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概念性、科普性的东西,让我能够看懂电影,看到画面、声音背后的东西。

摄影

  • 电影的两大方向:现实主义形式主义
    • 现实主义追求表象还原,减少失真
    • 形式主义则追求风格绚丽,强调内在实质而非物质世界
    • 大多数电影处在两者之间,兼顾现实性、娱乐性、风格性
  • 镜头:大远景、远景、全景、中景、特写、大特写
    • 大远景:被用作定场镜头,深焦镜头
    • 远景:大约是舞台剧里观众和舞台的距离
    • 中景:功能性、双人镜头、过肩镜头
  • 角度:鸟瞰、俯拍、平视、仰拍、倾斜
    • 俯拍往往强调人的软弱无助和宿命论,以及弱化速度感,强调无趣乏味
    • 平视是最中立的镜头
    • 仰拍可以突出速度感,强调压迫感和危险感
    • 倾斜暗示紧张,可以用来描写暴力
  • 光影:大多数的布光都是刻意安排
    • 下方打光暗示邪恶、上方则反之
    • 逆光的柔和朦胧可以渲染浪漫氛围
    • 黑色电影基调是宿命论
    • 三点照明:主光、背光、辅助光
  • 色彩:作为象征的潜意识暗示
    • 红色:危险、性
    • 低饱和度:严肃、压抑
    • 蓝色:肃杀
  • 透镜、滤镜和胶片
    • 特殊滤镜夸张人物和环境的关系
    • 快速、慢速胶片
  • 数字化
  • 摄影师

场面调度

  • 景框:构图的基础
    • 景框顶部的区域暗示权利、威望、抱负;左右边缘往往意味着微不足道
    • 有时也会把视觉元素放在景框外,暗示神秘、黑暗、死亡
  • 构图和设计
    • 重心对比,立即吸引注意力的影像区域
    • 辅助对比
    • 构图的上半部重于下半部
    • 孤立的人物往往显得更重
    • 一般来讲,构图和主题思想是吻合的
  • 领域空间:前景、中景、后景
    • 主导人物往往占据更大空间
    • 人物朝向:正面、斜侧、侧面、反侧、背面
      • 正面表达自信、亲切
      • 侧面表示超然、中立
      • 背面表示神秘、拒绝
    • 紧凑取景和宽松取景
      • 紧凑暗示囚禁、不自由
      • 宽松暗示自由
  • 空间关系学:亲密距离、私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
    • 距离拍摄对象越远,就越不容易动感情,鼓励超然态度
    • 喜剧往往不拍特写
  • 开放和封闭形式
    • 开放形式强调不拘形式、不求刻意的构图,观众能感受到景框外是自然延伸的,更贴近现实主义,也暗示人物的自由
    • 封闭形式则充满结构性和引人注目的视觉效果,景框外的事物与影像无关,往往会有预设机位,隐含宿命论的意思

运动

  • 动力学
    • 向上的运动表示渴望、欢乐、力量、权威
    • 向下的运动表示悲伤、死亡、卑微、沮丧等
    • 走向和远离摄影机
    • 横向、纵深运动
    • 近景拍动作重动感、紧张感;远景拍动作重沉闷、史诗感
    • 动力学的象征含义
      • 大开大合表现欢喜,颤抖表示迟疑,波浪起伏表示色情,动作缺失暗示麻木
  • 摄影机动作:横摇、竖摇、手持、移动车、升降镜头、航拍
    • 移动镜头一个常见功能,和对话形成嘲讽式反差
    • 固定镜头强调有序感
  • 运动的机械变形
    • 快动作和慢动作,快动作一般会显得滑稽可笑,慢动作则会有仪式感和史诗感,拍摄暴力画面时更会有反差感
    • 反向,运用较少
    • 定格,可以强化主题

剪辑

  • 剪辑如同语法,剪辑的句法如同语言的句法
  • 连续性
    • 从现实主义到形式主义:段落镜头 - 连续性剪辑 - 经典剪辑 - 主题蒙太奇 - 抽象剪辑
    • 越趋近现实主义,剪辑越少,越强调真实的时间、空间连续性
    • 为了保证剪辑在观众眼中的连续性,导演一般在开场会用定场镜头,以及之后的再定场镜头
  • D.W.格里菲斯和经典剪辑
    • 一个国家的诞生,更多更细碎的镜头,强调剧情重点,情节动作不仅有实际发生的,也有心理和情感的
    • 视线匹配法、180°规则、反打镜头
    • 影片剪辑节奏和影片节奏相关
    • 平行剪辑
    • 长镜头,乏味感
    • 主题蒙太奇,同一主题剪辑在一起
  • 苏联的蒙太奇和形式主义传统
    • 更强调电影主题是剪辑构建出来的,由剪辑来构造意义,单独具体片段的现实意义没那么大
  • 安德烈·巴赞和现实主义传统
    • 强调忠实现实,反对形式主义、主题剪辑带来的变形,认为电影的技术演进都是使这一形式更贴近现实主义
    • 新现实主义、新浪潮

声音

  • 历史背景
    • 也分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同期声和剪辑后再配音
    • 声音使表演更丰满和自然,也能传递更多信息
  • 音效
    • 动效拟音师
    • 不同的音效暗示环境氛围或人物性格或提现内心情感
    • 绝对的寂静也能吸引注意力,或暗示死亡
  • 音乐
    • 米老鼠配音法,根据情节创作音乐
    • 暗示地域、阶层、种族,暗示情节发展,暗示人物性格
    • 提供讽刺反差:古典乐搭配屠杀
  • 歌舞片
  • 口头语言
    • 台词和结合背景的潜台词
    • 语言和意识形态
    • 旁白:沉思、内心语言
    • 配音

表演

  • 演员分类:群演、特约、科班演员、明星
  • 舞台表演和银幕表演
    • 主导者不同,舞台上演员是主导,电影里导演是主导;越是形式主义,演员的贡献就越少
    • 舞台上,演员的表现力更重要;银幕上,演员的观众缘更重要;
    • 由于观众距离的原因,舞台表演听声音,银幕表演看眼睛
    • 因为镜头距离、导演调度、剪辑等因素,银幕演员不像舞台演员一样,必须在情感和动作上“积累营造”,大开大合
    • 同样因为剪辑,电影时空上缺乏连续性,演员几乎完全受导演控制
  • 明星制
    • 大制片厂
    • 明星与人设,明星的符号化
    • 个性明星与演技明星
    • 演员偏自由,制片人偏保守
    • 性格演员:不靠面貌出众,靠演技
  • 表演风格
    • 表现主义、浪漫主义
    • 现实主义(方法派),“表演必须时刻活在角色里”
    • 新浪潮,即兴表演
  • 选演员
    • 演员的戏路,“选演员就是在塑造人物”
    • 分类型选角
    • 非科班演员的使用

戏剧化

戏剧和电影的对比

  • 时空和语言
    • 戏剧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电影有弹性
    • 戏剧的空间几乎都是封闭形式的
    • 戏剧里,观众和舞台的距离是固定的,电影则有各种距离的镜头
    • 戏剧里空间是三维的(当然现在也有3D电影了)
    • 戏剧以台词和动作为主,是作家的媒介
    • 人是戏剧美学的中心,冲突要靠演员体现;电影美学来自摄影
  • 导演
    • 导演是电影里的主导性艺术家,拥有比戏剧导演大得多的最终控制权;戏剧导演在舞台开场后就无力控制了
  • 布景和装饰
    • 电影有更多的自由和发挥空间
    • 布景也分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每个大制片厂也都有自己的风格
    • 美术指导
  • 服装和化装
    • 服装可以揭示阶级、形象甚至心情
    • 电影化装一般比舞台精细

故事

  • 叙事学
    • “与‘缓慢’的欧洲片相比和‘非常缓慢’的亚洲片相比,美国片就很‘快’”
    • 现实主义叙事、经典叙事、形式主义叙事,作者性依次增强
    • 成长仪式
  • 观众
    • 秩序性、连贯感
    • 叙事风格
  • 经典范式
    • 主人公和敌手的冲突,在高潮时张力来到顶峰,最终冲突消失
    • 在爱情故事里,还常有一对次要的喜剧性恋人作为陪衬
  • 现实主义叙事
    • 更贴近“生活”,力求湮没“范式”
    • 抛弃俗套和一眼看穿的情节、人物
    • 反肤浅的大团圆结局,和其他伪乐观主义形式
    • 摈弃命运、宿命等浪漫主义概念
    • 避免抒情冲动,尽量平铺直叙
  • 形式主义叙事
    • 力求彰显作者风格
    • 常插入纯风格化表演和抒情性插曲
    • 虚构情节和象征
  • 非虚构叙事
    • 纪录片、先锋派
    • 长镜头,避免剪辑
    • 低限度使用声音
  • 类型片
    • 瞄准特定观众
    • 易于模仿和容易落入窠臼
    • 阶段:原始阶段 -> 经典阶段 -> 修正阶段 -> 戏仿阶段,从模仿到反讽
    • 战争片、神经喜剧、西部片、传记片、超级英雄片、惊悚片、系列片
    • 叙事的象征意义

剧本写作

  • 编剧
    • 编剧的作用和导演风格有关
    • 好的小说家难得成为好的电影编剧,因为他们习惯用语言传达意义,而电影通过影像
    • 电影里需要在剧本外有场面调度感
  • 剧本
    • 电影剧本常常有剧中演员改写
    • 剧本创作也经常由多人合写
  • 例子:《西北偏北》
    • “认错人”主题
  • 意向性比喻
    • 形象类比、象征、隐喻;越来越隐晦
    • 寓言、引喻、致敬
  • 视角
    • 第一人称、全知视角、第三人称、客观视角
  • 文学改编
    • 越好的作品越难改编
    • 自由式、忠实式、照搬式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个人、集体、阶级、文化等各种需求和愿望的整套思想。

  • 中性、隐含、外显
  • 意识形态是电影的一套语言系统,常经过伪装的语言,或借助符号来表述(让我想到姜文)
  • 左中右模型
    • 民主 vs 等级,鼓励相似和鼓励差异
    • 环境 vs 遗传,后天习得和先天继承
    • 相对 vs 绝对,鼓励灵活性和绝对性
    • 世俗 vs 宗教
    • 未来 vs 过去,憧憬未来和怀念过往
    • 合作 vs 竞争,齐心协力和开放竞争
    • 局外 vs 局内,认同穷人和认同权势
    • 国际主义 vs 民族主义
    • 性爱自由 vs 一夫一妻
  • 文化、宗教和种族
    • 不同文化体现在电影上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 少数民族的电影导演往往青睐现实主义风格
  • 女权主义
    • 过往的电影工业里,女性的职业生涯往往较短,且被边缘化
  • 酷儿电影
    • 性取向
  • 电影基调
    • 通过旁白、表演风格、音乐等体现

评论

  • 评述人、评论家、理论家
  • 现实主义理论
  • 形式主义理论
  • 作者论,在作品里留下深刻个人印记的人
  • 折中主义
  •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对电影具体意向的研究
  • 电影史学:技术驱动电影的历史发展

综合分析:《公民凯恩》

  • 影响后世的摄影风格:华丽、引入注意、黑色电影
  • 场面调度:形式主义、封闭形式
  • 运动:动力学对于人物年龄的隐喻
  • 剪辑:干净利落、连续性的暗示
  • 声音:赫尔曼的音乐创作
  • 表演:来自水星剧团的出色演出
  • 戏剧化:奥森·威尔逊早起戏剧演出的经验帮助
  • 故事:闪回串起的人物传记
  • 剧本创作:基于已有剧本框架的出色改编
  • 意识形态:随着年龄从左翼变成右翼
  • 评论: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融合,叫好但不叫座

研究办法

  • 文献、青铜器铭文、甲骨、考古学
  • 文献:唯一重要文献——《史记·殷本纪》
    • 都城:多次迁都,盘庚迁殷后不再迁都
    • 列王:契、汤、太甲至阳甲、盘庚、武丁、祖甲至纣
    • 积年:多种说法
  • 青铜器:独特的铭文和徽记,形制类型划分,装饰艺术
  • 甲骨:反应了宗教和生活文化的各个方面
    • 甲骨预处理
    • 角色:贞人、卜人、占人、史人
    • 结构:叙辞、命辞、占辞、验辞
  • 考古学:历来的考古挖掘工作
  • 理论模式:史料学、马克思主义
    • 理论解释事实 or 事实总结理论

安阳的商代社会

安阳和王都

  • 绝大多数文献认定盘庚所迁的都城就是殷,并保持到商朝终结。殷的称呼始见于周,在商朝时,商人通常称呼都城为“商”。殷都的范围虽在《史记》中就已模糊不清,但根据考古学的研究,应在今以安阳为中心的范围内。
  • 小屯
    • 有多个历史时期的遗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
    • 在商之前的遗迹里多是聚落的遗迹,如地穴、普通陶器
    • 成为商都后,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宫殿基址、附属建筑,还挖掘出妇好墓
  • 西北冈
    • 商王陵:盗掘严重
    • 其他小型墓葬
  • 其他遗址:各社会阶层的定居村落和自己的墓葬区
  • 由于历史各朝代的长期盗掘以及农业耕作,当前的考古工作反映的是一个大大褪了色的景象。

自然和经济资源

  • 气候更稳温暖湿润,当时的冲积平原仍处于水浸的状态。从出土的动物群资料看,当地应是水源充足、树木繁茂、临近沼泽。
  • 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从甲骨卜辞看,当时狩猎更多是一种娱乐活动,并非关乎生计
  • 农作物:黍、稷、稻、麦、莱、秜、禾
    • 黍: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 稷:很可能是狗尾草属的粟,即小米
    • 麦:也用于祭祀,从西亚传入,没有大量耕作
    • 秜:野生稻
  • 铜和锡:商王朝时期,铜的生产是主要工业
  • 珍贵物品:子安贝、龟甲、玉。黄金倒是很罕见

王朝和统治机构

  • 族邑:基础社会城镇单位
    • 族按照血缘分成不同“宗”,又依据政治信仰和地位分为不同“氏”
    • 各族有自己的族徽和图腾
  • 王室血统:子族是统治族。内部又分为王族和多子族
    • 商王名称:由前半的固定称呼和后半的天干组成
      • 天干用商王生日、死日、继位顺序等来解释行不通,更像是分为10个祭祀群
  • 内部分立:A组(甲、乙、戊、己);B组(丙、丁、壬、癸);庚、辛游离其外。其中甲、乙、丁实力较强,人口较多。
    • 乙-丁制:类似昭-穆制,王位的继承在统治阶层里循环轮流。
      • 同一天干群内不能连续继承
      • 在同一组内的继承时,辈分必须相同;在不同组间继承时,辈分必须低一辈
      • 国王下的次级领袖通常也由另一派担任
      • 商王的配偶通常是势力不强的天干群,内部可能也有一些规则
    • 在乙-丁制之外,可能还有保守革新两派,如武丁、文武丁代表的保守派和祖甲代表的革新派,从对祭祀的态度上能明显看出区别
    • 大小宗王
  • 其他统治阶层
    • 配偶身份都较高,且比较活跃
    • 其他官员:臣正、武官、史官、贞人、卜人、邑主
  • 军事力量
    • 社会有浓厚的军事色彩
    • 军队建制规模较大
  • 法律:无法典发现
  • 祭祀:商王的权利来自神权统治,以及和祖先的沟通垄断
  • 王权象征:礼器、旗帜

经济和政治秩序

  • 统治网络:内服、外服、王室狩猎区
  • 资源流动:从“众人”向“我”(商王)移动,
    • 职业分工专一化,部分族的名称也能能看出,如陶、施、樊等
    • 商国的臣民都精于商品贸易,但文字记录比较少
  • 周围方国:土方、羌方、周方、召方、人方、盂方等

安阳外的商文明

郑州

  • 二里冈阶段:早于安阳商文化,有人认为是商的第二个甚至第一个都城
  • 二里冈的历史断代在龙山、夏之后,安阳之前

安阳和郑州以外的考古

  • 二里冈期
    • 北:磁县、辉县
    • 东:挖掘困难
    • 南:盘龙城
    • 西:二里头文化,现怀疑可能是夏
  • 安阳期:范围更大,遗址更密集

商文明的几个问题

  • 绝对年代:碳素 + 日月食记录
    • 商汤建国:先于公元前1700
    • 迁都安阳:先于公元前1300
    • 商朝灭亡:大约在公元前1000
  • 语言和人种:蒙古人种特点,北方地区人口形态上相当稳定
  • 起源问题
    • 龙山文化为商文明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 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性
    • 商人疑似是东方来的征服者
    • 夏商周文化一体,相互重叠,只有细节不同

结语

  • 贫富分化、城市化、国家关系是文明的三个必要的社会决定因素

转眼又到年末,年终总结的传统从18年至今已有7年,越写越觉得矫情,越写越像流水账。起初是感到一年内颇有提升和感触,也有着来年一定要做些什么的雄心壮志,必要用一篇博客式的文章来记录和指引全年的行动。几年来渐渐觉得J型人格的限制。人生中一些事是需要规划的,一些则是看缘分去经历的。执念一旦形成,便不易散去。随着年龄渐长,需要规划的事逐渐变少,去经历去体验的事逐渐增长。这样全年的规划反而变成的束手束脚的限制,过往一年的总结又显得像是工作汇报,班味十足。所以本年本想放弃这项惯例,临到跨年前2天,翻看前些年写的总结,尽管是流水账,却又意外地拾起了一些忘却的记忆。于是还是写吧,为了忘却的记忆。

回顾

今年又读了不少书,但比去年少,而且随着多邻国对时间的占用以及9号线早高峰的拥挤,读书速度有明显回落。读书笔记自然也直接腰斩。家里的书柜和桌游应该是松了一口气,毕竟2个书柜已经爆满,再重构就只能革了桌游的命了。

  • 《色彩》,科普,3星,没那么好读,缺少一个主脉络
  • 《鼠族》,漫画,4星
  • 《画的秘密》,漫画,4星,意识流,缺憾是太短
  • 《灯塔》,漫画,5星,像小说一样
  • 《敏捷整洁之道》,技术,3星,这一年看的唯二编程书籍之一,书不厚,内容没那么充实
  • 《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小说,4星,有人物弧光,但很怪,不讨喜
  • 《秋园》,小说,5星,母亲伟大
  • 《格里格外》,绘本,5星,延续了《生活蒙太奇》的趣味
  • 《Google软件工程》,技术,4星,大部头,前面有闪光点,读到后面有点乏味
  • 《不方便,但很幸福》,漫画,4星,幸福的流水账
  • 《夹缝中的总督》,历史,4星,曾国藩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
  • 《为什么学生不喜欢上学?》,科普,4星,精华在前半段
  • 《来自新世界》,小说,5星
  • 《少年凯歌》,传记,5星,陈导令人耳目一新
  • 《临安之变》,历史,4星
  • 《子恺漫画全集》,漫画,5星
  • 《人类新史》,科普,3星,观点很新颖,读起来太累了,能读完的我真厉害
  • 《癌症传》,科普,5星
  • 《马当家的饭桌》,漫画,5星,能一起吃饭就很幸福了
  • 《聆听音乐》,音乐,形式新颖,很有意思,要是西方以外的音乐有更多介绍就好了
  • 《朝花夕拾》,散文集,4星,鲁迅温情的一面
  • 《时间人格》,科普,3星
  • 《坟》,杂文集,4星,犀利
  • 《呐喊》,小说集,5星,真情实意,真好
  • 《儒林外史》,小说,5星,颇有意思
  • 《夜行环线》,小说集,4星,不同于一般的科幻小说,可给到4.5
  • 《钦探》,小说,5星,期待影视化的一天
  • 《老子说》,漫画,4星,启发
  • 《孔子说》,漫画,4星,孔子的教诲明显更入世一点
  • 《为国铸盾》,纪实,4星
  • 《熊与狸的四季之旅》,漫画,5星,真治愈就是太短了
  • 《冰雪王国》,纪实,5星
  • 《悉达多》,散文,4星,神性
  • 《鱼不存在》,传记,3星,本以为是历史传记,没想到是自传
  • 《回答不了》,漫画,5星,带劲儿的小故事
  • 《浮木》,小说,4星,苦,太苦了
  • 《三国前夜》,历史,4星,可惜那阵儿电脑坏了,要不一定写个读书笔记
  • 《三棱:死亡救赎》,小说,4星,3.5,文本和结局有遗憾
  • 《方舟》,小说,4星,结尾很有意思
  • 《党员、党权与党争》,4星,和想象中内容不太一样,后面思路很散
  • 《长夜难明》,小说,5星
  • 《现实主义者》,漫画,5星,讽刺,解构
  • 《天朝的崩溃》,历史,5星,治学严谨,立意鲜明
  • 《一地鸡毛》,小说,5星,十分有味道
  • 《一句顶一万句》,小说,5星
  • 《商文明》,历史,4星,治学太过严谨以至于像论文
  • 《金瓶梅》,小说,4星,比预想中难读不少,因果报应,古已有之
  • 《罗杰疑案》,小说,4星,同类型鼻祖

去年的一些大事都已尘埃落定,今年除了10月初部分卸下贷款的包袱,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的感觉了。人生里这样的时刻真是难得,只能苦中寻乐。庆幸的是,尽管去年定的旅游10个城市的目标未达成,倒也去了不少城市,4月初成都,5月初福州,6月初台州,11月初南京,再加上去北京和回襄阳,也算是大大弥补了去年的缺憾。能暂时离开平时工作的城市体验新生活,也算是片刻从紧张氛围里解脱出来。现在平潭岛、紫阳街的一些画面还会经常浮上脑海,提醒我生活值得。答应基友的长途骑行,在默契之下又未能成行,也许要经过人生下一个关键节点后才能继续吧。在盛情邀请下,父母在国庆还是又一次过来和我们一起过,这次一起去了崇明岛看了长江。

生活里,周五探店的习惯还在继续,随之而来,我俩逐渐开始拍vlog,回头看看B站和抖音上也积累了不少作品(虽然没怎么涨粉)。拍摄设备上,从年中的insta升级到年末的sony微单,另一半在追求摄影效果的路上走得更远。至于能不能在副业的路上走出成绩,这个还是更看机遇。不过玩嘛,玩不出名堂也是玩,生活需要新鲜体验。平时周末里和往年倒是没太大区别,年初短暂燃起重拾小提琴的热情,教材都买了好多本,没过2个月就吃灰了。吕西的判断真是准确哈哈。拼图是不拼了,桌游也不怎么买了,开始拼乐高。体验自然也好了不少,现在的苦恼是屋里已经没有放置的空间。锻炼上还在间隙性踌躇满志的继续,夏天倒是经常游泳,外加骑车做操,一周3、4次运动。不过去年吕西的游泳卡在今年10月到期(算下来居然比不办卡还亏),天冷后外出骑车也少了,体重本来已经从95掉到85,现在又慢慢反弹,勉强维持在去年定的目标附近。平时的周末,除了躺沙发上看电视的体验很棒外,自从年中意外修复了硬盘驱动的问题,吕西的新电脑再也没有出现蓝屏,游戏体验也好了太多。原神频率都提升了。另外,随着做菜灵感的间歇性喷发,私房菜微信小程序也日渐丰满。

工作里的变化也很大,最明显的区别是更累的,责任更重了。我的变化自不必说,新ld的确带来新气象,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更大声量”的承诺吧。我也渐渐发现团队里,高能量低共情的人还是更合适做ld。年末对比年初,技术上的变化可以说翻天覆地,Q3、Q4团队大变更后,事情更多了,但技术水平上倒一直朝着更先进的方向走。尽管累不少——这点从企业滴滴使用率上能明显看出——,不过自己能力在提升,所以也不计较。吕西则更糟糕点,上半年方向被规划一坨,下半年又忙成狗。晚上12点下班家常便饭。11月出现的转岗机会,后来又意外失去。幸而认真分析了她的现状后,她能及时调整心态。对于我们的位置来说,生活还是第一位的,工作是为了生活。

展望?

24年底,我曾说过“朝自由多走几步”,实际谈何容易。亲人、社会的期望无处不在,大多数人的人生也还是朝个一个个路径点前进。我此前的希冀是每一步都能稳健不犯错。从而就能更快走到下一个路径点。但去年也有一点说得没错——“真正的自由是在自我限制下,自我肉体和精神的充分实现”。做好该做的事,Let good things happen。多于左右不了的事情,就去体验去经历。对于明年的期望谈不上具体要达成什么目标,只希望我俩都能比现在更快乐更健康,生活更充实,不碌碌无为浪费时光,不患得患失恐惧未来。

明年见~

绪论:从“琦善卖国”谈起

绪论部分借对“琦善卖国”的深挖和探讨,说明历史不是只有忠奸之分,还原历史真相,知耻后勇,知史鉴世才是本书主旨。琦善并没有卖国动机,他本人和清廷一样对英国是傲视“四夷”的态度,跟不上时代,企图用怀柔远人来招抚英人。但是妥协派是他的原罪,和抵抗派的林则徐对比,背上了卖国的罪名,但是林则徐所在的抵抗派并非就能救国,更多是之后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宣传。

清朝的军事力量

简单来说:

  • 武器装备:全面落后;技术老旧,缺乏保养,从枪、炮,到火药、舰船,统统如此,以至于清政府也意识到海战并非对手。主要原因是清政府承平日久,缺乏了研究动力
  • 兵力编制:分散且非现代军队编制;看似兵力碾压,但驻扎分散,调动不灵活,非常不适合现代战争。这也和清军当时主要承担维持社会治安,保障政治秩序的背景有关
  • 人员素质:训练废弛,军纪荡然,兵士执行任务有如当今警察,且因为饷银难以维持生计,往往另寻出路;军官选拔方式不专业,不考察统筹能力,且武官地方低下,往往也通过吃空饷,克扣军饷,知法犯法等手段赚外快

骤然而来的战争

在上一章的分析下,清王朝如果能认识到差距,避免和英国的战争,那也不至于有后面的惨败。但这毕竟是事后诸葛亮,在当时,清王朝从上到下都沉浸在“天朝”的虚拟假象里,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战争的前兆,以至于战争就像是突然而来的一样。

这事儿还要从禁烟说起。1838年,在鸦片屡禁不止,甚至连皇室都开始吸食鸦片的情况下,道光帝决定严禁海口,并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州监督。可清朝官员包括道光帝都没有意识到,鸦片泛滥是英国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把严禁海口和中英关系联系在一起看。可见当时清廷对于国际事务的无知。实际上1838年马他仑来华,英舰直逼虎门,就表露出英国对维护其贸易利益是不惜动用武力的。但此时道光帝给林则徐的训令还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这两点要求本就相互矛盾,之后的事与愿违眼看就不可避免了。

林则徐1838年3月到达广州后,秉承道光帝的指示,展开雷霆行动,没收鸦片、封锁商馆、断绝通商。而英国的鸦片商人和政府也借此大做文章,使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行事逻辑,挑起对中国的战争。可惜的是,林则徐随后严重误判了局势,低估了局面。1839年3月27号,义律代表英国政府交出鸦片,意图把商人的行为变成国家的行为。战争一触即发,当时的英国外相巴麦尊收到义律的报告后,于10月派遣舰队前往中国,意图发动战争。对这一切,林则徐丝毫没有察觉。在1840年6月,有英舰来华,甚至7月舟山被占领后,林则徐仍然没有发出战争警报,而还是以为只是鸦片走私的问题。此时,不论是林则徐还是道光帝都还是用“天朝”的逻辑来思考对策,把英国当成此前的四“夷”,认为断绝通商就可以拿捏英国命脉。

在这种处理方式下,战争自然不会自己和缓,而是愈演愈烈。随后的1839年的九龙、穿鼻之战已经宣告战争的序幕拉开,林则徐此时的对敌战略依旧严重低估了英军实力,虽然认识到在海上,清军毫无取胜可能,但认为英军无法陆战。可以借助炮台打击来犯的英舰。但在后面的战斗里就会发现,且不说炮台能否经受住英舰的猛烈炮火,炮台也无法防御登陆英军的后侧地面进攻。另一方面,林则徐设计的舰船交锋手段,也低估了英舰的实战能力。1839年,英军没有贸然进攻,并非如林则徐判断的清军防御无隙可乘,英军知难而退,只是在等待大批远征军到来。之后的事实也说明,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绝非害怕林的战备。而林的判断,也进一步加重了大众对林不可战胜的误判。

“剿”、“抚”、“剿”的回旋

上文说到,清王朝完全没做好战争的爆发准备,因为信息传递效率低,道光帝对局势根本不能很好了解,甚至于完全被下属粉饰的假情报蒙蔽。对外策略上,也形成了“剿”、“抚”、“剿”的左右横跳。1840年6月,厦门、定海(今舟山)先后陷落后,北京终于得知了战争的事实。但由于路途遥远,驿马速度有限,“天朝”对外又只有皇帝决策,也难怪清廷尾大不掉,不只是慢半拍,几乎完全跟不上局势的变化。这中间也发生了一件搞笑的事,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以本国国情出发,以为封锁占领地域沿海,企图扼制清朝经济,但没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似乎没受影响。

上文说到清廷的决策往往晚一两拍,再加上道光帝实质上资质平平,天分不高,守成尚可,缺乏雄途大略。手下的军机大臣也都是“老实听话”的类型。这样一套班子在面对鸦片战争这一全新的历史难题和陌生敌人自然很容易犯错误。而后,由于英使巴麦尊的照会被错误翻译,道光帝误以为局势缓和,英国的诉求属于“乞恩”、“伸冤”,于是对外策略就从“剿”变成了“抚”。他误以为清廷只需要将政策回退到1838年3月禁烟前的样子,中英关系就也能恢复当时的状态,同时也能避免战争。眼看英军南下,道光帝认为是他的决策起到了作用,无不自信。其他大员也以为是虚惊一场。但实际上,英军只是对北方的军情不熟悉,且季风即将过去,对战斗不利。

同一期间,伊里布作为道光帝指定的浙江钦差大臣,充分展示了他善于包装工作成果向上汇报的一面。在现代职场里,可谓是普通打工人最痛恨的类型。在伊里布受命来到宁波前,他也是自信果断,一意主“剿”的。但在渡海作战,意欲收复定海中,发现主战势力实在差距太大,很快转换了念头。碰巧此时,英方也有意谈判,浙江和局暂时形成。在道光帝的武力收复定海催促下,他施展拖延大法,希望用战俘换定海失地。一向以武力说话的英国自然不统一,于是之后伊里布巧妙地将定海问题放到广州会谈中解决,急欲送走英军这个“瘟神”。他瞒着道光帝私下与懿律签订了《浙江停战协定》,刻意隐瞒了军事上对敌绝无希望的实情。1840年道光帝决定开战,武力收复定海。伊里布拖无可拖,此时惊喜降临。1841年2月远在广州的琦善发来飞咨,告之英军将归还舟山。伊里布抢在新到任的裕谦前登陆已无英军的定海。之后在奏报大加粉饰,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受到革职留任处分。伊里布和琦善一样在看到英军实力后,从主战转为主和。这种抵抗注定失败的妥协,在道德上是有污点的。因为伊里布并非是为了减少国家、百姓的损失,而只是为了一己私利。他的隐瞒实情也让当时的人们不了解实情。实际上后面的琦善、奕山、包括主战的刘韵珂、阎伯焘也都经历了很伊里布一样的转变。

话分两头,琦善这边的情况就不太妙了。浙江的伊里布把和谈的烫手山芋丢给了广州的琦善。英方的苛刻条件和清政府的差距很大,包括割让沿海岛屿、开放多个通商口岸,赔偿巨额商欠和军费这些都是清方无法接受的。这场和谈的戏能演这么久实际是义律和琦善双双演戏,各自越权违旨的结果。其中义律甚至走得更远。首先义律并未把巴麦尊的条件整个和盘托出,琦善这边则不顾道光帝的主“剿”谕旨,暗自延宕,坚持和谈。这个阶段的琦善和伊里布一样,全靠谎言来维持日子。他完全知道抗旨的后果,但坚持和谈,一方面是自认清军不敌英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事情还可以靠谎言弥补。虽然整体上琦善还是比伊里布更真诚一点,奏折里基本上实话实说,但最终的运气就没伊里布那么好了。

在义律和琦善的拉锯谈判的期间,虎门之战也在同步发生。虎门是一个区域,位于珠江入海口伶仃洋一带,是广州的门户。从1835年起就经过多轮加固,关天培在江面上设置了多道防御体系,但由于林则徐等人的判断失败,虎门后期的防御体系已经来不及大调整,只能一味增加兵勇。在大战爆发后,琦善为了应对道光帝的主“剿”旨意,继续增加兵勇,但这种努力已经像是应付差事。沙角、大角之战英军轻松获胜,技战术和武器装备的优势显露无疑。中间虽然因为义律和琦善谈判的进展短暂暂停过,但关天培的不停筹防和和谈的失败,让战斗继续打响。关实现设计的防御手段,面对英军现代军事技战术,毫无还手之力。琦善随后被革职锁拿送京,关于虎门之战的军事教训总结,被简单地转化为主将的道德层面。

广州战局

琦善走了,杨芳和奕山来了。而且这两位来之前,道光帝就三令五申,不仅不许败,而且不许言败。但他们来了之后,发现最后也只有一条出路——扯谎

参赞大臣杨芳来广州之前,也是身经百战,战功赫赫,到岗第二天,义律就发兵攻陷猎德、二沙尾炮台,几乎就在广州城边。之后又拿下乌涌,重占商馆,一路势如破竹,伤亡极少。仅靠轻型战舰就获得了几乎碾压式的胜利。3月18日,杨芳到岗2周,就明白了一个事实:他手里并没有制服这些“夷”人的手段。在从迷梦里清醒的同时,义律担心广州的战事吓跑了居住在广州的富商,暂停进攻,继续和谈。随后杨芳、怡良、林则徐被迫统一恢复通商。杨芳也走上了伊里布和琦善的老路,给道光帝的汇报上不提英军重占商馆、以及和英军和谈的事实。想办法粉饰文字,希望道光帝可以同意恢复通商。道光帝勃然大怒,下令革职留任,“以观后效”。但若将杨芳的扯谎能力和后来的奕山相比,那就小巫见大巫了。

奕山本身动身就慢,向广州的调兵也一样缓慢。在奕山路上的57天里,广州局势已经大变。在到达之前,奕山和持强硬态度的林则徐有过多次会晤,林给予的几点军事建议,还是之前的依据海岸防御、实施火攻等已经验证毫无效果的战术。可见林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战前的水平,但作为文臣,也不必苛责太多。奕山进驻广州没多久,就发现无力回天的局势,甚至也广州的其他几位大员一起向道光帝演戏。被蒙在鼓里的道光帝还在下旨催促全歼这帮“丑类”。奕山被迫组织毫无威慑力的军事反击,效果甚微。战争爆发后,英军梅花太大功夫就攻陷广州,奕山被迫赔款求和。但在向上汇报上,奕山编造了一个异常美好的故事,故事里是英军来求和,请求给予封闭通商的补偿,将赔款说成是“商欠”,广州当局只是替行商暂时垫付部分款项。此番欺骗下,道光帝果然中招了,不再要求全歼“丑类”,意欲收手。广州之战后,奕山不仅没有落得林则徐、琦善这样的惩罚,反倒获得赏赐,手下也有数百人升官、换顶戴。英军未能达到目的,准备北上再次发起进攻,奕山也瞒了下来,并未向朝廷汇报。

在英军广州之战里,三元里抗英成为后面的民间抗英的典范事件,得到很多宣传。看似是群众的力量比清军更为强大,甚至有论调说,若不是余保纯来折中调和,甚至能一举收复失地。但三元里事件作为日后民众反抗斗争的开端,有着宣传性的因素在。英军的败退也有天气原因让燧发枪无法使用、补给线路变长需要主动撤退、气候不适应等原因。那个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还是逆来顺受,只要不触动眼前的利益,改朝换代并没有太大影响,距离日后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反抗斗争还有一定发展距离。

东南壁垒倒塌

英军从广州离开,朝着中国东南沿海进发。在这里,他们会迎来清政府里主战最坚决的颜伯焘、裕谦等人。事实将会证明,军事和技术差距,让仅靠主战的意志,谁来也都是一样的惨败结局。

广州之战结束后,琦善被义律都丢官卸职。新来接替义律的璞鼎查只用了67天就从伦敦到了广州,相对奕山的57天,可以说快了很多了,也说明了当时英国在轮船、地理、殖民体系上的进步。璞鼎查是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很快发起下一轮行动,决定北上继续军事行动。奕山再次行骗,为了圆上面的谎,没有通报英军的行动。让道光帝误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也让这个国家再次陷入灾难。

下一轮战争首先在厦门爆发。厦门是主战派颜伯焘的防区。他在防守是大手笔修建了很多坚固的防御工事,在当时的中国看已经是无与伦比了。经过几年努力,尽管也不免从中中饱私囊,但在当时来讲,也确实是他能做的极限了。可对现代军事技术的无知和技战术的愚昧,这些努力都是于事无补的。英军用优势舰炮火力对笨重的岸炮展开攻击。同时,陆军从侧翼配合,登陆发起进攻。清政府因为成见太深,依然不认为战胜自己的是所藐视的英军陆军,而认为是英军雇佣的汉奸。可见当时,不是消除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一些不力人士,启用一批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现代化”。

厦门攻克后,璞鼎查下一个目标是巴麦尊训令里写的舟山。这一轮他的对手是主战意志更坚决的裕谦。裕谦同样是皇亲国戚出身,不仅在言论上还是行动上都更加极端。但是军事防御方面,反而不如福建的颜伯焘。此时裕谦并没有亲身体验过英军的坚船利炮,也是英军不善陆战论的鼓吹者。这和他受到当时盛行的“天朝”观念以及理学观念有关。“天朝”观念人人们不把外夷放在眼里,理学又让人们过度沉迷于形而上学的东西,仿佛战争的制胜因素并非器术,而是“人心”。而身处中世纪的人们,是决然不会从近代军事技术、战术、军队编制、作战方式上看清真正的失败原因。而后的定海之战,所谓的寡不敌众坚持6个昼夜,时间和兵力上水分也很大。兵力上,英军有一些兵力留守厦门,兵力实际和英军近似。时间上也经不起推敲,六昼夜里的前几天,实际上是英军侦察局势爆发的冲突,真正的战斗实际只有一天,英军依旧还是熟悉的战术,优势火力压制外加陆战侧翼包抄。三名总兵牺牲了,定海失陷了。事实证明仅靠勇敢是没法取得胜利的。

定海陷落8天后,道光帝受到的还是粉饰后的好消息,但同一天,裕谦所在的镇海已经被攻克。根据上面的防御分析,镇海的布防依旧未吸取之前的教训,小视英军火力同时,难以防御敌人登陆部队。裕谦所看重的士气并不能帮助战斗胜利。镇海周围招宝山、金鸡山等阵地陆续沦陷。镇海县城被围攻后,裕谦震惊下自杀,被属下救起,但已无法指挥战斗,之后再逃亡到余姚路上气绝身亡。同为守将的余步云也因守将逃亡随后收监判斩。但随后余步云的形象在宣传下被扭曲,裕谦和余步云因个人意气、政见不一的分歧,被扭曲成忠奸之分。此时大家还认为顽强抵抗就能获胜

下一个被道光派来拯救浙江危局的是奕经,奕经本人也并没有出色的才能。也许是背后的道光帝也在主战主和之间犹豫不决,奕经的部队来到杭州就用了130天,在江苏甚至呆了2个月。幸运的是,英军目前同样因为战线太长,为了维持香港、鼓浪屿、定海、镇海、宁波等地,兵力不足以发动大规模进攻,气候也进入冬天。1842年3月,奕经终于发动了鸦片战争里唯一一次收复失地的反攻。但奕经本人并没有获胜信心,反而在排兵布阵上提前给自己留足了撤退的后路。反攻不到4小时就被英军轻松瓦解。英军防守反击,清军大败。

在鸦片战争调集各省军队中,存在大量将领捞油水的空间。所雇之勇匆匆组织,往往没有战斗能力。直接送上战场和英军战斗,无异送死。

”抚“意再起

从1840年秋战争爆发,到1842年浙东反攻失败,所有事实已经说明在军事上清政府没有出路。东南战场的主帅们都明白这一点。但没人敢在道光帝面前现提出主“抚”的建议。这个时候浙江巡抚刘韵珂站了出来,他一开始也是主剿的干将。在见到裕谦的失败后,意志动摇,随着奕经的溃败,逐渐认清现实。他的“十可虑”上书,虽旨意是主“抚”,但还是围绕“剿”不可行来展开,譬如:

  • 浙江清军士气全消,无法复振
  • 西北劲旅距离太远,缓不济急
  • 英军火器猛烈,不可抵御
  • 英军并非不善陆战
  • 英军以小惠结民心,彼此相安。这一点也让道光帝恐惧。就官、民关系而言,清政府实际上是一种压迫和对立的关系,连统治者也深知。此时国家和民族的关键并没有成为民众奋起的动力。而清王朝也担心民众中形成组织,威胁自己的统治。割地、赔款、通商事小,民众造反皇冠落地事大
  • 浙江的漕粮受到威胁
  • 清军军费巨大。这一点上甚至远超英国远征军的侵华费用。来源上包括粮饷、兵器工事改造、兵力调动、雇勇,里面又有大量的贪污和浪费。

实际上,这个时候只要来过战区四省的负有实际责任官员,都会从主“剿”转向主“抚”。现实的力量,大于“义理”的力量。道光帝也逐渐认清事实,派耆英前来和谈,同时以战促和。其中“战”的部分仍交给奕经来,之后英军继续在乍浦和吴淞发动进攻,和清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乍浦的抵抗尤其强烈,但是吴淞的守将却是从内地调过来,没见过英军实力的牛鉴。牛鉴战斗不久后,放弃抵抗,撤离吴淞。英军舰队继续顺流而上逼近镇江,由于此前牛鉴对局势的判断错误,认为英军即将北上,不会顺流而上。因此镇江的设防甚为薄弱。但英军在这里遭到了八旗军队强烈反抗,外加英军此前的推进过于顺利,镇江一战里甚至完全交由陆军推进。这一战也是英军鸦片战争里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39人毙命,130人受伤。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就军事角度而言,虽然英军继续沿江而上,逼近南京。但是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

之后的求和过程依旧有一段英军和清政府的来回拉扯的过程。求和从1842年5月乍浦一战后就开启了,负责此事的耆英和伊里布就派人和英国代表璞鼎查接触,但一方面英军仗着军事优势狮子开口,不愿轻易和谈,另一方面道光帝也不愿意轻易向外夷低头,希望能用胜仗取得一些谈判优势。和谈进度难以推进。不过一连收到乍浦、吴淞、镇江沦陷的消息后,道光帝认清了事实——“剿”肯定是不行了,同意由耆英推进和谈一事。伊里布的手下家仆张喜作为中间人被派遣去和英军沟通接触,但张喜不仅达不到英军的“清廷全权代表”的要求,甚至也没有权力做决策。在张喜带来英军的最后通牒后,伊里布、牛鉴和耆英三人在8月13日当晚决定英方的条件“一概允准”,仅对付款期限和英军占领舟山、招宝山、鼓浪屿三处表示异议。隔天就和璞鼎查派来的英方代表敲定条约。为了让英军尽快离开,耆英还提议早日签字,但英方拒绝了。他们不想这么匆忙,希望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来庆祝他们的胜利。这样,英军一方的问题已经摆平,只剩下北京的问题。

平等与不平等:后续余波

在鸦片战争之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 蒋廷黻

而今我们所评判的平等和不平等,是站在当今国际关系的标尺上看待的。对于当时“天朝”的人们,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他们对当下看“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日“不平等”的待遇浑然不觉,以至后面带来更大的灾难。现在来看,南京条约里不平等的几款主要是

  1. 割地(第3款)
  2. 赔款(第4、6、7、12和第5款后半部分)
  3. 赦免“汉奸”(第9款)

而释放战俘、平等国交是平等的条款,剩余的五口通商(第2款)、废除行商(第5款前半部分)、新订税则(第10款)则很难单纯用平等或不平等界定。这几条是英国开战的主要目的,反映其欲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企图。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封闭的经济体系在毫无准备和防备的情况下仓促开放。短期讲负面作用更大,长期看正面效应更大

道光收到耆英上奏的合约内容,虽然和自己的预期相差巨大,但在炮火威胁下也不得不接受。不过之后他又心存不甘,命令耆英继续交涉,希望通过在条约上“添注”的方式来讨价还价。但他和耆英的交涉内容要么不得要领,要么不着边际,反而在后面带来更大的灾祸。这之后的外交失败丝毫不亚于之前的军事失败。以清方照会的12条交涉内容来看

  1. 通商口岸不许英人常年居住,只许在贸易期间居住。这直接违反了南京条约的第2款。
  2. 中国商人的后续商欠由本人偿还,政府只帮忙追讨,不代为偿还。这在之前已获得英方口头答应,耆英怕不保险,想用文字形式予以确认
  3. 五口通商以外地区,不许英方货船、军舰驶入
  4. 清朝战后在沿海驻军、修复海防,实为防缉海盗,英国不得阻拦。3、4条实际上是国际主权,南京条约既然不涉及,根本不需要和英方商量
  5. 广东、福建等地不知拟定合约而攻击英舰,不应成为开战“口实”
  6. 合约签订,赔款付清后,英军应当存占领地撤军。这在南京条约第12款已明确写明,不需要再商议。
  7. 舟山、鼓浪屿的英军不得“侵夺于民”,也不得对中国商船拦阻抽税。后半部分在南京条约第12款已明确写明“不再行阻拦中国各省贸易”,耆英也许担心不保险
  8. 英国商民触发中国律例时,由英国自理。耆英希望简单一劳永逸地解决民、“夷”纠纷问题,但这一条直接把对英人审判权拱手交给英方,这一条酿成大错。
  9. 中国“奸民犯法”躲藏在英国货船、兵船时,英方必须交出送官。这实际上放弃了清方上传搜查、逮捕中国罪犯的权力。
  10. 未来他国要在福州、澳(厦)门、宁波、上海四口通商时,由英国协调
  11. 福州口岸关税税率不一,应再做商定。这一项在后续谈判里也带来巨大隐患
  12. 英方同样需在条约上加盖国玺

上述12条里,不仅没能争取更多利益,反而潜藏着对中国利益更大的损害,如第8条是中国治外法权的滥觞。究其原因,还是当时的清廷还是只有“天朝”意识,没有国家意识。南京条约是按照当时西方社会愿接受的商业制度精神来制定的,但清朝的执政者们还没从“天朝”的梦幻里清醒,难以想象脱离管理的自由商业和贸易,而民“夷”关系成为新的难题。不懂近代国际法的耆英想要维护本国真正的利益,也只能以“天朝”观念来交涉,这就带来了后面的灾难。

在之后签订的虎门条约里,耆英把本来可以由清朝自行决定的事项,拿去跟英方交涉,尤其是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耆英误入了璞鼎查的陷阱,而道光帝又在耆英的谎言下,被牵着鼻子走。在虎门条约签订期间,由于不懂国际惯例,许多事务上清朝官员听从英方的摆布。耆英代表清朝完全同意了璞鼎查的新条约,又往“天朝”的脖子上套了一道绳索。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几个方面的损失后患无穷,也是后来西方列强制造衅端的借口。虎门条约对中国的损失不亚于南京条约。近代国际知识的缺乏让清朝官员看不清真正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在。

眼看英国人打开了清朝的大门。美国人顾盛(Cushing)也以使节进京作为威胁,同耆英和黄恩彤签订了以南京条约为蓝本的中美望厦条约,条约里清朝对美国民人的司法权力全部丧失殆尽,关税自主也同样丧失。望厦条约对于美国的好处如此之多,以至于后面的列强都以此为摹本来和清朝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包括后来1843年中法黄埔条约。条约里对于基督教的弛禁,导致了后续数以百计的教案。

这些条约签订后,清朝的官员们包括道光帝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条约会给中国利益造成多大的损害。后续欧洲各中小国家不动枪炮就轻易从中国攫取了不平等利益。直到40年后,李鸿章和巴西使节谈判才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此时一过去了40年,清朝已和欧洲列强十几个国家签订了几十条不平等条约。

历史的诉说

不同于“黑船事件”后的明治维新,南京条约后,清朝并未从“天朝”的美梦中清醒过来。鸦片战争中的主要人物——琦善、林则徐、伊里布、杨芳、奕山、阎伯焘、奕经、刘韵珂、牛鉴、耆英、黄恩彤——里大多数没有见到对战争的反思;剩下的5个人里,又分成耆英、黄恩彤 “柔夷”(实际就是向列强一味低头),刘韵珂的阴制(偷偷给列强们使绊子,想回到之前闭关锁国的老路),以及林则徐的对抗。且林则徐的反思也不算深入,并没有发现改革中国现状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步思想。道光帝也觉得战败似乎态度问题,认为是缺乏忠贤良智的臣子。后续的海防工事修补依旧全无改进。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里,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但在当时剧变的局势下,无所作为是最坏的政治。局势已进新时代,而道光帝的头脑还停留在旧时代。当时一些思想家如魏源、徐继畲等人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海国四说》等著作是对外部知识的启蒙,但因讲述夷人、夷事并未引起重视。外国政府赠送的宝贵图书资源也被束之高阁。后续的洋务运动已是14年后的事情,且原动力也是为了对付“长毛”,而不是“制夷”。

-END-

国民党是中国从传统王朝到现代党治体质转型中出现的第一个党治证券。但它是一个老党、大党,但不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和高内聚力的政党。札记同书一样,重点讲从1924国民党改组到49年失败的党治史。

国民党一次改组:以俄为师

1921年共产党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改组都是以俄为师的结果。国民党的改组是希望能够改变当时的一些困境,意图重建全新的政党组织体系,扭转当时的松散局面。孙中山最初联俄并非是希望引进苏维埃的组织政治制度,反而是希望得到一些军事和物质援助。苏俄在1923年和国民党合作关系加深后,提醒孙中山不要执着于淡出你的武装革命,应当重视党组织和思想政治宣传工作。“顾问”鲍罗廷抵达广州后,得到孙中山新人,孙中山随即转变联俄重心从物质层面到政党组织层面。

以俄为师并非全盘俄化,而是学习苏维埃的组织优势:

  • 党章,追求组织的严密性,实行民主集中制
  • 基层组织建制,增强民间的渗透性,对党员个体的笼罩性以及党员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 由三民主义 + 往宪政过渡逐步转变为一党独尊
  • 从精英化、封闭化转向开放化、平民化,发动民众运动
  • 军队,将党组织深入军队基层,实现军队从私有化到党化

知识青年与国民党:党员面貌

国民党改组期间,国共两党的“学生气”很重,知识青年参政人数众多。那是一个“主义的时代”,一方面教育普及,读书人批量生产大大超过之前私塾的时代,另一方面,科举废除,新的教育体制不能像科举一样消解人们的政治参与压力;再加上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水平不能为毕业生们提供足够的职位和就业机会,于是僧多粥少,为了化解政治参与压力,入党热情暴涨,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同一时期,国民党改组后,入党对外开放,而那时的中共对吸纳知识分子比较慎重,担心有“小资产阶级”属性,具有双重性,所以中小知识青年纷纷涌入国民党,改组后的两年里,国民党从一个偏居一隅的狭隘组织,很快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和国民基础的革命大党。

但同时,国民党的内部组织严密性却并不能发挥人数的优势。组织缺陷主要体现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散漫,不少党员游离在基层组织之外;不少县市党部对党员的训练和对民众的政治指导更是放弃,县市党部积极于个人地位的提高,渐渐离开民众,趋于腐化。在国民党向基层地域社会渗透的过程中,不但没能动摇旧有地方势力的基础,反而被他们所僭夺。同时,入党随意,土豪劣绅、地皮流氓混入党内,入党没有考察期,甚至有集体入党、强迫入党,党票很快成为了一部分人谋求饭碗和晋升的工具。

从“容共”到“容国”:中共宣传水平的碾压

国共两党都以俄为师,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存在一定共通之处,但同时也存在矛盾和对抗。1924年到1927年间,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在动态变化的,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在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后,双方确认国共合作的政策,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过国民党在最初一直没有正式将合作关系用官方语言确认下来,在孙看来,那时的共产党势力弱小,不存在对等的合作关系。到了1926年才出现“容共”和“联共”的说法。

那时的中共党员有着很高的政治使命感和强烈的阶级优越感,观点激进,国民党人的形象都显得“老朽不堪”。相对于国民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宣传水平也十分过硬,通过“三大政策”等口号宣传,深入民众的同时,崇左斥右的风潮也感染着国民党内部的意识形态。在中共强大的宣导下,国民党青年大批左倾,甚至加入共产党。另一方面,不同于国民党轻视基层组织松散,中共重视基层的民众运动,深入群众,影响大到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实际处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于是慢慢地,国共合作的形式从单向流动渐渐变成双向互动,在1925年后,中共党员已很少加入国民党。这种主客异位当一些国民党人感到恐惧,并演变为“排共”、“反共”的行动。在孙中山时期,他有驾驭中共的信心,所以一直没有改变“容共”的政策。到了蒋介石执掌大权,赢得威望后,便开始转变风向。

党的裂变:党统之争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面临分裂的风险。党魁继承人在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竞争,从1925年孙中山总理去世持续到1938年蒋介石总裁产生。因为胡汉民曾在党内提出“党内无党、党外无派”的主张,于是这种竞争演变为13年的党统之争。这中间各种各样的党代会轮番上场。

孙在世时,廖仲恺和胡汉民是其左膀右臂,去世前,汪精卫在孙身边帮其处理和北方军政的关系,同时又是遗嘱的执笔人。再加上,廖自觉不是胡汉民对手,退汪到台前。汪也萌生出角逐接班人的年头。因胡本人气度狭隘、待人刻薄,鲍罗廷在汪汉之间,支持汪。而后发生的廖仲恺遇刺案让汪和许崇智、蒋介石联合起来将胡排挤出权力核心。其中许崇智之后又被汪蒋逼迫离粤,国民党内部支持胡汉民的保守派势力很快聚集起来形成“西山会议派”,引起党内第一次分裂。分裂的一大焦点就是对于共产党和左倾的态度。在广州“二大”期间,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也召开了沪“二大”。二大后,负责军事的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里打击汪精卫势力,汪反击得不到苏联支持,直接负气远走海外。这是蒋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第一次来到权力高位,可以说有谋略,也有运气。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随着军事节节推进,国共愈发分裂,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也愈演愈烈。总体分为宁、汉、沪三派,分别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代表。为了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对抗,蒋介石请出隐居上海的胡汉民,与之合作,之后在多方压力下被迫下野。1927年9月,宁、汉、沪三方代表在上海召开谈话会,组建中央特别委员会,表面上解决了党内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在中特会后,西山会议派声势大涨。汪派大失所望,被迫在粤另立中央。之后蒋又利用11月南京群众示威游行惨案,搞垮西山会议派和中特会。于1928年通电复职总司令一职。1928年的二届四中全会后,蒋和保守主义的胡合作,将汪派人物排挤在中枢之外,汪派完全沦为在野派。28年底,蒋借助三全大会巩固自己在清党后的领导地位,尽管引起了声势浩大的地方组织震动,但结果上看汪派和西山会议派基本被排除出权利中枢。

三全大会结束后,国民党内其他势力陆续掀起反蒋浪潮,包括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代表的武力派和汪精卫、陈公博代表的文人派联手倒蒋,国民党内又出现北平、南京两个中央。随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拉拢,派兵入驻北平,此次反蒋败局已定。同时,为了扩大力量,汪派拉上了西山派合作,也让汪代表的改组派失去左倾激进色彩,丧失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在南京内部,因为胡汉民坚持党治主义的主张和蒋冲突也不可避免。1931年2月,蒋介石拘禁胡汉民,又引发了多年的宁粤之争。西山会议保守派在广州另立中央。正当双方大战一触即发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需要全国人民团结御侮。双方不得不偃旗息鼓。

在之后国民党的四全大会上,三派达成的暂时的和平,南京大会尊蒋介石,上海大会尊汪精卫,广州大会尊胡汉民。在粤方坚持下,蒋介石在12月第二次下野。之后的一次全会上,形式上结束了党统的分裂,达成了暂时的统一。蒋介石的此次下野前,对比上次实力已更加深厚,也已做好充分部署。新政府得不到蒋亲信的支持,只能再次邀请蒋出山。1932年1月,蒋重掌大权,与汪精卫联手对抗推剧西南坚持与蒋对抗的胡汉民。

蒋汪合作期间,对日外交最为焦虑。蒋把对日让步,以求苟安的压力交给汪,自己则专心剿共。于是倒汪风潮从1933年开始,到1935年到达顶峰,这部分人里还有一部分拥护蒋和迎胡归来的人。随着南京政府中大半成为汪精卫的敌人,汪在压力下称病离职休养。西南派则掀起一场迎胡归来的浪潮。1934年“五大”召开时,蒋介石在党内地位已相当稳固,五大重点在笼络各方,CC系在中委选举中成为党内最有影响力的团体,汪派在所获甚微。随后胡汉民在回国后不久就病逝。1938年,蒋介石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如愿登上总裁的宝座。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清党和模糊的阶级基础

国民党的清党和“建国”是同步进行的。一方面清理内部队伍对付共产党,导致人才的流失和党的分裂;另一方面,为了和共产党划清界限,将三民主义里的左倾和社会改革色彩统统抛弃,让党内意识形态混乱。同时对于执政后政治权力的腐蚀又缺乏管控,国民党很快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首先在清党上,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因此清党活动不可避免的扩大化,伤及大量无辜,有不少对革命有理想有热情的国民党人也因为清党而心灰意冷。同时也有大批投机分子涌入党内,民众对党的信仰一落千丈。由于之前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更多由共产党主持,清党对地方组织的冲击也很大,很多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总体看,清党不仅没有增强国民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反而导致党的分裂蜕化和虚弱

在党民关系上,国民党远离群众,调整意识形态去除外左倾部分强行和共产党划清界限后,缺乏明确的阶级基础,远离底层民众。在农村,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减租也不敢执行,失去了大量农民的拥护,同时也未必能赢得地主阶级的欢心。在国统区,地主不仅不支持政府,反而激励逃避税收,抵抗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在劳资关系上,国民党的思路是既防止工人铤而走险,也抑制资本家的过度跋扈,维持某种平衡。但最后的结果也是两不讨好。可以说,国民党政权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工人、资本家和国民党的关系

这一章节选取了1932年到1933年三友公司劳资纠纷案作为一个切片,提现国统时期,工人、资本家和国民党的关系。

1932年因为日本侵华,上海三友公司计划将上海厂房搬迁到杭州,并趁机解雇上海厂房全部劳工,引发和上海工会的冲突。面对劳方的诉求和当地政府的调节,资方置之不理。随后中央民运会介入帮助劳方后,事态扩大,随后变成上海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针锋相对。资方质疑国民党的政令不合法,反抗国民党的政治威权,引发资方和党权的冲突。这一事件中,上海资本家阶级表现出相当的政治独立意识和组织能力,国民党最终无法以政治强权将资方压服。最终还是杜月笙代表的体制外非正式权力介入,才将纠纷了结。并且结果是工人被迫妥协退让。

这一事件体现出上海资本家阶级和国民党政权的矛盾并非爆发而是积怨已久。资本家阶级习惯了北洋军阀时期的放养状态,反感政治威权的干涉。外加国民党政权对城市资本家阶级的控制和支配力还相当有限。对劳资双方都讨好的结果是,两边都不买账。调解中间提出的折中方案,资方依旧不认同,劳方也觉得并没有维护自己的利益。国民党执政后,一再声称代表“全民”利益,但结果是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国民党代表了自己的利益

党治和军治:军权独裁侵蚀党权权威

蒋介石的起家主要是以武人的身份,和其掌控军权有分不开的机会。在南京站稳脚跟后,蒋介石继续推动北伐,各派旧军阀陆续归附或消亡,很快开启了中国的党治时代。按照孙中山的规划,党治是国民党训政的出发点,中政会、中执会、中常会就是这套党治运作机制下的最高统治机构,但在重军轻党党政分离的背景下,都经历了职能和地位日渐虚化的过程。

重军轻党,即军权压迫党权,武人盖过文人。国民党在组建党军时,并没有依照苏俄的建议,用更长的时间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力量,有了坚实的政党组织基础后再开始北伐。北伐之后的宁汉分裂就形成了南京军权和武汉党权的公开对峙。随后国民党党统多次分裂。最终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军权裹挟党权的独裁政权。孙中山奠定的国民党党统只是蒋介石军治的合法性基础。要说在中央还有形式上的党治,在国民党控制力比较弱的地方就更是地方武人实力派执掌。而这和蒋介石本人的军治理念也有关系,他一方面放大了军人在国家社会的作用,强调军队组织在社会国家各领域的普适性。对军权、军治的过分迷恋,甚至分散取代了他对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的关注和考虑。于是,军事统制取代了政党的社会动员,政治军事化、社会也军事化。国民党政权的实际支撑力量不是各级涣散的党务组织,而是军人和武力。当然,这和蒋介石依仗的权势资源就是军队有关系。

党政分离:党治和政治在地方的冲突

国民党仿照俄共在体制上,自上而下建立了与行政分离的党务组织系统。这一双轨制是中国管理体制历史上一大重大转变。一开始,国民党设计的党政关系上是,只打算在中央一级实行党治,在地方保持行政权的独立。但不久后就改成地方党部队地方政府直接指导。北伐时期,开疆扩土时,一般先设立省党部,再设立省政府,党部和政府人事上基本是重叠的。这一时期,大多数地方表现为党部凌驾在政府之上。

1928年后,国民党宣布实行党政分治制衡体系。所谓分治,体现在党和政府只通过中政会关联,各级政府和党部之间没有直接连锁关系,党部对于政府的监管只能通过中政会传达到国民政府,再由国民政府向下指导地方政府。这也限制了地方党权凌驾于政府之上。这引起了地方党部的强烈反对,对于这种反对,中央的态度不是纵容,而是制止和指责。国民党这么设计的出发点在:

  1. 希望行政系统能独立有效行使管理职责,蒋介石和胡汉民都有此想法
  2. 在成为总裁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都视党权为阻碍他扩张军权的一大障碍
  3. 国民党训政时期。党员大多是北伐时期加入的知识青年,行政经验较少

实行党政分开后,党权干涉政府的情形更少出现了,但党治权威、党治基础也受到了削弱。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发生逆转,党部在得不到行政支持时,很难行使监督权。地方政府因为缺乏实权,在民众中的威信也日渐丧失。同时,党务人员的俸禄和政府官员无法相比,这也导致人才从党界向政界流动,地方党务人员士气低落,地方党部重要性日渐下降,地方党权因无所依托而弱化

政治录用:给予党员的政治资源

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是会衡量执政党党治力度的重要指标。国民党实现一党独裁垄断全部政治资源后,并没有让党员拥有垄断政权的想法,公务人员的任用上,党籍不是必要条件。入党和参政没有必然关联,是否入党并不影响仕途。在北伐期间,为了维持证券平稳过渡,国民党大量吸收北洋政府时期的旧官僚和知识分子。另外,党内人事制度不健全,缺乏明确的政治上升渠道,裙带风普遍。

入党既然得不到什么好处,党组织对于党员的约束力自然微弱,党也缺乏足够的凝聚力。由于党力不足,县以下的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地皮流氓打着国民党旗号胡作非为;同时,延用大量北洋旧官僚,让党权并没有触动既有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这也是国民党脆弱性的体现。

党的派系化和派系的党化

派系纷争是国民党一大颇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北伐时期,国民党内曾经有“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这意味着党内是禁止派别活动的,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各派系也不会大张旗鼓的活动,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等。随着蒋逐渐在党内稳定自身的地位,30年代里又出现力行社、CC系、政学系三大拥蒋派系。之后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有2大特征:

  • 党的派系化,即党机器逐渐蜕变为由大一政治派别独掌或垄断的权利工具,主要指的是CC系
  • 派系的党化,指在蒋的纵容下,一些派系逐渐发展成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准政党机构

这其中,以力行社和CC系为代表。力行社由滕杰、刘健群组建,意图改变国民党的腐败局面。它得到了蒋介石的全力扶持和赞助。蒋在下野期间反思自己对各级党部对自己的忠诚程度有疑虑,力行社的出现和自己的意图不谋而合。力行社的组织有高度的秘密性,只有自上而下的集权,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随着蒋地位的逐渐稳固,蒋对力行社的态度也从信任逐渐趋于冷淡。而后力行社越来越趋向从事特务、情报和暗杀的组织。

CC系的名字疑似来源于在上海成立的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不过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起源于“青白团”,也是为了应对国民党内对于蒋介石领导权威的挑战。和力行社类似,CC系也具有严密的金字塔结构,顶层是“青白团”。由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长期把控国民党的组织大权,大多数的各级党部也掌控在CC系分子之手。国民党从29年到49年的20年里,党机器长期把持在CC系手中。除了秘密的组织活动,对外CC系鼓吹“领袖政治”,“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唯一领袖”,实际上就是法西斯独裁政治。

力行社和CC系均强调对蒋介石领袖权威的绝对用户和服从,崇拜独裁政治,信仰暴力手段。两者外加政学系这三个功能不同的派系是蒋介石威权统治的成功基石,对蒋介石个人权势的巩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派系的内部斗争,以及对国民党的架空也加速了国民党的最终溃败。

战前党员面貌

国民党在执政后,党力并没有随着党员膨胀增长,反而日渐虚弱,有多重原因和体现:

  • 实际上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城市有党,农村无党,基层组织空虚。国民党执政后军人党员激增,这也是蒋贯彻“以军治党”的结果。这只是“虚胖”,
  • 国民党虽然对标苏联的列宁式政党组建方式,对于党员提出了更高期望。但实际执行上,不注重培养,而是直接网罗社会上的权势精英,进而达到渗透和控制社会各界民众的目的,这和共产党刚好形成了对比
  • 国民党在1927年的清党给知识分子留下了恐怖的阴影,距离基层太远让国民党在民众里的印象在北伐后急转直下,党内的官僚化日渐严重

战时体制调整

抗战爆发,让国民党借助民族危机暂时挽救了在民众中的信任危机。这一时期蒋介石组建了“三青团”,意图扭转组织危机,但反而加剧了党内的分类和溃败。

组建三青团是蒋认为国民党已经沉疴太深,积重难返,只能另起炉灶,于是他设想成立一个以青年为对象的“革命组织”,同时统一之前为巩固自己地位建立的秘密派系组织。看起来三青团被赋予了新生革命集团的角色,也不受国民党机器的直接统辖。但实际执行上,首先从吸纳成员,党团之间就有了摩擦和冲突,另外三青团的加入,让地方上的党政冲突更加复杂,二元冲突演变为三股力量的相互倾轧。地方上本身在党政分离后,党部的权力就日渐萎缩,三青团成立后,地方党权更加低微,直接影响党组织机能,加速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又反向让党的力量更加脆弱,恶性循环。

战时的党组织

战时国民党迅速扩张,触角深入到县以下基层,数量上扩充明显,但吸纳的新党员更偏向传统,对社会变革十分抗拒,党成为他们维护既有利益和权势的招牌和工具。战时吸纳党员的方式有很多种

  • 通过基层分部介绍、吸收
  • 党部直接征求入党
  • 集体入党

实际入党方式上五花八门,对入党党员质量不管不问,更不说信仰。在这点上,国民党和西方议会政党的做法很很像,不要求意识形态认同,只要求政见认同。同时党籍管理混乱。在基层,党组织”穷“、”空“、”弱“、”散“,不能控制党员,不能掌控群众,不能指导政府,没有组织生活,没有党规党纪,腐化日趋严重。与此同时,共产党在延安等根据地展开的大规模整党整风运动取得显著成效。

“六大”前后的政治斗争

“六大”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也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每次全会,更多是党内的派系斗争,而这次全会上则是拥蒋的各派系的内部斗争。CC系此时已经独掌党务大权,所以“六大”上主要是CC系和其他派系联合的斗争。最终CC系以其组织实力和蒋介石的偏袒再次赢得绝对优势。中委名额也被迫大大扩充。中委、中常委身价也随之贬低,“六大”后党内出现人心涣散的局面。

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内部曾有过一场“党政革新运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场空谈的运动。但从1944年到1946年3月期间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中央CC系、黄埔系、三青团和政学系的斗争,也体现了国民党内权力分配的代际冲突,是派系和代际冲突的杂糅。在少壮派取得中委地位后,“革新运动”的风潮渐渐平息,第二阶段主要是基层发起的大讨论,更多是对国民党腐败无能危机的忧患意识。在革新分子看来,国民党腐败的一个原因就是革命后放弃了革命立场,向旧势力妥协,党权旁落官僚之手。革新分子还批判了党组织散漫、党员孵化、党内没有民主、派系分歧、人事晋升机制等问题。但是蒋介石对这场运动并没有予以支持和同情,因为他就是的独裁的代表。

总结

国民党是个弱势独裁政党,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

  • 国民党虽然效法苏俄重组,但只学了表面功夫
  • 国民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党的实力并没有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
  • 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体系结构
  • 国民党执政后没有触动既有的社会结构,没能赢得民众拥护,没有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 党机器软弱无力
    • 军权大于党权,
    • 派系斗争让党员只对派系有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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