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 可恨可叹的20年 上
从1644年大顺军破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杀算起，到康熙三年（1664年）夔东十三家抗清基地覆灭一共20年。在《南明史》中，作者顾诚认为是南明短暂历史的起讫点。经过20年的内斗和错误战略，抗清力量逐渐衰微。等到康熙即位后，清朝政权就已基本稳定。书中并非严格按照时间顺序介绍南明历史上的大事件，介于通鉴体和纪传体之间，从大事件大趋势入手，清晰地将这期间的发生的大小事情详尽叙述。凡事必有考据，令人佩服顾诚治史之严谨。另外，结合史料，也能给出自己的分析和见解，让人从历史中能看到教训和反思。对明朝历史有兴趣的人，一定不要错过。
下面我们不妨从其中挖掘一些有意思的点，在下面进行摘录。相信从只言片语中，也会为南明的命运感到可恨可叹。
序
- 在这20年里，存在着汉族和其他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
-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在较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自身发展取得飞跃。另一方面，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不容忽视
- 本书的矛头不是只针对清朝统治者，对于李自成在政治军事部署上的错误，孙可望后期的飞扬跋扈也不加掩饰，对于南明统治者的软弱昏庸，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等的视角局限也颇有微词。这些著名人物如果像史籍里描述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
明朝灭亡后的全国形势
明帝国分崩离析
1644年，在明朝是崇祯17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大顺军攻克北京时，关外以吴三桂、黎玉田、高第等为代表的军队撤回关内，投降大顺政权，清廷顺势收取关外地区，和大顺政权隔关对峙。在大顺军被清军击溃前，汉族官绅基本以投靠大顺政权为出路。在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前往报名请求录用。到此时，秦岭淮河以北，除辽东外的地方均被大顺政权接管。
大顺政权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误
崇祯王朝的覆灭，一方面在本身的腐败，还有一方面在战略上的两线作战。大顺王朝在接管政权后，政治和军事上都有失误：
- 政治上，以农民利益维护者自居（毕竟本身就是农民起义军），没有制定赋税制度，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的政策。尽管保护了农民利益，但也加强了官绅阶层的离心倾向。最终导致政权没有完成封建化质变，被汉族官绅勾结满洲贵族扼杀。
- 军事上，没有意识到清军是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将大批军队分布在中原，对辽东疏于防守。占领北京后，这种麻痹轻敌的思想进一步暴露，对于山海关一带的防守，仅仅依赖刚刚投降的吴三桂、黎玉田、高第自身的军队，没有派自己的嫡系军队。说明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入关、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警惕。
在史籍中，把李自成的失败归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这种观点不符合事实，从大顺军入京算起，到李自成、刘宗敏领军离京平吴三桂军叛乱，前后不到23天。中国历史中还未见过腐化得这么快的政权。上面提到的两点才是本质原因。
吴三桂叛乱和山海关之战
明朝覆灭时，吴三桂和高第的军队并不多，弘光朝廷还未建立，同淮河以南的残明势力又被大顺军隔开。眼前只有降顺和降清两种选择。清朝对吴三桂的招降还是比较早的。但1644年，吴三桂等人接受了大顺政权的招降，原因无非几点：
- 当时大明的文官武将大多归附了大顺，其中还有吴的前同事
- 大顺政权还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对于辽东官绅军民来说更好接受
- 当时，吴三桂主要与清军对峙，和大顺军倒没有什么恩怨
- 吴三桂虽有亲属降清，但他的父母等直系亲属住在北京，已经被大顺政权控制
在回京图中，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回身夺回山海关。这一转变的真实原因已难考证，但大体出于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有关。清军早有借汉族内部阶级拼斗取渔翁之利的想法。3月决定大举伐明，接受吴三桂的投降。李自成一方面以吴父吴襄的名义写信规劝，一方面出兵平叛。然而由于吴三桂军队倒戈的原因，兵力不足，在山海关被击败。山海关战役标志着：
- 大顺军的历史从推翻明王朝变成抗清斗争
- 清廷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取得关键进展
- 以吴三桂为首，在汉族官绅中形成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清军占领背景和大顺军西撤
大顺军败回北京后，李自成考虑到兵力分散，容易被围歼，在即位后迅速率部西撤。清军在山海关稍作休整，即进发占领北京和畿辅地区。为了取得明朝官绅支持，多尔衮宣布不论明朝官员还是大顺官员，只有归顺即可官复原职，甚至加官进爵。这种大包大揽，求“贤”若渴的态度，是奠定清朝统治最成功的的一招。在经济上，清廷也站在维护官绅地主利益一边。清廷占领北京初期的措施，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族居民对清军屠杀掳掠的残暴印象。
畿南、山东、晋北地方官绅反对大顺政权的叛乱
- 山东和河北南部的汉族官绅反叛大顺，是以“中兴”明朝为宗旨的
- 李自成撤入山西后，清军停止了追击，大约1个月里停留在京师一带。此时，李自成再次犯了战略性错误：他不仅没有坐镇太远，派各地军队加强山西防务，反而同刘宗敏等高级文官武将继续西撤
- 五月之后，投降大顺的大同总兵姜瓖和唐通叛变降清。使得清朝控制区扩张到整个山西
- 历史证明，大顺政权过于信任明朝降将，没有进行改编，或以嫡系大将为主制约。最终在风向倒转时叛乱四起，导致土崩瓦解
弘光朝廷建立
继统问题上的纷争和史可法严重失误
北京失守后，南京六部高级官员很快得到了信息。南京在明朝永乐年间后作为陪都存在，也有六部、都察院等一套和北京一致的中央结构。北京的朝廷既已覆灭，南京成为了明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当务之急是立新君。可选的有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润、桂王朱常瀛、璐王朱常淓等。按封建伦序，应该优先考虑福王。但东林-复社的一些骨干人士在继统问题上因为偏见存在，导致了恶劣后果。他们以狭隘私利出发，担心福王上位后为郑贵妃翻案，因为他是郑贵妃的孙子，而郑贵妃和神宗希望立前福王为太子的图谋正是因为东林党人的力争才失败。
此时作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有实权地位，但他是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对拥戴福王继统心存疑虑，于是同凤阳总督马士英密信商量。不料，守备凤阳太监卢九德勾连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等人拥立福王，马士英见手下已经选边，自己抓住时机附和，向朱由崧效忠。东林党人没有兵权，只能违心同意。四月末，福王继统已成定局。
在拥立定策上，史可法优柔寡断，没有果断选择福王。他有门户之见是其一，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也是一大问题。在随机应变上，远不是马士英的对手。马士英抓住史可法想折中拥立桂王，反对福王的密信为把柄，派兵驻扎在浦口。拥有决策权的史可法在关键问题上的失误使得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大权旁落，应当负主要责任。
朱由崧监国和称帝
- 史可法被马士英出卖，得不到朱由崧信任，也被勋臣等小人随风转舵冷落，并被排挤出内阁
- 史出马入，被史籍认为是弘光朝廷夭折的一个关键。但实际上，史可法虽然比马士英清廉正直，但政治眼光和魄力也不足以保障江左，甚至恢复中原。马士英的政治投机虽然保证了自己的地位上升，但导致弘光一朝武将跋扈局面的是史可法，一度掌握拥立大权，却因为犹豫让定策之功落入军阀手中。
四镇形成和跋扈自雄
-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想要有所作为，先要保持内部稳定
- 南明几个朝廷最大的特点和弱点在于依附武将，武将视皇帝为傀儡，朝廷徒有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这种局面的始作俑者正是史可法。
- 史可法提出的四镇驻地，当时的人士都看出了他的毫无远图，意在保住江南。不过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四人因定策有功，备受崇信，只追求争夺江北繁华之地，过太平日子，还可就近要挟朝廷
- 四镇的形成不是因为恢复失地有功，而是因为在册立上对朱由崧有贡献
- 四镇以定策封爵，桀骜不驯，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左良玉在崇祯时期就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间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己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弘光朝廷内部党政激化
- 弘光后军阀势力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将为靠山，党争进一步复杂尖锐，可以说党争是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
- 东林——复社的人反对拥立福王失败后，不敢把矛头指向“当今皇帝”，只好把马士英作为靶子。马固然不是救世之相，但把他列入《明史》奸臣传没有道理。把他和阮大铖并列“阉祸”更是无中生有。
- 阮大铖列名魏忠贤案和他急于入朝做官，草拟了攻击阉党和东林两份奏疏得罪了东林党人有关。尽管他也非志节之士。崇祯十四年，东林-复社贿赂司礼监太监，让周延儒出任首辅。阮大铖为了东山再起，也拼凑贿金。周既然接受贿金，又碍于东林骨干的反对，选择折中，接受阮大铖推荐的好友马士英为凤阳总督。马士英自然有怀恩必报的想法。
- 马士英建议起用阮大铖只是报知遇之恩，并非给阉党翻案。相比之下，东林骨干的迂腐偏狭令人惊异。在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不是共赴国难，而是在半壁江山里争夺权力。人们在看明末党争时，受到了东林骨干的影响，有所偏颇，这点上，黄宗羲的作用最恶劣
- 把弘光朝廷的党争说成马、阮阉党和东林复社“正人君子”的较量并不正确，核心主要是围绕定策展开的。弘光立国仅一年，大臣联袂而去，给人们的印象是奸臣当道，驱逐群贤。实际上是在定策里有异议，不安其位，另一个原因是致仕回家的大臣没想到清军会迅速南下，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了
清军接管畿南、山东等地和山东百姓的抗清斗争
- 大顺军的撤退和弘光朝廷的按兵不动给了清军可乘之机，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依旧接管了山东、畿南的大批州县。
- 山东各地百姓的反清义举实际上从来没有得到南明弘光朝廷的支持。尽管各地有风起云涌的反清运动，清朝官员分身乏术，束手无策。但在没有南明支持的情况下，被清军逐一解决
1644-1645年和河南形势
在1644年夏秋，河南省成为明、顺、清三方争夺的焦点。此时多尔衮为首的诸王还在北京修整，大顺军西撤也留下权力真空。但弘光政权因为定策引发纷争，武将因拥立跋扈，整体文恬武嬉、坐失良机，主力部队都按兵不动。督师大学士史可法虽然口头上也说恢复鲁、豫，乃至燕京，但实际也一筹莫展。
弘光朝廷偏安江淮
基本国策——“借虏平寇”
清初我国的主要矛盾，既有民族矛盾，又有阶级矛盾。满洲贵族的清廷和南京偏安的弘光朝廷都将大顺军视为死敌，此为阶级矛盾，在清军南下，弘光朝廷覆灭，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后，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
弘光立国一年里，尤其前期做着借清军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将“联虏平寇”视作基本国策（何其愚蠢！）。这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在崇祯年间，由于兵力财力有限，朝廷就提出过同清方达成合议，开放互市，集中兵力扫灭“流寇”。不过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做法。在弘光朝廷得知清军入京，大顺军撤退后，甚至以为吴三桂借助清军恢复首都。
史可法和马士英之间的差距比史学家想象中年，俩人的品质高下只在个人操守，在基本政策上并无多大分歧，都赞同“联虏平寇”，这也是弘光政权土崩瓦解的原因。个别中下级官员反而有远见，力主自强，但为未得到重视。弘光朝廷初建之时，史可法、马士英等重臣一味株守江南，裹足不前，卑辞逊礼结好清廷，维持偏安局面。这种先天的软弱，让清军轻而易举地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片地区。
弘光朝廷只在大顺军西撤后，做了些表面功夫，大体上维持着坐山观虎斗、避免引火烧身的退让政策。一方面讨好清方，一方面畏惧清方。
清廷对南明弘光政权的态度变化
在轻易占领北京和附近地区后，多尔衮等贵族起初对自己实力能控制多大地盘尚无把握。然而很快就发生了政策变化。主要原因还是南方战乱少经济地位已比北京高出许多，另一方面降清的官僚中也有不少南方人，不希望出现南北朝的情况，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南明的软弱态度让多尔衮感到有机可乘。
在1644年7月28日的书信中，清廷已否定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其无条件投降。史可法唯恐触怒清方，起草了一封措辞软弱的回信，为弘光朝廷继统偏安进行合法性辩解。由此可见，在谈判桌上，史可法代表的弘光朝廷已经暮气沉沉，内部矛盾重重，缺乏战略眼光，一味退让，已经坐失良机。
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
既然有“联虏平寇”的计划，弘光朝廷自然着急派出使团。不过对于谈判方案，弘光君臣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成熟结论。在史可法等人的逼迫下，左懋第违心踏上了北行之路。没想到主动申请随行的陈洪范早已是清方奸细。在到达北京后，清方依旧不认可弘光朝廷合法性，态度强硬，毫无和谈之意。同时只放陈洪范返回南京，留下左懋第等其他使团成员。左懋第在拘禁期间拒绝清廷多次劝降，最终在弘光覆灭后，于1645年闰6月被处死。
北使的失败让少数官僚看出清廷的灭明打算，要求当政诸公改弦易辙，不要继续幻想“借虏平寇”。不过，作为督师大学士的史可法此时依旧不改初衷，视大顺农民军为主要敌人。
弘光朝廷的军政和财政
弘光朝廷坐拥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但统治集团的腐败却比崇祯朝还严重，内部还有严重的倾轧纷争。作为政权支柱的军队已经蜕化成将领维护自己私利的武器，他们敌视人民，又是农民军和清军的手下败将。正是由于兵不可用，只能坐看大顺军撤退留下的河南、山东权力真空。
史可法为官清廉，也很勤勉，但在奏疏上和四镇却唱同一调子。在被推向权力顶峰时，他的个人品德完全弥补不了客观需要而他本人没有的雄才大略和果断魄力。他坐看四镇军阀顿兵江北，鱼肉百姓，无动于衷，耗费江南百姓大量粮饷的同时，将黄河流域大好河山拱手让人，说他姑息养奸，喂虎贻患并不过分。
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费开支却极度膨胀。财政入不敷出，户部采取的方法是变相加征。除了豢养军队，大批财政用于皇帝、宫廷、宫殿，并没有用在救济灾民的实政。后果就是大失人心，文官武将只念重自己身家，一旦形势危急，多数非降即逃。
弘光朝廷的腐败
朱由崧的荒淫在历史上可以和许多亡国之君媲美。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也是醉生梦死，鬻官肥家。即便是自命和马、阮党见不同的官绅在生活上也大抵是寻欢逐乐，有一日过一日。在局势凤雨如磐之时，弘光朝廷不仅文恬武嬉，还热衷于粉饰太平。弘光朝廷苟且偷安到如此程度，清兵南下时一触即溃也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
清廷对大顺和南明的用兵变化
顺治元年十月，清军接管了山东和山西大部分地区。十月二十四日，清廷传檄明确宣布要对南明动武。当时南明腐败，内部纷争，确实很难组织有效的防御。但多尔衮的战略部署上也存在问题，两大兵力同时投向都西面、南面两个方向。而大顺军的实力仍在，若高一功部在陕北战胜阿济格部，乘胜进入华北，局势尚未可知。
关键时刻，大顺军在河南怀庆地区的胜利反攻，让清廷决定撤回多铎部，由南下改西进。在得知多铎部清军转向潼关推进后，大顺军领导集团陷入左右为难的局面。而南京的弘光朝廷也得以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南明军队本可趁清军主力都在陕西时，趁势反击。但史可法、马士英唯恐出兵触怒清廷，引火烧身，推行消极的“借虏平寇”直接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大顺政权覆灭
潼关战役和多铎部占领西安
多铎、孔有德、耿仲明率领的军队击败怀庆的大顺军后，推进到潼关一带。李自成亲率刘宗敏、刘芳亮等大将原拟前往陕北的大顺军主力赶往潼关。在被清军围攻的情况下，大顺军多次扭转战局的突击都被打败。关键时刻，阿济格部进入陕北，大顺军深知主力位于潼关，如果硬拼失败，西安必被攻破。在两路合击下，李自成被迫主动放弃陕西，另寻出路。持续了13天的潼关以大顺军失败告终。
在撤退时，大顺军分成了东、西两大集团。东路是李自成亲率的西安附近主力，由商洛经河南到达襄阳，汇合驻守当地的白旺部；西路是驻防陕北的高一功部，由于西安被清军占领，只能向西汇合西北大顺军，转道汉中南下四川，再由长江到达荆州。1645年2月14日，多铎率军出关，取道归德（今商丘）南下摧毁弘光政权
陕北战役和大顺军放弃西北
阿济格部进入陕北后，围攻驻守榆林的高一功部和延安的李锦部。后延安失守，李锦部向西转移。数日后，高一功部也放弃榆林，两部向宁夏惠安堡转移。汇合西宁卫的党守素等部后，一道向南撤退，突破投降清廷的贺珍等部后从汉中入蜀，再沿江东下湖北。在这个过程中，和李自成再未见过面。
从后来的情况看，李自成、刘宗敏的东路军遭到阿济格部穷追猛打，损失惨重，有的降清，有的依附南明，有的孤军作战，有的汇入西路军。而李锦、高一功领导的西路军成为了后期大顺军联明抗清的主力。
李自成牺牲和大顺政权失败
阿济格率领的军队在河南、湖北等地和大顺军东路军多次接战，大顺军皆告失败。1645年3月汇合襄阳白旺部后，李自成带上襄荆主力随部东下，意图抢在清军前夺取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但是这个决策是失败的：1，自古以来保卫、争取江南必据守襄荆，2.大顺军失去黄河流域后，如果在放弃襄荆地区，将无后方可言。白旺也提出过异议，但并没有被李自成采纳。
李自成统率大顺军从襄阳、承天（今钟祥）南下，阿济格部追踪而至，在武昌击败大顺军，并在江西九江被清军攻入老营，多位头部文官和亲属被俘。由于实力受到重创，士气低落，占领南京的目标已无法达成。兼之多铎部已从归德直趋南京，李自成准备通过江西西北转入湖南。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遭到当地地主武装袭击，混战中被杀。
李自成牺牲纯属偶然，在被围攻时，身边仅有二十余名兵卒，很可能是在率小股部队探路时被埋伏。当地团练也不知道这就是大顺军。李自成的牺牲标志大顺政权的覆灭。但大顺军余部继续着联明抗清的斗争。
弘光政权瓦解
南渡三案——大悲、伪太子、童妃
弘光立国一年间，先后发生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互不相涉，但都贯穿着对朱由崧继统的不满背景：
- 大悲案，1644年12月，和尚大悲谎称崇祯封他为亲王，声称应该立潞王为正。后被处斩。
- 假太子，鸿胪寺少卿的奴仆偶遇一位少年，少年谎称自己是逃难而来的太子，后在朝廷内部掀起一片喧哗，直到弘光朝廷覆灭方告平息
- 童妃案，1645年初，河南一位妇人宣称自己是朱由崧的继妃，在逃难中走散。朱由崧立刻否认
其中后两案背后都有东林复社兴风作浪的身影。希望能够否定朱由崧作为弘光帝的合法性。虽然他是个昏庸荒淫的君主，但他的身份却是无可怀疑的。弘光朝廷迟迟未能北进，和东林复社党人兴风作浪不无关系。
睢州之变和史可法南窜
“联虏平寇”策略失败后，史可法依然避免和清军兵戎相见。1645年初，史可法亲自安排的高杰北上，是唯一一次向黄河流域推进的军事行动。但目的却是充当清军盟友消灭“流寇”。清军并不买账，这只是史可法的一厢情愿。1645年正月高杰被河南总兵许定国埋伏身亡。史可法的计划全盘落空，赶往高军营中安抚。但出于门户之见，史可法拒绝了高杰妻子提出的接受高杰儿子为义子的建议。
史可法本应借高杰被降清奸细许定国埋伏激起高杰部将同仇敌忾的情绪，改弦易辙，做出针对清方的战略部署，至少稳定河南局势。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仓皇南逃。
左良玉率兵东下
左良玉是崇祯朝崛起的军阀，在崇祯十二年后就已尾大不掉。弘光朝廷继统后，也只是勉强接受。在李自成部撤退到武昌时，左良玉不敢与大顺军主力作战，全军撤退，顺江东下。临行前，大肆屠戮城中百姓。可见，在此时，左良玉早已成为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勇于虐民，怯于大战。最终左良玉病死在九江。在得知左良玉叛变东下九江的信息后，南京的马士英和阮大铖做好了拥兵出逃的准备。
在1645年5月，多铎军占领南京、芜湖等地，阿济格部击败大顺军，追到九江附近后。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用兵数万，竟直接投降清军。
扬州失守
在陕西击败大顺军后，清军分三路由多铎、阿济格、固山额真准塔南下。一路上明守军闻风而逃。在左良玉东下、清军南侵的紧急情况下，史可法惊慌失措，漫无主见，方寸大乱。他对部队几乎失去控制。在协调部队过程中，被围困在扬州。最终在扬州陷落后誓死不降，最终遇难，并因此在南明绅民里享有很高声望。这一点上，应当对他的民族气节予以肯定，但这无法掩盖他在业绩上的平庸。尤其是在定策时的重大失误和军事上的毫无作为。
清军占领扬州后，多铎以不听投降为由，下令屠城。清军攻克扬州前后，江北明朝官军几乎毫无斗志，一矢未发即告投降。弘光朝廷依靠笼络藩镇而立，也因藩镇叛降而亡。
弘光帝出逃和清军占领南京
史可法殉难的消息很快传到南京。弘光帝和马士英为首的一些官员在未告知朝廷其他官卿的情况下，于凌晨出逃。第二天南京城内的官绅军民得知消息后，乱成一团。几天后，清军进入南京，部分文官武将转投清朝，其中包括钱谦益这样的东林巨子。包括后面阮大铖降清，也是他向洪承畴推荐的。钱谦益降清后被胁迫北上，1年后告病还籍，之后长期从事反清复明的工作，屡冒杀身之祸。
弘光帝被俘
弘光帝逃出南京后，本想避往浙江杭州，但中途被拦截，于是改投靠刚刚击败东犯左梦庚的黄得功。而后，多铎军在投降的刘良佐带领下追至芜湖。黄得功部下趁他不备叛乱成功，杀掉黄得功，献弘光给清军。可以说，弘光朝廷的党争、腐败、武将跋扈、忙于权力再分配导致的内耗是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
潞王朱常淓监国和降清
在溧水失散后，马士英到达杭州，以太后懿旨的名义，命潞王监国。不过朱常淓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派降清的奸细陈洪范和清朝讲和。最终在杭州投降，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1645年7月，清军班师回朝，派洪承畴接替当地多铎等人。朱由崧、朱常淓等降清的明朝藩王也一道返京，并在次年5月被杀。
朱常淓是朱由崧之外，在继承皇位上争议最少的任选。他的降清使得后来宗室较远的唐王朱聿键（隆武皇帝）和鲁王朱以海爆发了争立，以及朱聿键之弟和桂藩朱由榔的争立。这两次的争斗严重地分散和抵消了南方的抗清力量，给清朝征服全国提供了有利条件。
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压迫政策
多尔衮的失算
1645年夏天多尔衮在接管中国北方后，认为能够不战而胜。但是，他完全错估了局势，误以为天下已定，自己征服者的面貌顿时暴露无遗，开始全面推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由此激怒了广大汉族人民，在民间掀起了广泛的抗清运动。
清军滥杀无辜百姓
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狠残忍著称。清兵滥杀无辜的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
强迫汉民剃头改用满族衣制
清廷统治者把不远放弃本民族束发、衣着传统的汉族官绅百姓一律视为逆命之徒，加以处斩。这种残暴行径在历史上极为罕见。这也引发了社会大动荡。
圈地和“投充”
圈地即满洲贵族侵占汉族居民徒弟，供自己使用。圈地给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大批畿辅居民无家可归。“投充”本意是在圈地范围内招任汉民作为奴仆耕种土地，遵循自由原则。实际上成为了满族贵族奴役汉族人的重要途径。各地都出现了威逼投充。经过圈地和投充这种赤裸裸的掠夺方式，满族八旗侵占了大片土地和大批劳动力。
残酷的缉捕逃人法
在社会上日益激化的满汉民族矛盾下，出现大量逃民远离自己原先的土地。对此，清朝统治者严厉惩办窝藏逃人的行为。耿仲明正是因此自杀。
各地抗清运动兴起
江南缙绅的动向
在清初的明朝“遗民”中，没有剃头改制的少之又少。他们大多在清朝统治未巩固之前致力于反清复明，天下局势稳定后大多数采取不合作对策。也有类似刘宗周这样的守正但迂腐之人，与其说以身殉国，不如说以身殉名。
各地百姓的自发抗清
在江阴、英霍山区、皖南、陕西等地都爆发了民众自发的抗清斗争，但最终都因为寡不敌众被清朝剿灭。这些微末之下的平民反抗者如阎应元、陈明遇等人在作者看来，比史可法更应歌颂，作为比史可法也大许多。
隆武政权和鲁监国的争立
隆武政权建立
1645年6月，潞王朱常淓投降后唐王朱聿键在郑鸿逵等人的拥戴下称号隆武皇帝。朱聿键虽然在诸藩中较远，但自身素质鹤立鸡群，从小不顺的成长经历磨炼出他的胸有大志。不过，虽然他颇想有所作为，但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没有足够名分。这一先天缺点也让他不得不依赖于最先拥立的福建军阀郑芝龙、郑鸿逵兄弟。隆武朝廷建立后，得到了两广、湖南、赣南、川贵、云南等地的明朝势力承认。
鲁王朱以海监国浙东
浙东的反清复明势力主要来自社会地位较低的明朝生员和中下级官员。浙东各地反清运动兴起后，一些在籍官僚商议下，决定拥立还在浙江且没有头像清朝的鲁王朱以海出任监国。在和隆武差不多的时间，朱以海在绍兴出任监国。朱以海在经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患难生活后，依旧保持了民族气节，在关键时刻肩负起抗清旗帜，甚至亲赴前线犒赏官军，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毕竟曾经过惯了贵族生活，既无治国之才，也不肯放弃小朝廷的荣华富贵。
唐、鲁政权的对立和纷争
虽然两个政权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但大部分精力却消耗在内部争斗上。就当时形势而言，鲁监国控制的地方和承认隆武朝廷的大部分南方无法相比。但他却幻想攻克杭州后进取南京，建立超过隆武朝廷的威望。为此不惜花重金收买支持者。
鲁监国的抗清活动
朱以海等人为了保有浙东，收复失地，还是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不过收获有限。
靖江王朱亨嘉之变
唐、鲁争立的同时，分封在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也企图趁乱谋取大位。在弘光帝被俘后，朱亨嘉于1645年8月在广西自立。在自立后，为了扩大势力，立志东下广州，被丁魁楚的军队击败。而后瞿式耜暗中联合焦涟反正，活捉朱亨嘉，送往隆武朝廷缢杀。丁魁楚、陈邦傅因此事中投机有功，加官进爵，掌握了两广的事权。而后又在永历朝廷上争权夺利，为紊乱朝政，先后投降清朝，基本没有起到积极作用。真正忠于明室的瞿式耜却因曾经有意拥立桂藩而受到排挤。由此也可见，朱明宗室里觊觎帝位的不乏有人，部分官绅也以定策为功，内部纷争不断。
隆武政权的作为和腐败
隆武皇帝朱聿键是位恢复大志的君主，所推行的政策也大体正确，但问题在真正效忠于他的人并不多。在福建他受制于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在湖广，总督何腾蛟又只知利用隆武帝的信任威福自操；在广西，巡抚瞿式耜意在拥立桂藩，和隆武朝廷貌合神离。在大顺军余部和何腾蛟、堵胤锡达成联明抗清协议，湖广军势头正盛时，隆武帝却因郑芝龙和何腾蛟的牵制，无法调集更多兵力支持。最终丧失良机。
在崇祯朝之后，弘光和隆武朝廷里，朝廷威令已无法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相比之下，清廷里虽然也有倾轧，但掌权者尚能令行禁止。对比看，清胜明败主要在于内部凝聚力。
隆武帝的政策和举措
- 总体战略上，隆武朝廷以抗清为主，联合农民军抗清，是从隆武时期开始的；
- 对于万历以来党争和国事的危害，朱聿键提出消除党争，“用舍公明”，这一点上就比东林复社骨干人士高明许多。
- 隆武帝在南明统治者里算是比较关心百姓疾苦的
- 朱聿键的个人品格在南明统治者里也是很罕见的，不饮酒，精吏事，自奉甚俭
上面几点都能看到朱聿键锐意进取，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但受制于军阀，难以施展抱负。
郑芝龙兄弟跋扈
郑芝龙原是海盗，后被明政府招安，在崇祯时就奉命压制东南沿海一带的寇难。弘光时期更是加封南安伯。他接受招安，看起来是为明王朝效力，但实际意图是借用朝廷命官身份，扫除异己，垄断福建、广东等地的对外贸易。在明朝覆灭时，他在福建已拥有左右地方军事和经济的实力。
拥立隆武帝后，隆武政权在福州建立。但这种结合却貌合神离。朱聿键以恢复明室为己任，目标是收付江南，再进取北方。郑芝龙则意在借隆武朝廷名义维持自己在福建等地唯我独尊的地位，在一方割据。诸多事实都表明，隆武帝致力于中兴事业，不愿做郑氏兄弟的傀儡，但也无能为力。在矛盾日益激化下，12月，朱聿键离开福建，向西转移。江西战局的逆转，可以归因于郑芝龙、何腾蛟的私心自用，不仅直接导致隆武朝廷覆灭，也对后续的南明局势影响极大。
黄道周出征和被俘杀
在郑芝龙拥兵自重，无意进取下。首席大学士黄道周自告奋勇督兵出站，后因毫无作战经验，在婺源被俘。押送南京后，洪承畴劝降不成被杀。
清兵占领浙东和鲁监国航海
1646年2月起，清军进攻浙江、福建。阮大铖降清，马士英不屈遇害。尽管马士英在唐、鲁政权里成为过街老鼠，但并没有转投清方，而是尽力以抗清的实际行动扭转自己过去的不佳形象。
清军占领赣南
1646年3月，赣州失守，何腾蛟坐视不救。朱聿键敕令何腾蛟迎驾湖东，并在移陛后，加封其为定兴伯。何腾蛟只知提高自己的声望，毫无知恩图报之念。隆武朝廷的覆灭，除了郑芝龙降清外，和何腾蛟的毫无作为也不无关系。
隆武帝汀州遇难
清军占领浙东后，朱以海逃往舟山。清军秘密招降郑芝龙，郑芝龙有意降清，放弃抵抗。8月，清军向衢州进发，收取福建。途中刚刚降清的阮大铖暴病身亡。8月21日，隆武帝在延平去赣州的路上被清军包围，并在汀州被杀。9月19日，清军占领福州。
大顺军联明抗清
东路大顺军同何腾蛟联合和被排挤
1645年李自成牺牲后，大顺政权基本宣告瓦解。没有根据地的同时，由于意外身亡，在死前也没有指定明确的继承人。东路大顺军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机构，变成了各自为政的松散同盟。大顺军进入湖南后，由于上述原因，决定和何腾蛟联合抗清。然而何腾蛟和他一手提把的章旷、傅上瑞对大顺军怀有深刻的敌意和猜忌。在合营后，并没有诚意对待这支久经战场的抗清队伍。何腾蛟、章旷之流因为阶级偏见目光短浅，完全没有意识到弘光朝廷覆灭后，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后期抗清斗争中，大顺军未能做出重大贡献，从当时形势看，主要还是缺乏后方基地做保障，同时组织混乱没有有魄力的领导力团结力量，只能在南明势力和清方间夹缝生存。
李过、高一功改编“忠贞营”
1645年，李过（李锦）、高一功等部从汉中东下，占据湖北荆州到湖南澧州一带。明清双方鉴于自己兵力不足，又担心大顺军危及自己防区，都想加以笼络。堵胤锡不同于何腾蛟，能从大局着想，意识到只有联合农民军才有中兴之望，亲自赶往湖北荆州谈判会盟，最后促使东路大顺军归顺隆武朝廷。隆武帝赐李锦名为李赤心，高一功名为高必正，所部称为“忠贞营”。
这是南明史上第一个同农民军联合抗清的朝廷。虽然联合农民军的是何腾蛟和堵胤锡，但二人的政治眼光却大有高低之分。何腾蛟只顾抢功，贬抑大顺军的高级将领。堵胤锡的亲自促成联盟，表现了他的高瞻远瞩。堵胤锡在前期和何腾蛟、后期和瞿式耜的矛盾，根源也在于此。
忠贞营围攻荆州
堵胤锡和李锦等部达成协议后，决定不失时机发起回复湖北的战役。他建议和何腾蛟分两路攻下荆州。由于何腾蛟、章旷部的昏庸无能，行军缓慢导致失败。两人只知在湖南蹂躏地方、鱼肉百姓、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在清军撤退后也毫无作为。
何腾蛟经营湖南失当
何腾蛟虽在弘光朝廷覆灭时拒绝了清方招降，英勇就义。但在抗清事业上，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逃脱左良玉围攻后，作为湖广等地总督，深受隆武帝信任。何腾蛟本可以做一番事业，然而，他在用人行政上倒行逆施，既无识人之明，有无御将之才，却私心自用，急于拼凑出属于自己的班底，一味把大顺将领排挤出湘。
孔有德等三王兵入湖南
清廷接收到浙江平定的消息后，为加速征服南明。在1646年8月派出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南下。孔有德指挥的清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占领了湖南大部分地区。何腾蛟部下的将领有的降清有的逃亡，这就是何腾蛟经营湖南的业绩。
大西军经营云南
云南沙定洲之乱
1645年9月，武定土司吾必奎发动叛乱。黔国公沐天波联合各地土司击败叛军后，沙定洲夫妇率领的土司军依旧滞留昆明，并发动叛乱，意图取代沐天波的位置。隆武朝廷因为远在福建，且当时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定，沙定洲叛乱一时无法平定。昆明同中央朝廷的离心倾向将逐渐明显、直到1647年大西军入滇，粉碎了沙定洲的美梦，增进了云南和其他各省的联系，这一点值得肯定。
大西军从贵州进入云南
1647年，张献忠在西充牺牲。大西军极速南撤。在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的领导下，大西军突破封锁向云南进发。在路上，孙可望接过了大西军的领导。他改变了张献忠滥杀无辜的作法，整肃内部，带来南下大西军的耳目一新。
大西军选择云南是因为张献忠受抚谷城期间，他和部下曾和云南调来的官军有相当密切的联系。有史籍称，大西军入滇是接受了当时调遣到湖广的云南石屏土司将领龙在田的建议。孙可望入滇时，假借为黔国公沐天波复仇，一路得到土司的欢迎，基本没有抵抗。沙定洲在4月放弃昆明，大西军顺利接管。在之后，刘文秀、艾能奇、李定国等将领平定了附近州县，击败了逃跑的沙定洲势力，巩固了昆明的统治，让当地居民过上了难得的安宁日子。
孙可望等经营云南
平定全滇对大西军和南明永历政权都有关键意义。大西军在1650年起的多次出击打败清军，成为全国抗清主力，和孙可望等人收取、经营云南是分不开的。
- 在政权上，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为了争取汉人支持，废除了大西国号，许诺“共扶明后，恢复江山”。同时雷厉风行惩治贪污，保证了云南吏治的清廉
- 在经济上，孙可望等人实行可行的赋税政策，注意保护民间贸易，对云南井盐加强管理
- 在军事上，严肃军队纪律、加强训练、改善了军需供应
- 在社会治安上，相当注意和地主士绅的合作，根据局势放松了对居民的军事管制
- 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和宗教上，也做了较妥善的处理
郑成功起兵和鲁监国在浙闽抗清
郑芝龙降清
在郑芝龙降清后，其子郑成功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甚至加以劝阻。郑芝龙认为满洲贵族不事水战，必然也要借重于自己，不听劝告，跟随前来招降的博洛回京。在回京前，利用郑芝龙的声望招降了部分旧部。1648年，清廷收回承诺，郑芝龙实际上是被软禁的状态。
郑成功的早年生活和起兵抗清
郑成功是郑芝龙的长子，母亲是日本女子，在七岁前随母居住日本，本名郑森。隆武帝即位后，郑芝龙成为定策元勋，郑森才在父亲带领下拜见朱聿键。隆武帝见他一表人才，赐姓朱，改名成功。从隆武二年正月起，郑成功就开始参与军事指挥活动。这为他后来独树一帜，领导东南沿海抗清活动奠定了基础。在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和叔父郑鸿逵等人坚持抗清，在和清方的反复较量下，把东南沿海地区抗清势力合成一支劲旅。
鲁监国在浙闽的抗清活动
到1648年上半年，以鲁监国为首的明朝义师已收复了闽东北大部地区。鲁监国朱以海亲临福州城外指挥攻城，在南明君主中算是比较勇敢的。事实证明，在清朝暴虐统治下，浙闽百姓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抗斗争，鲁监国朱以海不失时宜组织起来，颇有一番作为。然而，复明的各派势力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终致坐失良机，使得清廷得以凭借有限的兵力各个击破。
在收复福建的战略意图失败后，鲁监国被迫撤回舟山。从这时起到1651年，舟山群岛成为鲁监国领导下浙东抗清武装活动的中心，牵制了清军大量兵力，为郑成功部在福建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
永历朝廷建立
朱由榔在肇庆监国和绍武争立
隆武帝在1646年遇害后，桂藩朱由榔成为了继任的最佳人选。1646年10月就任监国，丁魁楚、瞿式耜、何腾蛟、堵胤锡等人也有了对应官职。不过朱由榔遇事无主见，用人失当，是在担当不起中兴大任。监国7天听到清军推进消息后即仓皇逃难。同时，隆武帝的弟弟被拥立为皇帝，史称绍武政权。朱由榔自知铸下大错，为了挽回民心，在11月重返肇庆，宣布即位。这样广东一省同时有两个南明政权。
绍武政权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由拥立者苏观生拼凑出来的广州朝廷基本上是一群投机分子。成立没多久就被清军消灭，广州沦陷。12月朱由榔乘舟再次由肇庆逃往湖南。
绍武政权的覆灭
绍武政权从建立到覆灭不过一个多月，它的“业绩”就是打了一场争夺皇位的内战和导致广州一省的陷落。占领广州后，李成栋向广西进发。永历君臣又仓皇逃窜。瞿式耜处于稳定人心考虑，提出不要离开广西。但永历帝还是逃到了武冈。
陈邦彦等人在广东的抗清活动
不同于腐朽无能的永历朝廷，不知清军虚实就非降即逃。广东在明末清初历史上涌现出陈邦彦、陈子壮等一批抗清英雄人物。虽然他们代表的广东义师最终被优势清军镇压，但他们掀起的汹涌的武装斗争，迫使清方两广当局调回进攻广西的军队稳定局势，给广西的永历朝廷一个喘息的机会。同时，清军主将李成栋在镇压过程中，亲眼看到人心所向，对他次年的反清归明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永历朝廷在武冈
永历帝逃往武冈后，进入了军阀刘承胤的势力范围。朱由榔既然以为刘承胤兵强可倚，刘承胤也借此挟持朝廷。何腾蛟不满刘威福自操，同部分大臣请永历帝回驻桂林。同年8月，孔有德率兵从岳州进兵长沙。何腾蛟、章旷等人闻风而逃。在永州苟延残喘期间，章旷病亡。清军进一步向武冈进逼。刘承胤手下部将不敌，皆战死。刘生出挟持永历帝投降之意。永历帝发现后，仓皇逃往广西。皇太子和护送皇太子的大学士吴炳被俘。9月，孔有德派刘承胤攻入贵州黎平，俘获何腾蛟亲属。
郝永忠部由湘入桂
郝永忠部奉何腾蛟之命护送隆武帝失败后，跟随何腾蛟由湘入桂。由于农民军出身，并不被瞿式耜、鲁可藻等人接受，甚至处于偏见故意扣发粮饷。可见在兵力不敌的情况下，瞿式耜等人对农民军的敌对态度并没有变，他们是南明政权中目光短浅的死硬分子，对原农民军极尽打击排斥之能事。十一月耿忠明攻击全州被郝永忠等击败，永历帝应瞿式耜等人之请移跸桂林。
永历帝逃离桂林
在永历帝于1647年底从柳州转移到桂林后。广东提督李成栋稳定了广东局势，转头进军广西。陈邦傅等人不战自逃，避向桂林。清军重新占领梧州。郝永忠部担心老家被陈占据，和何腾蛟一起领兵难撤。全州守将见大军撤退，自身难保，献城投降。广西由此门户洞开。
1648年2月初，清军向桂林推进。何腾蛟大惊失色，临阵脱逃。瞿式耜力主永历帝留守桂林，暂缓移跸。谁知朱由榔已是惊弓之鸟，执意离开。郝永忠趁乱抢夺官私财物，之后护送永历离开。瞿式耜拒不随驾，留守桂林。
郑成功在闽粤沿海的军事行动
同安之役
大致可以说，从1646年底开始郑成功开始组件自己的军队，到1648年形成一支对清朝颇具威胁的力量。他的军需供应主要来自海上贸易和攻占地区征收粮饷。1648年4月，郑成功攻陷同安，同时得知永历即位的消息，从此遥封永历正硕。在李成栋反正后，永历帝从南宁迁回广东肇庆，整个广东也恢复南明统治、这一时期，永历朝廷留下的记载里，郑成功出现较少，原因在于李成栋系统的将领和福建将领之间存在较深的隔阂。
潮州之役
1649年，郑鸿逵和郑成功同广东郝尚久部争夺潮州，爆发内讧。郑成功急于解决粮饷来源问题，手下又因为受到李成栋部歧视而耿耿于怀，但因属地归明不忍下手。不过最终出兵占领潮州。永历朝廷对郑挑起的内衅并不赞同，但又无可奈何。就事实而言，郑成功、郑鸿逵进攻潮州是极为失算的，它加速了清军侵占广东全省的过程。郑氏集团鼠目寸光，只从自己利益出发，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651年清军攻占厦门
1650年7月，在王邦俊支援下，郑成功从广东败回，没有实现以潮州为基地的愿望。8月，他趁厦门的郑彩引兵外出，袭取厦门，之后成功吞并郑彩、郑联兄弟的部队。1651年初，在厦门立足未稳，郑成功决定指挥部队攻取当时被清军占领的潮州、惠州。施琅曾认为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便托梦委婉劝说郑成功在三考虑。不过郑成功并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
在郑军从海殇进攻广东时，清福建部队趁厦门守军空虚，偷袭厦门成功，掠夺了大量财富。郑成功大为震惊，于4月初返回厦门。
郑、施交恶和施琅降清
作为一军之首，郑成功的弱点是不能充分任人器使，不能容忍下级对他的不尊重。施琅在明清之际确实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将才，但在黄道周、李成栋、郑成功手下都未受到重视。施琅在返回厦门时奋勇和清兵作战，但因郑成功的戒心未受到重视。施琅的弟弟也对成功的种种处置不满。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施琅手下曾德叛入成功营中成为亲随一事成为了双方公开决裂的导火索。曾德被捉回处斩。郑成功见施琅违令擅杀郑部旧将，下令拘捕施琅一家。施琅得知弟弟和父亲被杀后，对郑成功恨之入骨，一心降清，与郑氏为敌。
对于施琅的忽明忽清的态度，不妨说“士为知己者用”是他的行为准则。恃才傲物是他的缺点。但若驾驭得当，用其所长，制其所短，将会大有发挥。这一点上，之后康熙皇帝做的就比郑成功强。施琅的投降使清廷在之后可以建立一支足以和郑军抗衡的水军。
吴胜兆、王光泰等的反清
1647年永历改元，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朱由榔短暂地看到了一些好消息。1648年金声桓，王得仁南昌反正，3月李成栋广州反正，12月姜瓖山西大同反正。这些总兵的反正和清廷的民族歧视政策有关。在这之前，还发生了几地的反清活动：
- 吴胜兆反清，1647年4月，苏松提督吴胜兆反清复明，得到舟山、太湖、松江等地义师呼应。后因事情提早败露，在关键时刻心慈手软被洪承畴调兵遣将消灭。
- 宁波华夏反清，1647年，宁波的华夏等生员密谋反清，因叛徒谢三宾告密全盘失败。谢三宾这样的地主为保存自己巧取豪夺的巨额资产，在政治上寡廉鲜耻，没有家国观念
- 王光泰兄弟在襄阳、郧阳反清。王光泰、王光恩、王昌三兄弟本在清军追击大顺军时降清。后因和当地官员摩擦，被诬告逮捕，从而揭竿而起。而后被清军围剿，之后同大顺军余部活动于夔东地区，形成著名的“夔东十三家”
金声桓、李成栋反清复明
金声桓、王得仁江西反正
金声桓原本是左良玉的部将，而后随左梦庚降清。在北京朝见后，主动率领兵马南下收取江西，消灭了江西大量南明军队。但与此同时，金、王的清廷委派的江西官员矛盾也在加深。1648年初，金声桓先发制人，杀死巡按、布政使等人，宣布反清复明。而后承认永历朝廷。被永历帝封为公爵和侯爵。
反清后，金、王计划北上拿下九江，接着顺江东下南京。在收复九江后，湖北、安徽等地的复明势力纷纷响应，大片地区归明。由此可见清军在湖广的势力还不稳固，兵力相当有限。清廷接到江西叛变和湖广、南京告急的消息后，急令何洛会、刘良佐等人赶往镇压，同时调遣三王等军队回师防守。相比于清军的统一指挥，永历朝廷徒有其名，无人统筹做出相对的全局决策。当时各地的势力没有抓住机会，相互配合，扩大辖区和政治影响。
3月金、王军队紧逼赣州，久攻不下，得知南昌被围后。金、王为救老巢，不得不下令全军撤退，在6月撤回南昌。清军围攻南昌长达6个月，在1649年初，城中弹尽粮绝被清军攻陷。金声桓中箭后投水自杀，王得仁被俘遭害。江西百姓再次被清军洗劫一遍。
金、王在江西攻城略地时，南明当国却并不积极，坐失良机。湖南、广东实权人物只顾眼前私利，根本谈不上配合作战。而这一时期的清廷尽管再野蛮，好歹像个政府，可以统筹全局，令行禁止。反观南明政权，派系纷争，各势力集团互相拆台，坐观败亡。在南昌7月被围后，到来年正月城陷的6个月，没有得到南明其他军队的任何支援。
李成栋广东全省反正
李成栋曾是李自成部将高杰的手下，后随之降明。清兵南下后，和高杰妻子一同降清，并奉命南下为清军收取广阔疆土。然而在清廷的民族歧视下，并未取得提拔，再加之明朝官绅抓住其与佟养甲的矛盾策动和爱妾赵氏以死相逼，最终于1648年反清。在反正初期，李成栋对永历帝颇为尊重，恪守臣节。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永历朝廷从上到下窃权弄私，几无功过是非可言。
李成栋进攻赣州和败亡
在江西和广东接连反正后，明清相持格局本可改变。但永历朝廷腐败无能，把时间耗费在加官进爵等无用事务上。李成栋进军赣州时，未能和金声桓部配合。1648年5月金部撤退回救南昌，8月李成栋率军进逼赣州。由于准备不足，几次进攻均告失败，被迫撤回广州。在次年2月再次进取赣州，这次他吸取经验，先行包围赣州外围各县。但对清军来说，正月已攻克南昌，赣州已无后顾之忧，且北方援军已就位，攻守之势已易。2月底，李成栋迎战清军，被击败。之后清军乘胜追击，李军打败，李成栋坠马淹死。
1649年春，永历朝廷经历了一场幻灭。正月何腾蛟被俘杀，金声桓、王得仁败亡，3月李成栋兵败身死。永历朝廷当权人士既没有洞察局势的能力，又缺乏知人之明。任由原两广总督杜永和霸占职位，尸位素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
除了江南，在黄河流域也有各种反清复明的运动。不过和江南相比，北方的反清运动较分散，南明史籍记载较少。
- 在山东有，山东谢迁起义，山东刘泽清、李化鲸榆园军反清斗争，裴守政、刘丝桐起义、王奎光起义等
- 姜瓖等领导的山西反清斗争。1648年11月，在金声桓、李成栋相继反清后，清廷对汉族将领猜忌加深，姜瓖趁机反清，在山西各地迅速得到响应。多尔衮招降失败后，亲率阿济格等部以武力解决。此时清廷的局势实际上甚为危险，南下的清军回撤缓解畿辅的危机。可见清朝在北方的统治根本就不稳固，且证明了满洲八旗军作战能力也很有限。然而，相比之后孙可望、李定国、鲁监国、郑成功等经常派人进入清统治区组织各地义士，永历朝廷的目光甚为短浅，似乎只知道姜瓖在大同反清，除此无动于衷。直到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才如梦初醒。南明君臣的闭目塞听、得过且过，可见一斑。在1649年8月，围攻许久后，姜瓖被部下总兵叛变所杀。之后数月，逐渐稳定山西局势。清军在镇压山西反清复明运动中，滥杀无辜老幼，其残酷野蛮令人发指。北方百姓为了反对满洲贵族的暴虐统治展开了殊死斗争，其惊心动魄丝毫不逊于南方。在山西大规模反清运动被镇压后，剩下的复明势力仍然利用山区坚持斗争。
- 在陕西，王永强与1649年2月占领榆林，和山西起义相呼应，在3月底被吴三桂、李国翰部击败
- 甘肃回民米剌印、丁国栋与1648年3月起义，反映了甘肃等地回民对清廷暴虐通知的不满。1649年，清兵相继攻破甘州、肃州，起义宣告失败。
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王永强、米剌印、丁国栋这些人在降清后又反清，说明不仅受到了满洲贵族歧视，而且察觉到清廷实力有限，可以一试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