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1924-1949组织形态》札记
国民党是中国从传统王朝到现代党治体质转型中出现的第一个党治证券。但它是一个老党、大党，但不是一个有严密组织和高内聚力的政党。札记同书一样，重点讲从1924国民党改组到49年失败的党治史。
国民党一次改组：以俄为师
1921年共产党成立和1924年国民党改组都是以俄为师的结果。国民党的改组是希望能够改变当时的一些困境，意图重建全新的政党组织体系，扭转当时的松散局面。孙中山最初联俄并非是希望引进苏维埃的组织政治制度，反而是希望得到一些军事和物质援助。苏俄在1923年和国民党合作关系加深后，提醒孙中山不要执着于淡出你的武装革命，应当重视党组织和思想政治宣传工作。“顾问”鲍罗廷抵达广州后，得到孙中山新人，孙中山随即转变联俄重心从物质层面到政党组织层面。
以俄为师并非全盘俄化，而是学习苏维埃的组织优势：
- 党章，追求组织的严密性，实行民主集中制
- 基层组织建制，增强民间的渗透性，对党员个体的笼罩性以及党员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 由三民主义 + 往宪政过渡逐步转变为一党独尊
- 从精英化、封闭化转向开放化、平民化，发动民众运动
- 军队，将党组织深入军队基层，实现军队从私有化到党化
知识青年与国民党：党员面貌
国民党改组期间，国共两党的“学生气”很重，知识青年参政人数众多。那是一个“主义的时代”，一方面教育普及，读书人批量生产大大超过之前私塾的时代，另一方面，科举废除，新的教育体制不能像科举一样消解人们的政治参与压力；再加上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水平不能为毕业生们提供足够的职位和就业机会，于是僧多粥少，为了化解政治参与压力，入党热情暴涨，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同一时期，国民党改组后，入党对外开放，而那时的中共对吸纳知识分子比较慎重，担心有“小资产阶级”属性，具有双重性，所以中小知识青年纷纷涌入国民党，改组后的两年里，国民党从一个偏居一隅的狭隘组织，很快发展成一个有相当规模和国民基础的革命大党。
但同时，国民党的内部组织严密性却并不能发挥人数的优势。组织缺陷主要体现在重上层，轻下层，基层散漫，不少党员游离在基层组织之外；不少县市党部对党员的训练和对民众的政治指导更是放弃，县市党部积极于个人地位的提高，渐渐离开民众，趋于腐化。在国民党向基层地域社会渗透的过程中，不但没能动摇旧有地方势力的基础，反而被他们所僭夺。同时，入党随意，土豪劣绅、地皮流氓混入党内，入党没有考察期，甚至有集体入党、强迫入党，党票很快成为了一部分人谋求饭碗和晋升的工具。
从“容共”到“容国”：中共宣传水平的碾压
国共两党都以俄为师，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存在一定共通之处，但同时也存在矛盾和对抗。1924年到1927年间，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在动态变化的，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在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后，双方确认国共合作的政策，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过国民党在最初一直没有正式将合作关系用官方语言确认下来，在孙看来，那时的共产党势力弱小，不存在对等的合作关系。到了1926年才出现“容共”和“联共”的说法。
那时的中共党员有着很高的政治使命感和强烈的阶级优越感，观点激进，国民党人的形象都显得“老朽不堪”。相对于国民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宣传水平也十分过硬，通过“三大政策”等口号宣传，深入民众的同时，崇左斥右的风潮也感染着国民党内部的意识形态。在中共强大的宣导下，国民党青年大批左倾，甚至加入共产党。另一方面，不同于国民党轻视基层组织松散，中共重视基层的民众运动，深入群众，影响大到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实际处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于是慢慢地，国共合作的形式从单向流动渐渐变成双向互动，在1925年后，中共党员已很少加入国民党。这种主客异位当一些国民党人感到恐惧，并演变为“排共”、“反共”的行动。在孙中山时期，他有驾驭中共的信心，所以一直没有改变“容共”的政策。到了蒋介石执掌大权，赢得威望后，便开始转变风向。
党的裂变：党统之争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部面临分裂的风险。党魁继承人在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竞争，从1925年孙中山总理去世持续到1938年蒋介石总裁产生。因为胡汉民曾在党内提出“党内无党、党外无派”的主张，于是这种竞争演变为13年的党统之争。这中间各种各样的党代会轮番上场。
孙在世时，廖仲恺和胡汉民是其左膀右臂，去世前，汪精卫在孙身边帮其处理和北方军政的关系，同时又是遗嘱的执笔人。再加上，廖自觉不是胡汉民对手，退汪到台前。汪也萌生出角逐接班人的年头。因胡本人气度狭隘、待人刻薄，鲍罗廷在汪汉之间，支持汪。而后发生的廖仲恺遇刺案让汪和许崇智、蒋介石联合起来将胡排挤出权力核心。其中许崇智之后又被汪蒋逼迫离粤，国民党内部支持胡汉民的保守派势力很快聚集起来形成“西山会议派”，引起党内第一次分裂。分裂的一大焦点就是对于共产党和左倾的态度。在广州“二大”期间，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也召开了沪“二大”。二大后，负责军事的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里打击汪精卫势力，汪反击得不到苏联支持，直接负气远走海外。这是蒋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第一次来到权力高位，可以说有谋略，也有运气。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随着军事节节推进，国共愈发分裂，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也愈演愈烈。总体分为宁、汉、沪三派，分别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代表。为了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对抗，蒋介石请出隐居上海的胡汉民，与之合作，之后在多方压力下被迫下野。1927年9月，宁、汉、沪三方代表在上海召开谈话会，组建中央特别委员会，表面上解决了党内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在中特会后，西山会议派声势大涨。汪派大失所望，被迫在粤另立中央。之后蒋又利用11月南京群众示威游行惨案，搞垮西山会议派和中特会。于1928年通电复职总司令一职。1928年的二届四中全会后，蒋和保守主义的胡合作，将汪派人物排挤在中枢之外，汪派完全沦为在野派。28年底，蒋借助三全大会巩固自己在清党后的领导地位，尽管引起了声势浩大的地方组织震动，但结果上看汪派和西山会议派基本被排除出权利中枢。
三全大会结束后，国民党内其他势力陆续掀起反蒋浪潮，包括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代表的武力派和汪精卫、陈公博代表的文人派联手倒蒋，国民党内又出现北平、南京两个中央。随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拉拢，派兵入驻北平，此次反蒋败局已定。同时，为了扩大力量，汪派拉上了西山派合作，也让汪代表的改组派失去左倾激进色彩，丧失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在南京内部，因为胡汉民坚持党治主义的主张和蒋冲突也不可避免。1931年2月，蒋介石拘禁胡汉民，又引发了多年的宁粤之争。西山会议保守派在广州另立中央。正当双方大战一触即发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需要全国人民团结御侮。双方不得不偃旗息鼓。
在之后国民党的四全大会上，三派达成的暂时的和平，南京大会尊蒋介石，上海大会尊汪精卫，广州大会尊胡汉民。在粤方坚持下，蒋介石在12月第二次下野。之后的一次全会上，形式上结束了党统的分裂，达成了暂时的统一。蒋介石的此次下野前，对比上次实力已更加深厚，也已做好充分部署。新政府得不到蒋亲信的支持，只能再次邀请蒋出山。1932年1月，蒋重掌大权，与汪精卫联手对抗推剧西南坚持与蒋对抗的胡汉民。
蒋汪合作期间，对日外交最为焦虑。蒋把对日让步，以求苟安的压力交给汪，自己则专心剿共。于是倒汪风潮从1933年开始，到1935年到达顶峰，这部分人里还有一部分拥护蒋和迎胡归来的人。随着南京政府中大半成为汪精卫的敌人，汪在压力下称病离职休养。西南派则掀起一场迎胡归来的浪潮。1934年“五大”召开时，蒋介石在党内地位已相当稳固，五大重点在笼络各方，CC系在中委选举中成为党内最有影响力的团体，汪派在所获甚微。随后胡汉民在回国后不久就病逝。1938年，蒋介石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如愿登上总裁的宝座。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清党和模糊的阶级基础
国民党的清党和“建国”是同步进行的。一方面清理内部队伍对付共产党，导致人才的流失和党的分裂；另一方面，为了和共产党划清界限，将三民主义里的左倾和社会改革色彩统统抛弃，让党内意识形态混乱。同时对于执政后政治权力的腐蚀又缺乏管控，国民党很快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首先在清党上，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因此清党活动不可避免的扩大化，伤及大量无辜，有不少对革命有理想有热情的国民党人也因为清党而心灰意冷。同时也有大批投机分子涌入党内，民众对党的信仰一落千丈。由于之前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更多由共产党主持，清党对地方组织的冲击也很大，很多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总体看，清党不仅没有增强国民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反而导致党的分裂蜕化和虚弱。
在党民关系上，国民党远离群众，调整意识形态去除外左倾部分强行和共产党划清界限后，缺乏明确的阶级基础，远离底层民众。在农村，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减租也不敢执行，失去了大量农民的拥护，同时也未必能赢得地主阶级的欢心。在国统区，地主不仅不支持政府，反而激励逃避税收，抵抗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在劳资关系上，国民党的思路是既防止工人铤而走险，也抑制资本家的过度跋扈，维持某种平衡。但最后的结果也是两不讨好。可以说，国民党政权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工人、资本家和国民党的关系
这一章节选取了1932年到1933年三友公司劳资纠纷案作为一个切片，提现国统时期，工人、资本家和国民党的关系。
1932年因为日本侵华，上海三友公司计划将上海厂房搬迁到杭州，并趁机解雇上海厂房全部劳工，引发和上海工会的冲突。面对劳方的诉求和当地政府的调节，资方置之不理。随后中央民运会介入帮助劳方后，事态扩大，随后变成上海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针锋相对。资方质疑国民党的政令不合法，反抗国民党的政治威权，引发资方和党权的冲突。这一事件中，上海资本家阶级表现出相当的政治独立意识和组织能力，国民党最终无法以政治强权将资方压服。最终还是杜月笙代表的体制外非正式权力介入，才将纠纷了结。并且结果是工人被迫妥协退让。
这一事件体现出上海资本家阶级和国民党政权的矛盾并非爆发而是积怨已久。资本家阶级习惯了北洋军阀时期的放养状态，反感政治威权的干涉。外加国民党政权对城市资本家阶级的控制和支配力还相当有限。对劳资双方都讨好的结果是，两边都不买账。调解中间提出的折中方案，资方依旧不认同，劳方也觉得并没有维护自己的利益。国民党执政后，一再声称代表“全民”利益，但结果是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国民党代表了自己的利益。
党治和军治：军权独裁侵蚀党权权威
蒋介石的起家主要是以武人的身份，和其掌控军权有分不开的机会。在南京站稳脚跟后，蒋介石继续推动北伐，各派旧军阀陆续归附或消亡，很快开启了中国的党治时代。按照孙中山的规划，党治是国民党训政的出发点，中政会、中执会、中常会就是这套党治运作机制下的最高统治机构，但在重军轻党，党政分离的背景下，都经历了职能和地位日渐虚化的过程。
重军轻党，即军权压迫党权，武人盖过文人。国民党在组建党军时，并没有依照苏俄的建议，用更长的时间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力量，有了坚实的政党组织基础后再开始北伐。北伐之后的宁汉分裂就形成了南京军权和武汉党权的公开对峙。随后国民党党统多次分裂。最终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军权裹挟党权的独裁政权。孙中山奠定的国民党党统只是蒋介石军治的合法性基础。要说在中央还有形式上的党治，在国民党控制力比较弱的地方就更是地方武人实力派执掌。而这和蒋介石本人的军治理念也有关系，他一方面放大了军人在国家社会的作用，强调军队组织在社会国家各领域的普适性。对军权、军治的过分迷恋，甚至分散取代了他对党治和党务组织建设的关注和考虑。于是，军事统制取代了政党的社会动员，政治军事化、社会也军事化。国民党政权的实际支撑力量不是各级涣散的党务组织，而是军人和武力。当然，这和蒋介石依仗的权势资源就是军队有关系。
党政分离：党治和政治在地方的冲突
国民党仿照俄共在体制上，自上而下建立了与行政分离的党务组织系统。这一双轨制是中国管理体制历史上一大重大转变。一开始，国民党设计的党政关系上是，只打算在中央一级实行党治，在地方保持行政权的独立。但不久后就改成地方党部队地方政府直接指导。北伐时期，开疆扩土时，一般先设立省党部，再设立省政府，党部和政府人事上基本是重叠的。这一时期，大多数地方表现为党部凌驾在政府之上。
1928年后，国民党宣布实行党政分治制衡体系。所谓分治，体现在党和政府只通过中政会关联，各级政府和党部之间没有直接连锁关系，党部对于政府的监管只能通过中政会传达到国民政府，再由国民政府向下指导地方政府。这也限制了地方党权凌驾于政府之上。这引起了地方党部的强烈反对，对于这种反对，中央的态度不是纵容，而是制止和指责。国民党这么设计的出发点在：
- 希望行政系统能独立有效行使管理职责，蒋介石和胡汉民都有此想法
- 在成为总裁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都视党权为阻碍他扩张军权的一大障碍
- 国民党训政时期。党员大多是北伐时期加入的知识青年，行政经验较少
实行党政分开后，党权干涉政府的情形更少出现了，但党治权威、党治基础也受到了削弱。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发生逆转，党部在得不到行政支持时，很难行使监督权。地方政府因为缺乏实权，在民众中的威信也日渐丧失。同时，党务人员的俸禄和政府官员无法相比，这也导致人才从党界向政界流动，地方党务人员士气低落，地方党部重要性日渐下降，地方党权因无所依托而弱化。
政治录用：给予党员的政治资源
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控制程度是会衡量执政党党治力度的重要指标。国民党实现一党独裁垄断全部政治资源后，并没有让党员拥有垄断政权的想法，公务人员的任用上，党籍不是必要条件。入党和参政没有必然关联，是否入党并不影响仕途。在北伐期间，为了维持证券平稳过渡，国民党大量吸收北洋政府时期的旧官僚和知识分子。另外，党内人事制度不健全，缺乏明确的政治上升渠道，裙带风普遍。
入党既然得不到什么好处，党组织对于党员的约束力自然微弱，党也缺乏足够的凝聚力。由于党力不足，县以下的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地皮流氓打着国民党旗号胡作非为；同时，延用大量北洋旧官僚，让党权并没有触动既有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这也是国民党脆弱性的体现。
党的派系化和派系的党化
派系纷争是国民党一大颇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北伐时期，国民党内曾经有“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这意味着党内是禁止派别活动的，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各派系也不会大张旗鼓的活动，如西山会议派、改组派等。随着蒋逐渐在党内稳定自身的地位，30年代里又出现力行社、CC系、政学系三大拥蒋派系。之后国民党的组织形态有2大特征：
- 党的派系化，即党机器逐渐蜕变为由大一政治派别独掌或垄断的权利工具，主要指的是CC系
- 派系的党化，指在蒋的纵容下，一些派系逐渐发展成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准政党机构
这其中，以力行社和CC系为代表。力行社由滕杰、刘健群组建，意图改变国民党的腐败局面。它得到了蒋介石的全力扶持和赞助。蒋在下野期间反思自己对各级党部对自己的忠诚程度有疑虑，力行社的出现和自己的意图不谋而合。力行社的组织有高度的秘密性，只有自上而下的集权，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随着蒋地位的逐渐稳固，蒋对力行社的态度也从信任逐渐趋于冷淡。而后力行社越来越趋向从事特务、情报和暗杀的组织。
CC系的名字疑似来源于在上海成立的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不过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它起源于“青白团”，也是为了应对国民党内对于蒋介石领导权威的挑战。和力行社类似，CC系也具有严密的金字塔结构，顶层是“青白团”。由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长期把控国民党的组织大权，大多数的各级党部也掌控在CC系分子之手。国民党从29年到49年的20年里，党机器长期把持在CC系手中。除了秘密的组织活动，对外CC系鼓吹“领袖政治”，“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唯一领袖”，实际上就是法西斯独裁政治。
力行社和CC系均强调对蒋介石领袖权威的绝对用户和服从，崇拜独裁政治，信仰暴力手段。两者外加政学系这三个功能不同的派系是蒋介石威权统治的成功基石，对蒋介石个人权势的巩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派系的内部斗争，以及对国民党的架空也加速了国民党的最终溃败。
战前党员面貌
国民党在执政后，党力并没有随着党员膨胀增长，反而日渐虚弱，有多重原因和体现：
- 实际上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城市有党，农村无党，基层组织空虚。国民党执政后军人党员激增，这也是蒋贯彻“以军治党”的结果。这只是“虚胖”，
- 国民党虽然对标苏联的列宁式政党组建方式，对于党员提出了更高期望。但实际执行上，不注重培养，而是直接网罗社会上的权势精英，进而达到渗透和控制社会各界民众的目的，这和共产党刚好形成了对比
- 国民党在1927年的清党给知识分子留下了恐怖的阴影，距离基层太远让国民党在民众里的印象在北伐后急转直下，党内的官僚化日渐严重
战时体制调整
抗战爆发，让国民党借助民族危机暂时挽救了在民众中的信任危机。这一时期蒋介石组建了“三青团”，意图扭转组织危机，但反而加剧了党内的分类和溃败。
组建三青团是蒋认为国民党已经沉疴太深，积重难返，只能另起炉灶，于是他设想成立一个以青年为对象的“革命组织”，同时统一之前为巩固自己地位建立的秘密派系组织。看起来三青团被赋予了新生革命集团的角色，也不受国民党机器的直接统辖。但实际执行上，首先从吸纳成员，党团之间就有了摩擦和冲突，另外三青团的加入，让地方上的党政冲突更加复杂，二元冲突演变为三股力量的相互倾轧。地方上本身在党政分离后，党部的权力就日渐萎缩，三青团成立后，地方党权更加低微，直接影响党组织机能，加速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又反向让党的力量更加脆弱，恶性循环。
战时的党组织
战时国民党迅速扩张，触角深入到县以下基层，数量上扩充明显，但吸纳的新党员更偏向传统，对社会变革十分抗拒，党成为他们维护既有利益和权势的招牌和工具。战时吸纳党员的方式有很多种
- 通过基层分部介绍、吸收
- 党部直接征求入党
- 集体入党
实际入党方式上五花八门，对入党党员质量不管不问，更不说信仰。在这点上，国民党和西方议会政党的做法很很像，不要求意识形态认同，只要求政见认同。同时党籍管理混乱。在基层，党组织”穷“、”空“、”弱“、”散“，不能控制党员，不能掌控群众，不能指导政府，没有组织生活，没有党规党纪，腐化日趋严重。与此同时，共产党在延安等根据地展开的大规模整党整风运动取得显著成效。
“六大”前后的政治斗争
“六大”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也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每次全会，更多是党内的派系斗争，而这次全会上则是拥蒋的各派系的内部斗争。CC系此时已经独掌党务大权，所以“六大”上主要是CC系和其他派系联合的斗争。最终CC系以其组织实力和蒋介石的偏袒再次赢得绝对优势。中委名额也被迫大大扩充。中委、中常委身价也随之贬低，“六大”后党内出现人心涣散的局面。
4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内部曾有过一场“党政革新运动”，今天看来更像是一场空谈的运动。但从1944年到1946年3月期间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中央CC系、黄埔系、三青团和政学系的斗争，也体现了国民党内权力分配的代际冲突，是派系和代际冲突的杂糅。在少壮派取得中委地位后，“革新运动”的风潮渐渐平息，第二阶段主要是基层发起的大讨论，更多是对国民党腐败无能危机的忧患意识。在革新分子看来，国民党腐败的一个原因就是革命后放弃了革命立场，向旧势力妥协，党权旁落官僚之手。革新分子还批判了党组织散漫、党员孵化、党内没有民主、派系分歧、人事晋升机制等问题。但是蒋介石对这场运动并没有予以支持和同情，因为他就是的独裁的代表。
总结
国民党是个弱势独裁政党，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
- 国民党虽然效法苏俄重组，但只学了表面功夫
- 国民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党的实力并没有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
- 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体系结构
- 国民党执政后没有触动既有的社会结构，没能赢得民众拥护，没有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 党机器软弱无力
- 军权大于党权，
- 派系斗争让党员只对派系有忠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