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鸦片战争 —— 《天朝的崩溃》读书笔记
绪论：从“琦善卖国”谈起
绪论部分借对“琦善卖国”的深挖和探讨，说明历史不是只有忠奸之分，还原历史真相，知耻后勇，知史鉴世才是本书主旨。琦善并没有卖国动机，他本人和清廷一样对英国是傲视“四夷”的态度，跟不上时代，企图用怀柔远人来招抚英人。但是妥协派是他的原罪，和抵抗派的林则徐对比，背上了卖国的罪名，但是林则徐所在的抵抗派并非就能救国，更多是之后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宣传。
清朝的军事力量
简单来说：
- 武器装备：全面落后；技术老旧，缺乏保养，从枪、炮，到火药、舰船，统统如此，以至于清政府也意识到海战并非对手。主要原因是清政府承平日久，缺乏了研究动力
- 兵力编制：分散且非现代军队编制；看似兵力碾压，但驻扎分散，调动不灵活，非常不适合现代战争。这也和清军当时主要承担维持社会治安，保障政治秩序的背景有关
- 人员素质：训练废弛，军纪荡然，兵士执行任务有如当今警察，且因为饷银难以维持生计，往往另寻出路；军官选拔方式不专业，不考察统筹能力，且武官地方低下，往往也通过吃空饷，克扣军饷，知法犯法等手段赚外快
骤然而来的战争
在上一章的分析下，清王朝如果能认识到差距，避免和英国的战争，那也不至于有后面的惨败。但这毕竟是事后诸葛亮，在当时，清王朝从上到下都沉浸在“天朝”的虚拟假象里，一点也没有意识到战争的前兆，以至于战争就像是突然而来的一样。
这事儿还要从禁烟说起。1838年，在鸦片屡禁不止，甚至连皇室都开始吸食鸦片的情况下，道光帝决定严禁海口，并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州监督。可清朝官员包括道光帝都没有意识到，鸦片泛滥是英国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把严禁海口和中英关系联系在一起看。可见当时清廷对于国际事务的无知。实际上1838年马他仑来华，英舰直逼虎门，就表露出英国对维护其贸易利益是不惜动用武力的。但此时道光帝给林则徐的训令还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这两点要求本就相互矛盾，之后的事与愿违眼看就不可避免了。
林则徐1838年3月到达广州后，秉承道光帝的指示，展开雷霆行动，没收鸦片、封锁商馆、断绝通商。而英国的鸦片商人和政府也借此大做文章，使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行事逻辑，挑起对中国的战争。可惜的是，林则徐随后严重误判了局势，低估了局面。1839年3月27号，义律代表英国政府交出鸦片，意图把商人的行为变成国家的行为。战争一触即发，当时的英国外相巴麦尊收到义律的报告后，于10月派遣舰队前往中国，意图发动战争。对这一切，林则徐丝毫没有察觉。在1840年6月，有英舰来华，甚至7月舟山被占领后，林则徐仍然没有发出战争警报，而还是以为只是鸦片走私的问题。此时，不论是林则徐还是道光帝都还是用“天朝”的逻辑来思考对策，把英国当成此前的四“夷”，认为断绝通商就可以拿捏英国命脉。
在这种处理方式下，战争自然不会自己和缓，而是愈演愈烈。随后的1839年的九龙、穿鼻之战已经宣告战争的序幕拉开，林则徐此时的对敌战略依旧严重低估了英军实力，虽然认识到在海上，清军毫无取胜可能，但认为英军无法陆战。可以借助炮台打击来犯的英舰。但在后面的战斗里就会发现，且不说炮台能否经受住英舰的猛烈炮火，炮台也无法防御登陆英军的后侧地面进攻。另一方面，林则徐设计的舰船交锋手段，也低估了英舰的实战能力。1839年，英军没有贸然进攻，并非如林则徐判断的清军防御无隙可乘，英军知难而退，只是在等待大批远征军到来。之后的事实也说明，英军有着制胜的武力，绝非害怕林的战备。而林的判断，也进一步加重了大众对林不可战胜的误判。
“剿”、“抚”、“剿”的回旋
上文说到，清王朝完全没做好战争的爆发准备，因为信息传递效率低，道光帝对局势根本不能很好了解，甚至于完全被下属粉饰的假情报蒙蔽。对外策略上，也形成了“剿”、“抚”、“剿”的左右横跳。1840年6月，厦门、定海（今舟山）先后陷落后，北京终于得知了战争的事实。但由于路途遥远，驿马速度有限，“天朝”对外又只有皇帝决策，也难怪清廷尾大不掉，不只是慢半拍，几乎完全跟不上局势的变化。这中间也发生了一件搞笑的事，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以本国国情出发，以为封锁占领地域沿海，企图扼制清朝经济，但没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似乎没受影响。
上文说到清廷的决策往往晚一两拍，再加上道光帝实质上资质平平，天分不高，守成尚可，缺乏雄途大略。手下的军机大臣也都是“老实听话”的类型。这样一套班子在面对鸦片战争这一全新的历史难题和陌生敌人自然很容易犯错误。而后，由于英使巴麦尊的照会被错误翻译，道光帝误以为局势缓和，英国的诉求属于“乞恩”、“伸冤”，于是对外策略就从“剿”变成了“抚”。他误以为清廷只需要将政策回退到1838年3月禁烟前的样子，中英关系就也能恢复当时的状态，同时也能避免战争。眼看英军南下，道光帝认为是他的决策起到了作用，无不自信。其他大员也以为是虚惊一场。但实际上，英军只是对北方的军情不熟悉，且季风即将过去，对战斗不利。
同一期间，伊里布作为道光帝指定的浙江钦差大臣，充分展示了他善于包装工作成果向上汇报的一面。在现代职场里，可谓是普通打工人最痛恨的类型。在伊里布受命来到宁波前，他也是自信果断，一意主“剿”的。但在渡海作战，意欲收复定海中，发现主战势力实在差距太大，很快转换了念头。碰巧此时，英方也有意谈判，浙江和局暂时形成。在道光帝的武力收复定海催促下，他施展拖延大法，希望用战俘换定海失地。一向以武力说话的英国自然不统一，于是之后伊里布巧妙地将定海问题放到广州会谈中解决，急欲送走英军这个“瘟神”。他瞒着道光帝私下与懿律签订了《浙江停战协定》，刻意隐瞒了军事上对敌绝无希望的实情。1840年道光帝决定开战，武力收复定海。伊里布拖无可拖，此时惊喜降临。1841年2月远在广州的琦善发来飞咨，告之英军将归还舟山。伊里布抢在新到任的裕谦前登陆已无英军的定海。之后在奏报大加粉饰，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受到革职留任处分。伊里布和琦善一样在看到英军实力后，从主战转为主和。这种抵抗注定失败的妥协，在道德上是有污点的。因为伊里布并非是为了减少国家、百姓的损失，而只是为了一己私利。他的隐瞒实情也让当时的人们不了解实情。实际上后面的琦善、奕山、包括主战的刘韵珂、阎伯焘也都经历了很伊里布一样的转变。
话分两头，琦善这边的情况就不太妙了。浙江的伊里布把和谈的烫手山芋丢给了广州的琦善。英方的苛刻条件和清政府的差距很大，包括割让沿海岛屿、开放多个通商口岸，赔偿巨额商欠和军费这些都是清方无法接受的。这场和谈的戏能演这么久实际是义律和琦善双双演戏，各自越权违旨的结果。其中义律甚至走得更远。首先义律并未把巴麦尊的条件整个和盘托出，琦善这边则不顾道光帝的主“剿”谕旨，暗自延宕，坚持和谈。这个阶段的琦善和伊里布一样，全靠谎言来维持日子。他完全知道抗旨的后果，但坚持和谈，一方面是自认清军不敌英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事情还可以靠谎言弥补。虽然整体上琦善还是比伊里布更真诚一点，奏折里基本上实话实说，但最终的运气就没伊里布那么好了。
在义律和琦善的拉锯谈判的期间，虎门之战也在同步发生。虎门是一个区域，位于珠江入海口伶仃洋一带，是广州的门户。从1835年起就经过多轮加固，关天培在江面上设置了多道防御体系，但由于林则徐等人的判断失败，虎门后期的防御体系已经来不及大调整，只能一味增加兵勇。在大战爆发后，琦善为了应对道光帝的主“剿”旨意，继续增加兵勇，但这种努力已经像是应付差事。沙角、大角之战英军轻松获胜，技战术和武器装备的优势显露无疑。中间虽然因为义律和琦善谈判的进展短暂暂停过，但关天培的不停筹防和和谈的失败，让战斗继续打响。关实现设计的防御手段，面对英军现代军事技战术，毫无还手之力。琦善随后被革职锁拿送京，关于虎门之战的军事教训总结，被简单地转化为主将的道德层面。
广州战局
琦善走了，杨芳和奕山来了。而且这两位来之前，道光帝就三令五申，不仅不许败，而且不许言败。但他们来了之后，发现最后也只有一条出路——扯谎。
参赞大臣杨芳来广州之前，也是身经百战，战功赫赫，到岗第二天，义律就发兵攻陷猎德、二沙尾炮台，几乎就在广州城边。之后又拿下乌涌，重占商馆，一路势如破竹，伤亡极少。仅靠轻型战舰就获得了几乎碾压式的胜利。3月18日，杨芳到岗2周，就明白了一个事实：他手里并没有制服这些“夷”人的手段。在从迷梦里清醒的同时，义律担心广州的战事吓跑了居住在广州的富商，暂停进攻，继续和谈。随后杨芳、怡良、林则徐被迫统一恢复通商。杨芳也走上了伊里布和琦善的老路，给道光帝的汇报上不提英军重占商馆、以及和英军和谈的事实。想办法粉饰文字，希望道光帝可以同意恢复通商。道光帝勃然大怒，下令革职留任，“以观后效”。但若将杨芳的扯谎能力和后来的奕山相比，那就小巫见大巫了。
奕山本身动身就慢，向广州的调兵也一样缓慢。在奕山路上的57天里，广州局势已经大变。在到达之前，奕山和持强硬态度的林则徐有过多次会晤，林给予的几点军事建议，还是之前的依据海岸防御、实施火攻等已经验证毫无效果的战术。可见林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战前的水平，但作为文臣，也不必苛责太多。奕山进驻广州没多久，就发现无力回天的局势，甚至也广州的其他几位大员一起向道光帝演戏。被蒙在鼓里的道光帝还在下旨催促全歼这帮“丑类”。奕山被迫组织毫无威慑力的军事反击，效果甚微。战争爆发后，英军梅花太大功夫就攻陷广州，奕山被迫赔款求和。但在向上汇报上，奕山编造了一个异常美好的故事，故事里是英军来求和，请求给予封闭通商的补偿，将赔款说成是“商欠”，广州当局只是替行商暂时垫付部分款项。此番欺骗下，道光帝果然中招了，不再要求全歼“丑类”，意欲收手。广州之战后，奕山不仅没有落得林则徐、琦善这样的惩罚，反倒获得赏赐，手下也有数百人升官、换顶戴。英军未能达到目的，准备北上再次发起进攻，奕山也瞒了下来，并未向朝廷汇报。
在英军广州之战里，三元里抗英成为后面的民间抗英的典范事件，得到很多宣传。看似是群众的力量比清军更为强大，甚至有论调说，若不是余保纯来折中调和，甚至能一举收复失地。但三元里事件作为日后民众反抗斗争的开端，有着宣传性的因素在。英军的败退也有天气原因让燧发枪无法使用、补给线路变长需要主动撤退、气候不适应等原因。那个时候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还是逆来顺受，只要不触动眼前的利益，改朝换代并没有太大影响，距离日后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反抗斗争还有一定发展距离。
东南壁垒倒塌
英军从广州离开，朝着中国东南沿海进发。在这里，他们会迎来清政府里主战最坚决的颜伯焘、裕谦等人。事实将会证明，军事和技术差距，让仅靠主战的意志，谁来也都是一样的惨败结局。
广州之战结束后，琦善被义律都丢官卸职。新来接替义律的璞鼎查只用了67天就从伦敦到了广州，相对奕山的57天，可以说快了很多了，也说明了当时英国在轮船、地理、殖民体系上的进步。璞鼎查是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很快发起下一轮行动，决定北上继续军事行动。奕山再次行骗，为了圆上面的谎，没有通报英军的行动。让道光帝误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也让这个国家再次陷入灾难。
下一轮战争首先在厦门爆发。厦门是主战派颜伯焘的防区。他在防守是大手笔修建了很多坚固的防御工事，在当时的中国看已经是无与伦比了。经过几年努力，尽管也不免从中中饱私囊，但在当时来讲，也确实是他能做的极限了。可对现代军事技术的无知和技战术的愚昧，这些努力都是于事无补的。英军用优势舰炮火力对笨重的岸炮展开攻击。同时，陆军从侧翼配合，登陆发起进攻。清政府因为成见太深，依然不认为战胜自己的是所藐视的英军陆军，而认为是英军雇佣的汉奸。可见当时，不是消除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一些不力人士，启用一批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现代化”。
厦门攻克后，璞鼎查下一个目标是巴麦尊训令里写的舟山。这一轮他的对手是主战意志更坚决的裕谦。裕谦同样是皇亲国戚出身，不仅在言论上还是行动上都更加极端。但是军事防御方面，反而不如福建的颜伯焘。此时裕谦并没有亲身体验过英军的坚船利炮，也是英军不善陆战论的鼓吹者。这和他受到当时盛行的“天朝”观念以及理学观念有关。“天朝”观念人人们不把外夷放在眼里，理学又让人们过度沉迷于形而上学的东西，仿佛战争的制胜因素并非器术，而是“人心”。而身处中世纪的人们，是决然不会从近代军事技术、战术、军队编制、作战方式上看清真正的失败原因。而后的定海之战，所谓的寡不敌众坚持6个昼夜，时间和兵力上水分也很大。兵力上，英军有一些兵力留守厦门，兵力实际和英军近似。时间上也经不起推敲，六昼夜里的前几天，实际上是英军侦察局势爆发的冲突，真正的战斗实际只有一天，英军依旧还是熟悉的战术，优势火力压制外加陆战侧翼包抄。三名总兵牺牲了，定海失陷了。事实证明仅靠勇敢是没法取得胜利的。
定海陷落8天后，道光帝受到的还是粉饰后的好消息，但同一天，裕谦所在的镇海已经被攻克。根据上面的防御分析，镇海的布防依旧未吸取之前的教训，小视英军火力同时，难以防御敌人登陆部队。裕谦所看重的士气并不能帮助战斗胜利。镇海周围招宝山、金鸡山等阵地陆续沦陷。镇海县城被围攻后，裕谦震惊下自杀，被属下救起，但已无法指挥战斗，之后再逃亡到余姚路上气绝身亡。同为守将的余步云也因守将逃亡随后收监判斩。但随后余步云的形象在宣传下被扭曲，裕谦和余步云因个人意气、政见不一的分歧，被扭曲成忠奸之分。此时大家还认为顽强抵抗就能获胜。
下一个被道光派来拯救浙江危局的是奕经，奕经本人也并没有出色的才能。也许是背后的道光帝也在主战主和之间犹豫不决，奕经的部队来到杭州就用了130天，在江苏甚至呆了2个月。幸运的是，英军目前同样因为战线太长，为了维持香港、鼓浪屿、定海、镇海、宁波等地，兵力不足以发动大规模进攻，气候也进入冬天。1842年3月，奕经终于发动了鸦片战争里唯一一次收复失地的反攻。但奕经本人并没有获胜信心，反而在排兵布阵上提前给自己留足了撤退的后路。反攻不到4小时就被英军轻松瓦解。英军防守反击，清军大败。
在鸦片战争调集各省军队中，存在大量将领捞油水的空间。所雇之勇匆匆组织，往往没有战斗能力。直接送上战场和英军战斗，无异送死。
”抚“意再起
从1840年秋战争爆发，到1842年浙东反攻失败，所有事实已经说明在军事上清政府没有出路。东南战场的主帅们都明白这一点。但没人敢在道光帝面前现提出主“抚”的建议。这个时候浙江巡抚刘韵珂站了出来，他一开始也是主剿的干将。在见到裕谦的失败后，意志动摇，随着奕经的溃败，逐渐认清现实。他的“十可虑”上书，虽旨意是主“抚”，但还是围绕“剿”不可行来展开，譬如：
- 浙江清军士气全消，无法复振
- 西北劲旅距离太远，缓不济急
- 英军火器猛烈，不可抵御
- 英军并非不善陆战
- 英军以小惠结民心，彼此相安。这一点也让道光帝恐惧。就官、民关系而言，清政府实际上是一种压迫和对立的关系，连统治者也深知。此时国家和民族的关键并没有成为民众奋起的动力。而清王朝也担心民众中形成组织，威胁自己的统治。割地、赔款、通商事小，民众造反皇冠落地事大
- 浙江的漕粮受到威胁
- 清军军费巨大。这一点上甚至远超英国远征军的侵华费用。来源上包括粮饷、兵器工事改造、兵力调动、雇勇，里面又有大量的贪污和浪费。
实际上，这个时候只要来过战区四省的负有实际责任官员，都会从主“剿”转向主“抚”。现实的力量，大于“义理”的力量。道光帝也逐渐认清事实，派耆英前来和谈，同时以战促和。其中“战”的部分仍交给奕经来，之后英军继续在乍浦和吴淞发动进攻，和清军发生了小规模冲突。乍浦的抵抗尤其强烈，但是吴淞的守将却是从内地调过来，没见过英军实力的牛鉴。牛鉴战斗不久后，放弃抵抗，撤离吴淞。英军舰队继续顺流而上逼近镇江，由于此前牛鉴对局势的判断错误，认为英军即将北上，不会顺流而上。因此镇江的设防甚为薄弱。但英军在这里遭到了八旗军队强烈反抗，外加英军此前的推进过于顺利，镇江一战里甚至完全交由陆军推进。这一战也是英军鸦片战争里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39人毙命，130人受伤。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就军事角度而言，虽然英军继续沿江而上，逼近南京。但是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
之后的求和过程依旧有一段英军和清政府的来回拉扯的过程。求和从1842年5月乍浦一战后就开启了，负责此事的耆英和伊里布就派人和英国代表璞鼎查接触，但一方面英军仗着军事优势狮子开口，不愿轻易和谈，另一方面道光帝也不愿意轻易向外夷低头，希望能用胜仗取得一些谈判优势。和谈进度难以推进。不过一连收到乍浦、吴淞、镇江沦陷的消息后，道光帝认清了事实——“剿”肯定是不行了，同意由耆英推进和谈一事。伊里布的手下家仆张喜作为中间人被派遣去和英军沟通接触，但张喜不仅达不到英军的“清廷全权代表”的要求，甚至也没有权力做决策。在张喜带来英军的最后通牒后，伊里布、牛鉴和耆英三人在8月13日当晚决定英方的条件“一概允准”，仅对付款期限和英军占领舟山、招宝山、鼓浪屿三处表示异议。隔天就和璞鼎查派来的英方代表敲定条约。为了让英军尽快离开，耆英还提议早日签字，但英方拒绝了。他们不想这么匆忙，希望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来庆祝他们的胜利。这样，英军一方的问题已经摆平，只剩下北京的问题。
平等与不平等：后续余波
在鸦片战争之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 蒋廷黻
而今我们所评判的平等和不平等，是站在当今国际关系的标尺上看待的。对于当时“天朝”的人们，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他们对当下看“平等”的条款往往愤愤不平，而对今日“不平等”的待遇浑然不觉，以至后面带来更大的灾难。现在来看，南京条约里不平等的几款主要是
- 割地（第3款）
- 赔款（第4、6、7、12和第5款后半部分）
- 赦免“汉奸”（第9款）
而释放战俘、平等国交是平等的条款，剩余的五口通商（第2款）、废除行商（第5款前半部分）、新订税则（第10款）则很难单纯用平等或不平等界定。这几条是英国开战的主要目的，反映其欲将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企图。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封闭的经济体系在毫无准备和防备的情况下仓促开放。短期讲负面作用更大，长期看正面效应更大。
道光收到耆英上奏的合约内容，虽然和自己的预期相差巨大，但在炮火威胁下也不得不接受。不过之后他又心存不甘，命令耆英继续交涉，希望通过在条约上“添注”的方式来讨价还价。但他和耆英的交涉内容要么不得要领，要么不着边际，反而在后面带来更大的灾祸。这之后的外交失败丝毫不亚于之前的军事失败。以清方照会的12条交涉内容来看
- 通商口岸不许英人常年居住，只许在贸易期间居住。这直接违反了南京条约的第2款。
- 中国商人的后续商欠由本人偿还，政府只帮忙追讨，不代为偿还。这在之前已获得英方口头答应，耆英怕不保险，想用文字形式予以确认
- 五口通商以外地区，不许英方货船、军舰驶入
- 清朝战后在沿海驻军、修复海防，实为防缉海盗，英国不得阻拦。3、4条实际上是国际主权，南京条约既然不涉及，根本不需要和英方商量
- 广东、福建等地不知拟定合约而攻击英舰，不应成为开战“口实”
- 合约签订，赔款付清后，英军应当存占领地撤军。这在南京条约第12款已明确写明，不需要再商议。
- 舟山、鼓浪屿的英军不得“侵夺于民”，也不得对中国商船拦阻抽税。后半部分在南京条约第12款已明确写明“不再行阻拦中国各省贸易”，耆英也许担心不保险
- 英国商民触发中国律例时，由英国自理。耆英希望简单一劳永逸地解决民、“夷”纠纷问题，但这一条直接把对英人审判权拱手交给英方，这一条酿成大错。
- 中国“奸民犯法”躲藏在英国货船、兵船时，英方必须交出送官。这实际上放弃了清方上传搜查、逮捕中国罪犯的权力。
- 未来他国要在福州、澳（厦）门、宁波、上海四口通商时，由英国协调
- 福州口岸关税税率不一，应再做商定。这一项在后续谈判里也带来巨大隐患
- 英方同样需在条约上加盖国玺
上述12条里，不仅没能争取更多利益，反而潜藏着对中国利益更大的损害，如第8条是中国治外法权的滥觞。究其原因，还是当时的清廷还是只有“天朝”意识，没有国家意识。南京条约是按照当时西方社会愿接受的商业制度精神来制定的，但清朝的执政者们还没从“天朝”的梦幻里清醒，难以想象脱离管理的自由商业和贸易，而民“夷”关系成为新的难题。不懂近代国际法的耆英想要维护本国真正的利益，也只能以“天朝”观念来交涉，这就带来了后面的灾难。
在之后签订的虎门条约里，耆英把本来可以由清朝自行决定的事项，拿去跟英方交涉，尤其是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耆英误入了璞鼎查的陷阱，而道光帝又在耆英的谎言下，被牵着鼻子走。在虎门条约签订期间，由于不懂国际惯例，许多事务上清朝官员听从英方的摆布。耆英代表清朝完全同意了璞鼎查的新条约，又往“天朝”的脖子上套了一道绳索。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几个方面的损失后患无穷，也是后来西方列强制造衅端的借口。虎门条约对中国的损失不亚于南京条约。近代国际知识的缺乏让清朝官员看不清真正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在。
眼看英国人打开了清朝的大门。美国人顾盛（Cushing）也以使节进京作为威胁，同耆英和黄恩彤签订了以南京条约为蓝本的中美望厦条约，条约里清朝对美国民人的司法权力全部丧失殆尽，关税自主也同样丧失。望厦条约对于美国的好处如此之多，以至于后面的列强都以此为摹本来和清朝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包括后来1843年中法黄埔条约。条约里对于基督教的弛禁，导致了后续数以百计的教案。
这些条约签订后，清朝的官员们包括道光帝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条约会给中国利益造成多大的损害。后续欧洲各中小国家不动枪炮就轻易从中国攫取了不平等利益。直到40年后，李鸿章和巴西使节谈判才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此时一过去了40年，清朝已和欧洲列强十几个国家签订了几十条不平等条约。
历史的诉说
不同于“黑船事件”后的明治维新，南京条约后，清朝并未从“天朝”的美梦中清醒过来。鸦片战争中的主要人物——琦善、林则徐、伊里布、杨芳、奕山、阎伯焘、奕经、刘韵珂、牛鉴、耆英、黄恩彤——里大多数没有见到对战争的反思；剩下的5个人里，又分成耆英、黄恩彤 “柔夷”（实际就是向列强一味低头），刘韵珂的阴制（偷偷给列强们使绊子，想回到之前闭关锁国的老路），以及林则徐的对抗。且林则徐的反思也不算深入，并没有发现改革中国现状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步思想。道光帝也觉得战败似乎态度问题，认为是缺乏忠贤良智的臣子。后续的海防工事修补依旧全无改进。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里，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但在当时剧变的局势下，无所作为是最坏的政治。局势已进新时代，而道光帝的头脑还停留在旧时代。当时一些思想家如魏源、徐继畲等人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海国四说》等著作是对外部知识的启蒙，但因讲述夷人、夷事并未引起重视。外国政府赠送的宝贵图书资源也被束之高阁。后续的洋务运动已是14年后的事情，且原动力也是为了对付“长毛”，而不是“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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