎同进退，最后同归失败，两家同为次等士族，轨迹很相似。刘裕也许是从刘牢之、高素两家失败中吸取了教训，看清了道路。
道术与政治
江左社会里，道家和佛教是同步发展的。不仅在民间如此，在士族门户里也一样。其中佛教偏重思想信仰，道教偏重法术。因此道教在东晋民间比佛家影响大得多，甚至可以利用宗教力量聚众从事政治活动。欲聚众反晋的孙泰就是得到杜子恭的传授。杜子恭在上层影响很大。孙泰收到秘术传授后，一方面结交权贵，一方面以道术诳惑百姓，而后因反晋密谋败露被杀。可见，以道教为活动手段的次等士族蓄谋取代门阀士族统治，取代东晋政权，是走在北府将之前的。
孙恩、卢循起事虽有浓重的道教因素，但宗教狂热毕竟难以长久持续，卢循而后只能远走广州。在后期卢循军中，宗教已不起显著作用。
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
晋末道教的广泛传播为卢悚以及后面卢循、孙恩的政治活动创造了条件。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孙恩先人孙秀和卢循先生卢谌都是道教徒，又都和赵王司马伦有关。孙氏渡江晚、和司马越没有历史渊源、先人又和胡人政权有瓜葛，又没有事功，只能靠特殊的际遇才能得到仕进的机会。孙恩最后选择了道教作为和北府兵竞争的实力和手段。卢循也是类似，先人和司马越有世仇，祖辈又在胡族政权中任职，过江又晚，自然无缘进入仕途。卢循是孙恩妹夫，徐道覆又是卢循姐夫。徐道覆一样有道教徒世家背景。
综上所见，三人家族有很多相似性：
- 同为侨人
- 在江左属于次等士族
- 同奉道教
- 同为婚家
- 活动于建康但无从进入政治中枢
这些因素让三家联合起来，力求以道教跻身门阀政治行列中，在失败后团聚道教徒起兵反抗司马道子父子。虽起兵，但他们并没有自立的意思。可见孙恩、卢循虽然对门阀士族有所冲击，以求改变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但在精神上也受门阀士族的束缚，这一点和刘牢之一样。
孙恩、刘裕与次等士族
孙恩等人走的道教路线是同为次等士族的晚渡侨人谋求政治出路的新手段，其社会和政治意义与之后北府将颠覆门阀政治一样。刘牢之刘裕以及孙恩孙泰这两支平行力量尽管表现迥异，但实质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从他们的活动中，能看到在统治阶级变化时，一支坚强的军队是很重要的。和建康不能忽视北府势力不同，孙恩、孙泰主要靠门阀士族的优容和人主偶然的宠幸。以道术组织武力意味着道术的宗教热度衰减时，冲击力量也会丧失。但是孙恩毕竟是率先与东晋门阀政治决裂的人，他起兵摧毁了门阀士族在三吴统治的基础，给后续刘裕的行事进行了铺垫。
次等士族发对门阀士族垄断政权在东晋末年是常见的事，上游荆州也有发生，杨佺期对桓玄和殷仲堪的反抗也是如此，桓玄和殷仲堪一直仰仗杨佺期的兵力，但并不信任和接纳他。上游也没有宗教势力介入，情况比较简单。桓玄最后吞并了上游次等士族代表杨佺期。而后又被刘裕消灭。次等士族在矛盾中一点点夺取着门阀士族的统治权力，最后刘裕胜利了，消灭了其他竞争的次等士族，用军事力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也要把门阀士族供在庙堂之上，来为自己张目。
在刘宋时期，皇权政治基本恢复。在东晋时期，门阀士族间维持着利益平衡的存在，还要保留司马氏的皇位，当权士族多少有些顾忌。南朝没了门阀政治，政治反而失去了稳定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易姓换代的纠纷。同时门阀政治虽然不在了，门阀士族还在，他们没了政治地位，只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来显示自己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唯恐寒人“僭越”。
后论
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
魏晋士族分两种，一种是从东汉的世家大族演化而来，而后由儒入玄，另一种是习于玄学，乘时而起的新出门户。曾在东晋当权的门户里，谯郡桓氏属于前者，颍川庾氏和陈郡谢氏属于后者，太原王氏和琅琊王氏属于虽和旧族有渊源关系，但先世只能追溯到东汉一两代。在魏晋时期，社会流行着门户观念，即使是已经处于衰落的旧族门户，也自矜作态。
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来源
东汉著名宗族的特点是世代承袭和聚族而居，他们在地方有实力，社会影响大，但居官者在朝廷不一定有很大实权。到了魏晋时期，士族就世居高位，不过此时士族还需要依附于皇权。东晋时期就得以平行甚至超越皇权之上。就魏晋士族来说，真正根深蒂固的士族，特别是旧族门户，如范阳卢氏、弘农杨氏、河东裴氏等，往往不易南行。决心过江的士族都属于东海王司马越阵营的名士，可以说他们构成了江左士族门阀的基础。除了有地理位置相近外，因为司马睿和司马越的关系，他们在建康朝廷的地位也有所保障。
永嘉之后留在北方的士族旧门，历十六国、北朝，维持着保守的门风，直到隋唐时期还保存着固有的势力，当然也有些在历史里消失了。南渡的士族大多数在北方都没有发展到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南渡时往往也只偕近亲，强大的流民群也被司马睿所忌，被阻止在江淮以北，不得至于建康。侨姓士族既然没有北方士族那样的强大宗族根基，更要凭借权要地位求田问舍。所以侨姓士族的门户地位并不稳定，随着政局变化就会有大的波动。而南渡较晚的次等士族门户在江左门阀政治下不受尊重，所以投入门阀士族对应营垒以求出路。杨佺期、刘牢之、刘裕、孙泰、孙恩、卢循，他们的道路各有不同，甚至有的是战场上的仇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虽然武官家庭，罕有士族者，但阶层间的流动也还是存在的。南朝的士庶混乱、界限破坏也是如此。
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在中国，宗族群体早于皇权存在。但宗族对土地和劳动者的占有迅速发展，则是在皇权之后才有的事。皇权只看到宗族发展对己不利的方面，而没有认识到这是必然趋势，终将和自己发展到利益一致。因此在西汉打击豪强，东汉实行度田。然而宗族的这种演变，皇权实际上无法阻止。从曹魏到西晋，法律上逐渐承认了宗族的特权。皇权和宗族相冲突的一面逐渐缓和，转变为相依存的关系。
宗族发展和皇权专制在经济上的矛盾，多少还存在着，但只要皇权稳定，宗族在政治上一般还是愿意效忠皇权，政局不立时，宗族也会受到挫折，无法一帆风顺。所以虽然东汉宗族对社会影响很大，但对于朝廷也不敢轻启觊觎之心。甚至到董卓、曹操也表现为先整饬朝纲，自况周公，在宗汉潜在拥汉力量下，僭越皇权并非易事。此时的宗族还是皇权维护者，直到皇权瓦解、回天乏术时，才会成为新的皇权角逐者。等角逐胜利者成为新的皇权，和宗族的关系就又恢复如初。因此，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要假借皇权之名，利用皇权斗争。
直到八王之乱时期，士族名士也只能算是西晋诸王的附庸。到了王与马的江左结合，权力结构才发生变化，门阀士族开始平行甚至超越皇权。究其根源，还是司马睿因与晋武帝亲缘疏远，没有坚强的法统地位来运转皇权。这种先天不足，恰巧由南渡士族来补充，从而形成了政治合作关系。这些南渡士族也有自己的家族利益，他们固然要保全司马氏的皇朝，从而能庇护自己的家族，但又绝不乐意晋元帝发挥真正的皇权来限制他们。这就形成了矛盾。之后的王敦之乱，也反应了只有皇权和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能维持。企图违背的人都失败了。淝水之战后，形势有变。士族势力不如往昔，门阀政治的格局演变为主相之争而逐步崩坏。桓玄吞并上游势力，进驻建康，消灭司马道子父子，是门阀政治的回光返照。可桓玄并没有处理好和其他门阀士族的关系，代晋称楚，从而得不到门阀们的支持，就像当初王敦一样。门阀们意图恢复到之前处境的愿望最终破灭。刘裕驱逐了桓玄，门阀政治逐渐回归皇权政治。
门阀政治和流民
东晋一朝的大事，都和流民群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为平王敦之乱，朝廷只能引入流民武装，虽然达成目的，但又带来了之后的流民帅苏峻之乱。虽有了教训，但对于流民东晋该用还是要用，所以产生了安顿流民，用强藩加以控制，组织流民军队的想法。这样组织的流民武装，本意首先是抵御外敌，不是北伐，更不是内争。与下游京口对应，上游也有襄阳重镇的经营。苏峻乱后七十余年里，上下游保持相持局面，给东晋赢得了难得了和平发展时间。
孝武帝死后，政局纷纭里，上下游的流民武装从抵御外敌转入内战，领袖人物分别是杨佺期和刘牢之，他们分别代表次等士族人物。他们卷入内战，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想脱离门阀士族附庸武装的地位，发展成独立的政治势力。但都告失败。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得以维持。到刘宋时，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只保留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形成了南朝的皇权政治特点。
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
大田庄经济是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在汉魏时期，北方动乱破坏了巩固的大田庄经济。乱后有复起了新的大田庄主人，形成了阶级变化。大田庄经济是山川和耕地相连的多种经营。永嘉之后，南渡士族依靠于司马氏共天下的政治势力，汲汲于田产经营，所以才有东晋禁止封锢山泽的法令。东晋朝廷本就要靠稀少的自耕农赋税维持存在，门阀士族占山护泽抢占自耕农户口以图发展，自然就形成了经济矛盾。
侨姓士族虽都力图在江左建立家业，立足生根，就像本地的吴姓士族一样，有经济基础保障社会、政治地位。但并非每个家庭都能做到，诗人所咏“旧时王前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既是赶趟人世浮沉，也是曲折说出侨姓士族社会经济背景不全同于吴姓士族。
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
魏晋以来，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家的统治地位，过去的世家大族也演变成士族阶层。玄儒兴替伴随政局变化，也带有了政治色彩，虽然两晋时期，不入玄风，就无法成为名流。但儒学本身的社会效用是玄学不能替代的。能够运转门阀政治的人，仍然只能从“尊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出入玄儒的名士中产生。王导、庾亮、谢安就是这样的人物。而到了南朝，儒学渐兴，正是皇权政治代替门阀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急迫需求。
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
如前所说，东晋门阀政治来源于：
- 士族作为有力量有影响的成熟社会阶层存在
- 一个丧失了权威但仍有一定号召力的皇统
- 南北民族十分尖锐的外部条件
但凡少一个条件，都不可能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门阀政治既是皇权和士族势力的平衡，也是士族间几家权力的平衡。微弱的东晋皇权孳生不了假借皇权的外戚、宦官、宗室，动乱多来自士族权臣。而且由于皇权衰微，动乱也不以宫廷政变表现，而更多体现为长江中下游之争。由于受到北方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往往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的地步。
门阀政治所依靠的外部条件是不断变化的。侨姓士族如前所述南渡而来，宗族不大，立足不易，立根更难，一受催折就很容易凋零。同时士族专兵，但他们通常只是有指挥权，很少驰骋疆埸。到了后期，太原王氏连只会军队都做不到了，王恭需要依赖刘牢之就是例子。侨姓士族无法维持较长的显赫地位，与极其狭窄的通婚范围可能也有关系。到了东晋后期，司马氏和士族人才都消失了，再没有人有能力收拾残局。东晋门阀政治终究被南朝皇权政治代替，从宏观看，东晋南朝三百年里，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形态。
若把视角放到南北两朝的历史运动，主流毕竟还在北方。历史运动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门阀或次等士族。在纷争平息下来后，留下来的历史遗产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这才是历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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