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5个重要人生阶段
内容来自《夹缝中的总督》
曾国藩在历史中是被研究过很多次的人物，他作为汉人为清政府效命的两面性还有他的人生信条不论在史学界还是民间都有著作讨论。《夹缝中的总督》依旧是研究曾国藩，但视角很有意思，以他的几次自杀经历为切入点，展示了曾国藩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转变。管中窥豹，有很强的代入感，描写人物，也描写了晚清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情况。
靖港跳河 —— 湘军的第一阶段
靖港之战是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初的第一次战斗，结果被太平军打败，兵败如山倒，曾国藩跳河自杀，被随从救起，这是他的第一次自杀。
在丁忧在家时，曾国藩接到咸丰帝谕旨，要求在湖南协办团练，抵御太平军。接到命令时，他是犹豫的，一是对团练这条路没有把握，另是忠孝不能两全，母亲死前自己都没能见上一面。在和好友郭嵩焘长谈后，实现抱负，治理天下的宏图打动了他，曾改变了主意，决定拉起队伍。
当时清军的八旗和绿营不堪一用，八旗军陈旧腐化，绿营军又有着明显的体制缺陷：兵员世袭、不常驻一地、兵力分散大军靠临时组建。在需要军队时，往往凑军选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这战斗力能高就见鬼了。因此曾国藩的想法是效法戚继光，组建新军。然而咸丰帝一方面嫌慢，因为团练本就发源于保甲，使用起来简单；另一方面，咸丰又担心团练势力过大难以控制，还是考虑用八旗、绿营这种国家经制兵。
既然组建新军不行，一定要搞团练。那就用新军的方式办团练。曾国藩认为团练乡勇可以防范小偷小摸，不能防御强敌，且大办特办会加重百姓负担。因此分“团”和“练”。“团”即保甲，在不扰民的前提下防范盗贼，“练”即办新军，以私募属性练兵，他募将，将募兵，避免兵将不识的问题，募兵的高收入和兵将间的团结也能增加队伍战斗力。
然而，曾国藩在办湘军的同时，严刑峻法剿匪的行为，也引起了湖南官场骆秉章等人的不满。本来办团练就没有巡抚、总督这种实权头衔，在剿匪时，大包大揽、黑白分明的态度，侵入了他人的职责，之后果然酿成了永顺营兵变，冲突演化为兵士斗殴。之后曾主动袁丽丽冲突中心，前往湖南南部一带活动，在给咸丰的奏折中，他刻意未提自己陷入的政治斗争，避免白白浪费时间精力。经过这件事，他也看到了绿营军不可用，湖南官场不可依。当然也反映出他的不够圆滑，考虑不全面。之后，曾国藩因为军饷和战略想法等问题和王錱产生分歧，又失去了湘军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骆秉章和曾国藩的矛盾也和他的立场有关。作为湖南巡抚，需要尽力团结湖南一切力量做好防务，也并非实意打击曾。
与此同时，曾国藩在组建水师上随机应变，取得了一定成果，在不断探索下，在咸丰三年，湘军的水师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和陆军相互独立，日后也将成为打击太平天国的重要手段。咸丰三年腊月，曾国藩再度和咸丰产生战略分歧，咸丰眼看形势紧张，指挥曾国藩的湘军出山，而曾希望能够等时机成熟，军队成型，在正月后出兵，实行自己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联防战略。然而局势超乎他的预料，太平军势如破竹，他的战友江忠源和座师吴文镕兵败而死。湘军被迫出征。二月二，曾国藩亲写檄文，避开华夷之争，率军出击。
然而，世事弄人，湘军一败宁乡，二败岳州，三败靖港，曾国藩愤恨交加，想到自己不被湖南官场理解，愤恨兵勇临战贪生怕死，又恨自己没有临阵指挥的才能，心中绝望，投水自杀。然而被部下救起，之后的湘潭大捷最终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他也因此一战改变了自己在湖南的政治地位。湘潭大捷改变了湘军和太平军的攻守态势，湘军气势如虹，一路凯歌，拿下武昌。
本想借此机会，收获实权官衔，然而功高震主，反倒引起咸丰防范猜忌。不过他没想太多，挥师田家镇，帮座师吴文镕洗清冤情，弹劾了诬告的崇纶。在拿下了田家镇要地后，打开了江西的大门。
九江策马 —— 江西不顺，改弦易辙
曾国藩在九江遇到的挫折是他在江西官场、战时不顺的缩影，咸丰四年腊月，曾国藩遭遇夜袭，他第二次自杀。
湘潭一战后，湘军势如破竹，攻陷武昌后，顺流而下开进江西。太平军由石达开组织守军，调兵遣将，优化水师，巩固九江守势。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势头正盛，尽管心存疑虑，但心态上还是希望能尽快建功，攻下金陵。在梅家洲水战中，湘军大小船只被分割，九江第一次攻城失败，曾国藩羞愤自杀，被部下阻止。
石达开趁势开始反攻，向湖北进军，长江上游告急。曾国藩轻敌冒进的部署和急于求成的心态造成了困顿九江的局面。一方面需要回救武汉。但是撤退的话，一方面攻不下九江就打不开下游的入口，另一方面撤退会影响士气，再者他也不忍心放弃被困在内湖的精锐水勇。于是他派胡林翼回放，同时收拢残兵，安排罗泽南、李元度巩固两翼。就这样，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就在江西战场越陷越深。
为了打开局面，曾国藩在江西就地另立新军，并顺势让内湖水师独立成军，不过在水师组建、筹饷、用人、调兵遣将上与江西巡抚陈启迈发生分歧和摩擦，双方的地位和责任不同导致摩擦愈演愈烈，曾国藩只是过境的军事统帅，并没有地方实权，颇感在江西处处掣肘。这一次他没有选择像永顺营那样回避，而是弹劾了陈启迈，咸丰帝任命满洲人文俊为新的江西巡抚。然而这并未改善曾和江西官场的关系。
官场不顺影响事情开展的同时，手下的精锐将领也遭遇折损。塔齐布在九江攻坚时临阵病亡，曾国藩损失了和他密切合作的一员猛将，军队士气也遭受严重影响，短期内拿下九江也成为泡影。随即水师将领曹捷三、周凤三等将领的战死更是让缺兵少将的局势雪上加霜。本来曾国藩和胡林翼商量后，想依靠手下唯一可以依靠的大将罗泽南打开局面，结果罗泽南在武昌攻城中阵亡，江西的局势更是危如累卵。
令人庆幸的是，危急之刻，石达开离开江西，回到天京对付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的围困。与此同时，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荃拉起的队伍赶来了江西，曾国华抵达瑞州，曾国荃攻下吉安。咸丰七年，曾国藩父亲去世，曾不等皇帝谕令，便赶回家奔丧，除孝心外，在江西处境艰难也是一大原因。在丁忧时，因感到需要地位实权才能更好推进事情，他在给咸丰的奏折里多次暗示，需要地方实权才能协调资源，办实事。然而言辞的激烈不懂变通，外加天京内乱势力削弱，胡林翼收复武昌，清廷局势好转，曾的求权失败。
在各种挫败叠加下，曾国藩眼看建立不世之功的良机在眼前溜走，在湘乡老家开始反思。他直言不讳自己做事缺乏恒心，性格孤傲，不够圆滑，也没有处理好和地方官员的关系。他体悟到除了孔孟的“舍我其谁”，还需要有道家的“以柔克刚”，做事不用机权，不勾心斗角，对他人的巧诈，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消减他人的敌意。在这期间，他给自己写了副对联，其中的“知雄守雌”很好地概括了之后他的处世之道。即甚至雄强，但安守雌柔，保持谦退忍让。咸丰十年，曾国藩收到谕旨，再度出山。
祁门被困 —— 拿下安庆，身获高位
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再度出山，解决石达开出走天京带来的浙江、安徽、江西局势紧张。他也终于有机会弥补挂印导致无法实现抱负的遗憾。此次出山，依旧是只有虚名没有实权和名分。但曾依旧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和谦卑态度。初期，石达开的灵活作战给曾国藩的湘军带来了不少麻烦。率军攻下九江城后，悍将李续宾和曾国藩弟弟曾国华乘胜一路破竹拿下附近的潜山、桐城、舒城等地，而在三河镇攻坚时，被李秀成和陈玉成的援军以多打少包围，几乎全军覆灭，李续宾和曾国华战死，罗泽南麾下的湘军精锐几乎全部阵亡。温弟的战死，也让曾国藩再度反思生死，对天命也有了更多的敬畏，他隐隐感觉一切都是天数使然。
在曾国藩无职无权的尴尬时期，他的战友胡林翼起到了很好的协助和润滑作用，积极帮他运作。胡林翼和曾国藩的人生境遇同样是起起伏伏，在组建湘军后走到了一起，胡林翼感激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在朝廷为了分化曾国藩实力，提拔胡林翼后，胡林翼积极和当时的湖光总督官文搞好关系，运作曾国藩出山。在曾国藩有实无名的尴尬处境下，又再次运作曾国藩前往形势更加危急的安徽“图皖”。
“图皖”也的确符合曾国藩对付太平军的战略思路——先剪枝叶，再除根本。先清理长江上游的外围据点，再顺流而下攻取老巢。这虽然和咸丰的“直捣黄龙”的想法有分歧，但最终结果是一致的。而安徽是陈玉成部队的根据地，安庆又是陈玉成根据地的老巢，因此，安庆就是图皖方案的核心目标。目标明确了，各路的进军计划却很艰难。四路军队里，只有第二路的主帅多隆阿和鲍超到位了。这两个人都是猛将，不相上下，但性格不合也是事实，经常明争暗斗。在安庆大战前预演的太湖之战中，就险些坏事。曾国藩和胡林翼就让两人谁来当前线主帅多次犯难，最后由胡林翼拍板多隆阿来担任。最后太湖潜山之战因为胡林翼的出色统筹，团结各方，调和矛盾，勠力同心，外加多隆阿临阵随机应变，外加鲍超和曾国藩的放下己见，通力协作，打赢了以少胜多的战役。在之后的安庆战役里，湘军将继续使用一样的“围城打援”战术。
曾国藩没有实权的处境在咸丰十年四月发生改变。这一年，李秀成发动了一场出色的“围魏救赵”式的运动战，解除了天京的包围，二破江南大营。朝廷不得不全力依仗湘军这支之前一支担任偏师的队伍，曾国藩也获得了两江总督的官衔，改变了“客寄虚悬”的处境。有了实权，他也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咸丰帝要求他重点包围苏常地区，他也不得不从安庆围城的队伍中抽出部分驻扎皖南，做出姿态。但主要策略还是围绕着安庆。
在驻扎皖南祁门期间，胶着的战事让曾国藩的心态一直得不到放松，甚至经常遇到紧急的局面，做好自杀的准备。与此同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将九江城外团团死死围住，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陈玉成采取围魏救赵的方式应对，率队向武昌方向进发，再延黄梅、宿松、石牌迂回到安庆城外，试图解围，安庆城外出现一层湘军一层太平军的包围和反包围。在曾国荃的艰苦支撑下，陈玉成的支援最终未能打开局面，安庆城被攻克，陈玉成见大势已去，心灰意冷，率军向潞州撤退。与此同时，咸丰和胡林翼去世，曾国藩失去了两个战友，胡林翼气量恢宏，可以帮助弥合将帅间的矛盾，且能不遗余力支持曾国藩，咸丰去世，新的领导班子也不清楚是否能继续这么重视汉人。尽管前途迷茫，但胜利尚未来临，下一站金陵是更难的挑战。
金陵困局 —— 月圆必亏的胜利
两江总督职位在身上，曾国藩一点也不轻松，反倒压力更大，上一任总督何桂清的被斩首的信息让他感到前途未卜。朝中辛酉政变也让曾国藩惴惴不安，顾命八大臣中肃顺、载垣、端华被处死，曾担心新恭亲王和慈安、慈禧两太后得权后，政局风向会发生变化。然而新的主政者对曾国藩的更加有利，依旧延续了重用汉人的策略。曾国藩身在高位，诚惶诚恐，上奏辞谢几次，朝廷都不许。
与此同时，李秀成东南进入浙江，攻下杭州，曾国藩顺势安插幕僚左宗棠担任新的浙江巡抚，部署南路战略。在攻下杭州后，李秀成继续向上海进攻，在上海屡次求援后，曾国藩想到了他的另一个得意门生李鸿章，派遣他去上海组织防守，组建淮军，并伺机从东路进攻金陵。李鸿章麾下逐渐壮大的淮军在日后的近代史舞台上将大放异彩。
在金陵的围攻部署上，曾延续了之前的全面部署、纹丝不漏。策略上还是“先剪枝叶，再除根本”。各路部署都是自己的得力干将：
- 南路：左宗棠任浙江巡抚，设法恢复杭州，屏障江西
- 东路：李鸿章率领新练淮军和少量湘军，进抵上海和太湖等地，图攻苏常地区
- 北路：由多隆阿进攻庐州，追击陈玉成军的残余力量，之后向南进攻金陵江对岸的九洑洲，此外还有李续宜的军队进攻皖北
- 西路：曾国藩本人坐镇安庆，率领湘军主力直捣金陵，其中包括曾国荃、曾贞干、鲍超、彭玉麟、杨载福等各路
曾国荃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一个月内进军直达金陵城南的雨花台，曾贞干也攻陷芜湖，让前线部队没有后顾之忧。陈玉成也在多隆阿的攻势下，被胜保设计活捉，陈玉成军团大败，太平军再也无法再长江以北组织有规模的军团进攻来牵制湘军。不过危机也不是没有的，其他的配合部队还没有完全到位，曾国藩多次劝诫曾国荃不要继续冒进。外界条件上，多隆阿和曾国藩存在矛盾，临阵退出，响应朝廷调配，前往陕西。同时江南爆发大瘟疫，湘军缺乏有效的医疗保障，损失惨重。同时，李秀成的解围部队也到了。
在湘军坚守下，李秀成集中优势兵力的几次突袭均告失败。他的失败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他身在金陵，心在苏常，没有及时解围，让曾国荃部有了充分的准备时间，另一方面因急于求成没有选择最好的迂回包抄战术，而是直接阵地攻坚，另外太平军人虽多，但军心不齐。最终经过2个月进攻，曾国荃雨花台坚守成功。曾国藩两个弟弟均获封赏，而曾贞干在同一天得病去世。曾愧悔不已。
另一方面，李秀成第一次解围失败后，开始执行围魏救赵的“进北攻南”战术，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只可惜在清军的坚壁清野下，运动战中太平军并没有获得粮草和兵力的补充，反而减员不少。湘军配合部队的牵制，也让围魏救赵战略失败。反而给了坚守金陵城下的曾国荃休整喘息的机会。
在围城期间，曾国藩和弟弟曾国荃因意趣不合也频繁来信交流，曾国荃不满哥哥劝阻自己继续进攻，同时在其位不谋其政，反而想辞官，做事不纯，总惦记自身荣辱。曾国藩总结道，弟弟的志事如春夏“发舒”，而自己的志事如秋冬“收啬”，希望两人能打开隔阂。同时去前线考察，平复弟弟心情。在考察期间，一方面他注意到百姓在战争蹂躏下饱受疾苦，但同时太平天国也失去了群众基础，胜利似乎即将成为定局。
的确，同治二年，李秀成东归之路上，屡屡碰壁，频繁遭遇阻击，接诏东归踏上的是不折不扣的覆灭之路。一路兵困马乏，损失惨重抵达长江北岸后，再无力抵抗等候已久的湘军进攻，长江北岸的江浦、浦口、九洑洲顺势攻克，就连李秀成本人也差点丧命。经此一役，李秀成军团也无法集中大规模兵力展开解围行动，而曾国藩再无江北后顾之忧。
金陵城防守严密，曾国荃逐步推进，同治二年8月，城南的太平军堡垒被逐一清除，城外粮草也难以流入城内。曾国荃趁势发起地道战，没能成功。到了11月，城内城外形势都逐渐恶化，城内粮食危机，城外湘军欠饷，两边都不好过。与此同时，沈葆桢当上江西巡抚后，还在军饷厘金上给曾国藩处处设绊，朝廷也没站在曾国藩一边，因为分工不清、权责模糊，督抚之争在清朝十分常见，外加朝廷对尾大不掉的湘军集团十分警惕，曾国藩上书争取厘金被驳回。在曾国藩烦心厘金之事时，曾国荃也不好受，军饷要发不出，金陵城却迟迟不能攻下，自己也做不到哥哥建议的求稳持平、“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心态。关键时刻，朝廷还指派李鸿章的淮军前来助攻。幸而李鸿章并不想抢功，也感恩曾国藩的知遇之恩。
实际上，此时的天京城已经油尽灯枯，同治三年4月，洪秀全幸运地先去了天国。5月底，曾国荃指挥军队拿下内城外最后的地堡，6月，曾国荃终于攻破金陵城和天王府，李秀成突围被擒，幼主洪天贵福不见踪迹。进城的湘军烧杀抢掠，大开杀戒。曾国藩和曾国荃也因此受到朝廷猜忌，一方面是李秀成在金陵就被匆匆处死，按曾国藩所说是防止中途逃跑东山再起，但学者推测还有几个原因：
- 李秀成的自述可能暴露湘军奏报的军功和事实不符的问题
- 李秀成对湘军城破大加劫掠的知之甚详
- 李秀成对曾国藩评价高诋毁清廷，让曾国藩感到压力
另一方面就是没有抓到幼主，而后在江西被沈葆桢抓获，让人怀疑是不是冒充的。朝野上下舆论纷纷，曾国荃也为自己没能立德立言感到不满足，辞官静修。曾国藩也希望在战事结束后，满满卸掉重任，回乡赋闲。
临淮遇险和天津名裂 —— 年老体衰
剿灭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深感担忧，害怕“月圆必亏”的命运降临，意欲将两江总督的位置交给门徒李鸿章，争取慢慢回乡退隐，结果又被赋予北上剿捻的任务，此时湘军暮气已深，正在逐步裁汰之中，李鸿章的淮军肩负主力部队的任务。
剿捻绝不是轻松的人物。僧格林沁就在捻军灵活的运动战中中伏身亡。曾国藩针对捻军速度快，战术灵活但装备差、队伍庞杂打不了阵地战的特点，制定了重点防御为主，游击队伍为辅的策略，避开捻军的速度优势。在重点防御的同时，坚壁清野，彻查圩寨，让捻军没有掠夺和歇脚的地方。
没过多久，朝廷和曾国藩的矛盾又出现了，清廷要的“穷追猛打”策略和曾国藩上面的策略明显不同，同时曾国藩的兵力也不足在朝廷制定的广大战区内铺开防御，再者一直以来的对身居高位的恐惧和年老体衰带来的体力衰减的叠加，让曾国藩多次拒绝朝廷“节制三省”的成命。与此同时，弟弟曾国荃和官文的矛盾也让他担心收到牵连，忧心忡忡。
重点防御和清查圩寨的策略没过多久就被捻军找到的应对方式，曾国藩兵力有限，不可能在所有范围设防，捻军很容易就摸清了清军布防的弱点。对此，曾国藩又想出了河防的策略，即利用自然河流和人工挖掘河流的方式，割裂广大的平原，将捻军擅长的运动战转为攻守为主的阵地战。不过河防的巨大人力投入和短期内没能见效，让朝廷日渐不满，最终任用李鸿章替换。但曾的请辞留营也没能实现，之后没多久，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他虽不满，最后还是启程前往金陵。而李鸿章延续了河防策略最终剿捻成功。
同治七年，曾国藩再次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他完全不看好接下来的履职，无奈辞呈不被朝廷接受，只能艰难启程。朝廷和曾国藩都知道直隶问题的严重性，官场风气之坏令曾震惊，曾每日忙碌，但成就感寥寥。没过多久，天津教案爆发，中国百姓和外国教徒的矛盾因为一件死婴的小事爆发，最终演变为大型冲突，人口迷拐问题也扩大成保家卫国、保护礼教的大问题。冲突造成国内外多人死伤。七国认为是排外行为，联合威逼清政府要说法。
曾国藩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在病痛中迎难而上，因为担心中风恶化，曾留下遗嘱，劝诫子孙保持勤俭、警惕忮求、做到孝友。当时在处理天津教案上，清政府也分裂成言理、言势两派。言理一派主战，对洋人十分反感，主张攘夷；言势一派以奕䜣为代表，感受到中外力量悬殊，主和，同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寻求自强之道。两派不相上下，相互攻击。曾国藩早期是言理一派，而后和外部世界的不断接触下，转变为言势一派。他反对“衅端自我而开”，主张和平外交、诚信外交。
在这个思路下，曾国藩的办案死路上以查清真相、避免开战为主。但在实操上还是偏向洋人，同时对于教堂是否真实迷拐人口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就在崇厚的催促下匆匆结案，清政府还将曾国藩上折里给天津知府知县的辩解删除，朝野一片哗然。曾国藩感到“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就在狼狈处理天津教案后事时，碰巧刺马案发生，两江总督马新贻背刺，位置空了出来。曾国藩本想辞官归隐，但还是无奈调任金陵。回首往事，他不在意官位高低，而是一直为学问、德行、和自己的名望不断担忧。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在多次中风复发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