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 可恨可叹的20年 下
1648年，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清朝降将在全国各地掀起的抗清浪潮风起云涌，但由于永历南明朝廷懦弱无能，不能统一协调各地，坐失良机，导致各地义师被逐个击破。西南的孙可望、李定国，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张煌言等人成为了南明朝廷仰仗的势力。然而由于郑成功的私心和永历帝并不能做到有效节制，大西军和东南郑成功部间实际上各自为战。再加上之后孙可望利令智昏被权力冲昏头脑，发动叛乱失败降清，郑成功、张煌言长江之役失败，永历帝势力日渐式微，最终逃亡缅甸并被缅方献给清廷，大清胜局已定。再之后随着郑成功退守台湾，夔东抗清基地覆灭。南明朝廷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的20年宣告终结。
1648年-1649年湖南战局
明军收复常德、宝庆和何腾蛟挑起内讧
金声桓和李成栋的反正没有呼应起来，和湖南战场有很大关系。永历朝廷在湖南一误再误，坐失良机，罪魁祸首就是何腾蛟。在陈友龙攻克武冈、宝庆后，何腾蛟急于抢功，泄私愤，竟命令部下郝永忠偷袭陈友龙部。南明军队的自相火并给了清军喘息机会。过了数月，何腾蛟才重新攻陷永州、宝庆，早已延误了时机。在恬不知耻的请功时，瞿式耜还为之帮腔。
忠贞营等部湖南之战
1648年4月，堵胤锡和何腾蛟节制的明军趁清军主力撤出时，收复了湘西、湘南等州县。为扩大实力，堵胤锡决定亲自邀请夔东忠贞营加入湖南战场。然而在攻打长沙时，何腾蛟急于抢功，调走忠贞营去江西解救金声桓、王得仁，让自己部队接手，导致功亏一篑。
济尔哈朗进军湖南与何腾蛟被俘杀
何腾蛟在调走忠贞营后，本以为可以自己拿下长沙。没想到济尔哈朗率领的军队已向湖南推进，何腾蛟部下闻风而逃。1649年初，清军没受到什么抵抗，意外包围了湘潭。马进忠见清军势力浩大，率兵南撤，何腾蛟被俘，湘潭城居民被屠杀。被俘后，何腾蛟保持了民族气节，坚贞不屈，但纵观他的一生，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何腾蛟死后，济尔哈朗率部大举进攻，忠贞营不敌，向南撤退。但由于江西姜瓖发动反清运动，多尔衮在1650年下令济尔哈朗回撤，留守湖南的兵力相当有限，这也为后来大西军联明抗清，进攻湖南时，清军一败涂地埋下了伏笔。
忠贞营撤入广西和堵胤锡病死
陈邦傅利用忠贞营夺取南宁后，意图借忠贞营兵力挟持朝廷，被李赤心揭穿，阴谋未能得逞，怀恨在心。这也成为日后伪撰敕书封孙可望为秦王的起源。忠贞营向广西撤退后，堵胤锡见大势已去，率领残兵也撤入肇庆。永历帝命他入阁辅政，结果被以瞿式耜、李元胤为后台的丁时魁、金堡等人弹劾。在受到猜忌后，他本欲联系忠贞营等部重返前线，结果碰上李赤心因病去世，不能随之出征。11月堵胤锡心力交瘁，赍志以殁。
永历朝廷里的党争
楚党和吴党
- 所谓吴、楚党争不过是勋镇之间的矛盾在朝廷上的反映，更具体地是陈邦傅和李成栋、李元胤父子的矛盾。楚党的背后是瞿式耜和李元胤，吴党在严格意义上不存在，而是楚党给妨碍自己独揽朝政的势力戴的帽子
- 何腾蛟、瞿式耜之流在民族矛盾跃升为主要矛盾时，依然保持着极深的阶级偏见，妄图借助残明的官绅势力实现中兴。所谓吴党，不过是赞同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
所谓“五虎”
“五虎”是楚党里抛头露面的五个人物：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金堡、蒙正发。其中只有刘湘客算是有点气节的，其他人之后接连降清。
永历朝廷的“打虎”
1650年2月，永历帝逃往广西梧州，进入陈邦傅势力范围，“五虎”也随之被弹劾，尽管有瞿式耜等人上疏申救，依旧未能幸免，除袁彭年以丁忧为名解职外，其余人革职充军。
清军攻占桂林、广州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统兵南下
1648年，清廷在应对姜瓖、金声桓、李成栋在各地掀起的反清浪潮中，深感兵力有限，决定启用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率兵南下。其中孔有德向广西进军，耿仲明、尚可喜向江西进发，目标是广东。图中，耿仲明因被告收留“逃人”，在吉安畏罪自杀。
孔有德占领桂林和瞿式耜死难
1649年夏，孔有德从衡州进军湘桂交界的龙虎关，曹志建阻击失败。桂林一带的军队见形势不妙，大多率部向西逃窜。瞿式耜拒绝离开桂林，被俘身亡。
尚可喜、耿继茂攻占广州
尚可喜、耿继茂的部队在1649年12月从赣州出发进入广东，攻占南雄和韶州。消息传到肇庆，永历帝仓皇出逃，前往梧州，这也给广东军民心理蒙上了阴影。1650年正月，尚、耿两军攻取清远县。3月初抵达广州城下。在充足的准备工作完成后，于10月下旬开始攻城，并下攻下后下令屠城。
永历朝廷播迁
1650年，广州、桂林接连被攻陷。位于梧州的永历朝廷仓皇向南宁逃窜。经过浔州时，陈邦傅已决定降清，准备绑架永历帝作为礼物。朱由榔得到报告后，侥幸逃脱。李成栋之子李元胤不认看到广东全境被清军攻陷，又不愿撤入陈邦傅控制的广西。自发在高州、雷州组织抵抗，最终于1651年被俘，在拒绝投降后被耿继茂所杀。
大西军联明抗清
孙可望请封秦王之纠葛
孙可望在稳定云南后，想借助永历帝加封爵位来奠定在李定国、刘文秀前的领袖地位。在永历朝廷引发讨论，堵胤锡力主封二字王，在激励讨论后，永历帝勉强同意加封公爵。然而陈邦傅意图节制忠贞营，利用永历帝颁发的空白敕书，又暗自铸造了金印，伪造了假的秦王任命，派人冒充朝廷使臣前往加封。孙可望信以为真，举行了隆重的受封典礼。当真正的使臣来时才发现事实真相，孙可望决定将错就错。
在这件事上，永历朝廷不顾大敌当前，不仅在封爵上多加刁难，还加强了对大西军的防范。这充分说明永历朝廷中多的是阻碍和破坏抗清联合阵线的人物。
军阀纷争的川黔
在大西军和清军撤出后，川黔呈现军阀纷争的局面，其中还有南明朝廷任命的官员。各军阀本已割据自雄，朝廷又叠屋架床地委派总督，更加计划了争权夺利，抗清大业被置之度外，文官武将热衷于大打内战。南明四川当局的自相残杀给了清方可乘之机。
大西军出滇抗清
大西军若要到达抗清前线，必须穿过一批南明军阀控制的四川、贵州等地。孙可望利用自己伪敕中的“监国”名号，要求贵州、四川、湖广等地的南明军队听从节制。早在1649年就派白文选进入贵州。到1650年底，孙可望进至铜仁，将贵州全境置于大西军的管辖之下。四川也类似，刘文秀的出兵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割据自雄的大小军阀被消灭或收编，从而同夔东抗清武装建立了联系，四川也成为了比较稳定的抗清基地。大西军再度入川，也让当地居民逐步恢复了生产秩序。
忠贞营北上夔东
忠贞营是堵胤锡一手促成的，它的主力是李过、高一功率领了从陕北南下的西路大顺军。忠贞营将领一直已抗清复明为己任，但永历朝廷却一直视为异己加以防范，更别提发挥他们作用了。1650年，忠贞营主力因与孙可望之间存在隔阂，又搞不定孔有德的军队，指南领兵北上夔东，和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大顺军旧部靠拢。途中高一功遭土著埋伏身亡，李来亨率部突破险阻到达。夔东十三家虽然身经百战，各有擅长，但却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也是永历朝廷在封爵上一视同仁带来的。
永历帝进入安龙
1651年2月，清军从柳州南下，南宁岌岌可危。孙可望派兵护卫永历皇帝，趁机胁迫朱由榔承认了秦王的敕书和金印。封秦的争议解决了，但双方矛盾并没有缓和。孙可望只希望要永历帝这面南明的旗帜，挟天子以令诸侯。表面上采取敬鬼神而远之，在贵阳新设六部，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接着孙可望因担心不忠于自己又逼死了忠于明室的杨畏知。杨畏知之死暴露了孙可望的野心，他要的是一切大权都在自己身上。这不仅加深了永历君臣的畏惧，也引起了原大西军主将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不满。在南宁失守后，永历帝已经基本没有自己的管辖区了，一直留在大西军接管的地区内。1652年，永历朝廷被孙可望接往贵州安隆，并改名安龙。小朝廷的命运就此被完全托付给大西军。
永历帝进入笼中后，孙可望作为主角登场了。一方面，他在明清之际确实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任务，在治国理政上展现了非凡才能；另一方面他对权力和地位的趋之若鹜欲壑难填也让他利令智昏，在之后没法高瞻远瞩、很好地驾驭全局。他在治理云贵上的功劳不可低估，决策联明抗清也完全正确。不过他并没有处理好和南明朝廷的关系，他在昆明建立的宫殿和在安龙拨给永历帝的住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之后李定国桂林大捷，孙可望甚至不满李报捷安龙，认为一切大事都应由自己决策，足见其心胸偏窄。
1651至1653年的浙闽赣抗清势力
舟山之役和鲁监国退位
鲁监国进驻舟山后，摆脱了郑彩的控制，战略上也收缩为经营浙江。多尔衮由于兵力有限，对鲁监国政权采取政治上招降，军事上借用汉军进攻的对策。除了清方的策反活动，鲁监国政权内部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如周瑞和周鹤芝的矛盾，张明振和王朝先的冲突、最终周瑞投靠郑成功，周鹤芝投靠阮进，王朝先部下向清朝投降。清军于1651年向舟山展开进攻，鲁监国将领针对清军不习水战的特点，做了兵力部署。双方围绕舟山城展开了争夺，在屡次进攻下，清军攻下舟山。鲁监国、张名振、张煌言等人被迫转移到温州一带海域。由于士气低落，一路上有多支队伍投降清军。1652年，鲁监国和其部下进入郑成功势力范围，被移往金门居住。
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张名振和郑成功维持着同盟关系，共同尊永历皇帝为正统。鲁监国政权下的文官武将比郑成功更效忠于郑成功，但由于关山阻隔，自身实力单薄，又不希望成为郑成功的下属，处境相当困难。
1652年郑成功围攻漳州
郑成功于1652年初率军进贡漳州，围攻半年以上，但9月清军援兵抵达，郑成功被迫后撤。
海澄战役
漳州之役失败后，郑成功令部将镇守海澄，自己于1653年回到厦门。4月，清将金砺刷兵进攻海澄县和厦门失败。郑成功借此机会，将海澄修建成更难攻克的要塞。
江西义师的抗清活动
1645年金声桓、王得仁进驻江西时，江西各地就有爆发各种抗清斗争。反正后，又有各地义师揭竿而起。清军派兵进行的三省会剿，到处烧杀抢掠，给江西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
孙可望部署的湘桂川反攻
孙可望、李定国收复湖南
到1652年时，孙可望羁绊完成对永历朝廷武装的收编，形成以原大西军为主的抗清实体。军事部署上，他和李定国攻湖广，刘文秀等进军四川。出兵之后，就旗开得胜，收复了湖南大部分州县。
李定国桂林大捷
李定国收复湖南后，孔有德的后方已有威胁，但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上。而后李定国攻克全州，并打败桂林守军，孔有德错过投降时机自杀，陈邦傅被处以极刑。在9月，李定国军已收复广西全境。在本可以乘胜追击，收复广东地方时。孙可望下令调李定国部由桂入湘作战，致使次年清军重新占回这些地区。1653年7月，李定国再次攻打桂林，未能成功。
李定国衡阳大捷
在湖南州县被攻陷后，顺治皇帝大为震惊，派尼堪来支援。11月，尼堪军至湘潭。被李定国用计击败，尼堪被杀。1652年李定国在湘、桂战场的成功给了有复明情绪的绅民很大的鼓舞。
刘文秀进攻保宁
1652年，吴三桂、李国翰奉命从汉中入川，在2月推进到成都，而后占领周边各州县。孙可望唯恐清军站稳脚跟，派刘文秀展开反攻。一路势如破竹，9月吴三桂退至绵州，而后又退到广元，清军在四川只剩下保宁。吴三桂等人本有放弃四川，退回汉中的想法，后在部将的坚持下决定据守保宁。
刘文秀在前期屡战屡克下产生了轻敌思想，没有看到吴三桂军虽然望风而逃，但入川清军主力尚在。抵近保宁立足未稳时就发起进攻。如果能做到暂缓进攻，采取措施经营四川，以逸待劳，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历史没有如果。保宁之战，清军取胜，刘文秀率残兵退回贵州。
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和宝庆之败
在清军屡受挫折，士气沮丧之际，孙可望作为南明的实权人物不但没有抓住战机，反而嫉贤妒能，导致内部矛盾激化，从而让兵力有限的满洲贵族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孙可望肚量小，缺乏统筹全局、妥善处理内部关系的胸襟。他始终将李定国、刘文秀视为威胁自己“国主”身份的人。在衡州战役后，孙可望密谋借军事会议之名，拘捕前来参会的李定国。李定国本打算汇合夔东十三家的兵力，进取湖北和江西。在得知孙可望不顾大局，意图谋害自己时，不胜愤慨。1653年2月放弃永州，撤回广西，避免和孙可望见面。原大西军将领间的隔阂使南明抗清以来前所未有的复兴良机化为昙花一现。
湘桂川的反击证明了：
- 满洲八旗和它的附庸并不占绝对优势，战争胜负和内部团结以及组织指挥的关系更密切
- 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通过治理云贵，接管永历朝廷权利，避免了朝廷内部无休止的纷争，终于创造了一致对外的局面，是战役前期有重大战果的主要原因
- 真正断送复明运动良机的是孙可望的个人野心，举动乖张，先将李定国从广东调到湖南，又逼走李定国，导致功败垂成
清廷加强以汉制汉政策
满洲八旗兵实力下降
长期的兵力消耗和实力下降使清廷政策逐渐转化为以汉制汉。老一派将领大多早逝或战死，新一代子弟少不更事，已沉浸在温柔乡中，没有雄心斗志。以汉制汉政策突出体现在：
- 洪承畴在1653年起被起用经略西南
- 利用软禁的郑芝龙招降郑成功
- 1653年8月和吴三桂联姻
- 1654年耿继茂移镇广西
洪承畴出任五省经略
在尼堪和孔有德相继在1653年战死后，满洲贵族决定派遣洪承畴总督军务，经略五省。
清廷招抚郑成功
1651到1652年，清军在福建沿海多次击败清军。清廷又在湘桂川遭遇挫折，决定由郑芝龙写信招降郑成功，多次招降，软硬兼施，意图集中力量对付西南的大西军。然而郑成功并不打算投降清朝。父亲投降后的遭遇就是他的教科书。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过是“将计就计，权借粮饷”。清政府之后也看出郑成功并无归顺诚意。1654年8月，和谈彻底破裂。但双方并非没有收获，郑成功得到了之前被俘的将领，清方也得以在这段时间腾出手对付湘桂川的乱局。
郑成功其实从来不是朱明王朝的“纯臣”，也不是郑芝龙的孝子，他首先着眼的是维护自己为首的郑氏家族和东南沿海部分绅民的利益。在清朝大一统威胁这个利益时，他只有站在软弱的明朝一边，展开反清斗争。
1655到1656年郑成功的活动
在和谈破裂后，郑成功也为迎战做了各种准备。同时，1655年郑成功设立自己下面的官僚体系，形成了自己为中心的小朝廷，这个做法和孙可望类似，区别只在地盘和兵力都不如孙可望，所以官职名分都低一点罢了。郑成功仿设朝官和战略上避免和孙可望、李定国会师都是他割据自雄思想的表现。在经过漳、泉两地易手，进攻广东失败，舟山失守后，虽然兵力仍在，但郑成功部的地盘差不多仅限于金门、厦门、南澳一带沿海岛屿。
李定国两次进军广东
1653年李定国广东肇庆之战
在收到孙可望竭力限制后，李定国被迫改变战略部署，从广西向广东进军，一方面避免和孙可望发生摩擦，一方面期望和郑成功以及广东抗清义师汇合。可惜虽然自己从抗清大局出发，而郑成功并无此意，更多以自己经营的闽海利益为首。1653年2月，李定国率部占据梧州，3月25号到达肇庆城下，可惜郑成功并没有按照约定派军夹击。第一次进攻广东宣告失败。此时郑成功受制于和谈，只顾眼前捞一把，缺少长远之计，动摇在明、清之间。
1654年李定国广东新会之战
在肇庆战役失败后，李定国总结经验，认为东西夹攻、进取广东是恢复南明的最佳战略，并多次派使者前往厦门和郑成功联络。就当时的形势看，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南明复兴的希望在1652年取决于孙可望、李定国全歼湖南清军，结果被可望坐失良机，再之后就是李定国、郑成功会师广东和东西会师长江收取江南。此机一失，南明再无复兴之望。
1654年2月李定国从柳州出发，挥师入粤，占领高州后，派出的使者仍然没有得到郑成功的出兵夹攻消息。李定国对郑成功模棱态度深感不满。新会战役从6月打到12月，清军援军抵达，李定国被迫撤回广西。若成功可以不私心自用，一味拖延，空言应付，广东局势必将大为改观。
郑成功和李定国关系之分析
就历史事实看，会师广东的计划是李定国制定的，不过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郑成功并不想这么做。郑成功始终把家族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因此明、清之间谁能让他专断独行，他就听谁的。总之，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如果受定国之约，东西会师，那么自己的独立性自然受到限制，军政大事都要禀报朝廷，更重要的是自己在兵力、爵位、声望、和朝廷关系上都略逊于李定国。郑成功并非无动于衷，只不过派出的军队只是装装样子，并没有参战意图。
1653到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战，是南明中兴的最后机会，李定国部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亏一篑。1656年，由于李定国部战损较大，又急于迎驾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大好良机付之东流。
1654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
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
鲁监国失去根据地后，下面的部将张名振和张煌言一直和郑成功保持盟友关系。由于不甘于屈从郑氏家族指挥，二人决定率军北上，从1653年起三次进入长江作战。
钱谦益等人密谋策划会师长江
三次长江作战，第一次进抵镇江、瓜州，第二次进至仪真，第三次直逼南京。这三次都是由内地反清复明人士秘密联络，意图会师长江，恢复大江南北。钱谦益、姚志卓等人在其中起到了联络东南、西南势力的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发动长江战役，夺取江南并不是钱谦益等内地复明义士的一厢情愿，西南的孙可望，东南的张名振、张煌言也认为计划切实可行。
孙可望决策会师长江和计划搁置原因
精心策划的长江战役结果失望，和西南、福建抗清主力未出动有很大原因。在西南，孙可望和安龙的永历朝廷的危机一触即发，他的骄横跋扈已经影响了和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乃至政局稳定。为了稳定局势，出师东伐的计划被搁置。在福建，张名振、张煌言也没有得到郑成功大力支持。最终让恢复江南的大计化作泡影。
南明不振，关键在于从来没有一个能调动全部抗清力量的权威核心。力量强弱不是明败清胜的主要原因，内部凝聚力才是。
郑成功和三入长江的关系
三入长江是受到郑成功指挥的说法是错误的。第一，张名振等鲁监国部队是保持独立系统的，不在郑成功部下；第二，张名振等北上的部队都是旧部，没有郑成功的士卒；第三，郑成功部下陈辉的部队并没有参与战斗。总之在长江战役中，郑成功给予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
虽然长江战役几无战果。但也暴露了清政府统治的脆弱，鼓舞了士气，牵制了清军兵力配合了李定国进军广东，同时获得了入江作战的宝贵经验，也让郑成功后面进攻南京时，选择张煌言担任前锋。
刘文秀进攻常德失利
1653年开始，明清双方在湖南处于长期相持。洪承畴上任后，因为兵力不足也轮番叫苦。明军方面，刘文秀在保宁失利后心灰意冷，日趋消极。1654年初，孙可望坚持下，他才答应领兵出征。1655年，刘文秀率兵东征湖广。但由于出征勉强，水陆两路兵马未能保持步调一致，导致进攻失败。这也是原大西军联明抗清后的最后一次主动出击。而湖南的相持局面，知道孙可望叛变降清后才改观。
李定国迎永历帝入云南和孙可望降清
孙可望跋扈自雄和阴谋篡位
孙可望迎驾安龙后，已掌握朝廷大权，他身边的文职官员也一味迎合，趁机劝进。史籍记载，1654年5、6月起，孙可望即打算正式登基称帝，并加紧取代朱由榔。
密诏李定国救驾和“十八先生案”
孙可望强烈的野心趋势意图篡位时，也面临踢开永历朝廷将得不到承认的顾虑。而永历一边也在秘密联络李定国率部勤王。不料消息走漏，被马吉翔知道，并告知孙可望。孙可望炮制“十八先生案”，处死了相关官员。孙可望的一意孤行，不仅在朱明王朝的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也加深了原大西军内部的分歧，最终导致原大西军的分裂和内讧。
李定国奉迎永历帝入昆明
孙可望知道永历帝的意图后，派出白文选拦截。但白内心里其实也不赞同孙可望对永历帝肆无忌惮的傲慢态度，对于李定国前来救驾未加阻拦。1656年李定国和刘文秀商议，迎接永历帝入昆明。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在把朝廷迁入昆明初期，着眼于大局，还是给孙可望留有很多余地。
刘文秀领兵入川
1656年刘文秀在获得永历帝的蜀王任命后，领兵着手恢复四川，但孙可望心怀不轨，蓄意犯滇，迫使永历朝廷召回刘文秀和他率领的主力，经营四川的成果相当有限，战略上可以说是半途而废。
孙可望内犯和失败降清
1657年孙可望在贵阳誓师，率兵进攻云南，一路都得不到支持，孙可望兵败如山倒。不过他一手挑起的内讧和降清，对清廷来说喜从天降。降清后，孙可望成为了清廷红极一时的人物，在后续进兵时，也无不利用孙可望过去的地位和影响。1658年后，随着永历朝廷的衰微，孙可望的地位也日渐下降。在永历帝被俘杀，李定国病死后，孙可望家族也失去利用价值。
孙可望叛降后的永历局势
在孙可望叛降后，李定国在争取团结内部，减少损失上，还是有失妥当的，尤其是处理和刘文秀的关系上。他过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巩固自己在永历朝廷的地位上，对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虑。李定国和永历帝将刘文秀和他的将领召回昆明，使得他的善后工作未能有效进行，同时乱加职责，也使刘文秀心灰意懒，于1658年病卒。
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和永历朝廷播迁
清军三路进攻贵州、云南
孙可望叛乱后，清廷利用南明的内讧，于1657年初派吴三桂等人分三路进军西南。由于李定国没有及时部署，反而将领兵大将调回昆明，削弱了外部防御，使清军的三路进攻异常顺利。长期和清方相持的湘西、四川、广西防线迅速瓦解，贵州省也被大部占领。永历朝廷动作缓慢，在7月间，才决定由李定国出师，由于清军士气正盛，前线接连兵败。在这种情形下，李定国建议移跸，一部分人主张迁往四川，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向西逃窜。最终在受到影响下，永历帝选择了后者。如果李定国只在滇西留下少量兵力牵制清军，主力转入四川，和夔东明军会师还是有可能性的，明清相持的局面将会持续更长一些。
南明永历朝廷放弃昆明过于容易，留在附近的粮食养肥了敌军，拖垮了自己。1659年正月，清军未受抵抗即占领昆明，永历帝到达永昌。
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
在清军进攻西南时，夔东十三家收到李定国等人的联络，派兵反攻重庆，牵制清军。由于谭诣、谭弘降清，不对被迫东撤。如果李定国主力向建昌、宜宾、乐山、重庆方向推进，谭诣、谭弘降清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小。战局演化亦将有所改观。
磨盘山战役
1659年2月，清军逼近腾越州（今腾冲），李定国在此处磨盘山发动伏击，清廷损兵折将。这也是李定国统制明军对兵力占优的清军最后一次沉重打击。因为明军撤退时没有通盘计划，兵将虽多，但指挥失灵，难以集中兵力对清军展开有效反击。
郑成功、张煌言长江之役
长江之役的战略部署
1658年在清军大举进攻西南之际，郑成功认为是扩大自己的东南抗清基地的大好时机，决定率主力北上，展开长江战役。在郑成功等人看来，攻下南京，收取长江中下游等地，将可以改变明清相持局面。
郑军进抵南京城下后的双方动向
1659年4到5月，郑成功、张煌言攻克浙江定海、江阴、镇江、瓜州等地，张煌言的部分水军已抵达南京城下。火器的优越性在江、海水战能够充分发挥，是郑军强于清军能够克敌制胜的一大原因。然而在张煌言到达南京后，郑成功主力却迟迟没能到达，行动异常缓慢，导致延误战机。这说明郑成功和他的多数部将习惯水上作战，缺乏战略眼光。7月，郑成功统制的十几万大军沿水路到达，但却没有组织进攻。城内清廷为了迷惑郑成功，派出官员假和谈。7月中旬，在郑成功沉浸在守城清军投降的幻想中时，清军援兵陆续抵达，力量对比逐渐变化。
南京战役失败和郑成功退出长江
7月下旬，清方守备兵力大大加强，而郑军攻城不下，士气低落。清军趁势进攻，郑军大溃。南京战役宣告失败。郑成功在南京之役中失利，主要是犯了轻敌的错误。同时郑成功私心自用，没有在孙可望、李定国军威大振时，亲率主力夹攻江南，直到清军占领贵州，永历朝廷已难招架后，才大局出兵。南明未能中兴，和许多实力集团首脑视本集团利害高于抗清大业有关。
郑成功的长江战役一度让清廷统治者闻风丧胆，2年后，清廷大规模实行迁海政策与之有密切关系。
张煌言招抚南京上游州县
张煌言在郑军围攻南京时，率部去上游招抚，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响应。然而7月郑军大败，张煌言被迫辗转多地，才回到义师军中。
永历朝廷覆灭
永历帝流亡缅甸
1659年正月，就在李定国等人还在云南西部组织兵力抗清时，朱由榔已在马吉翔之流的撺掇下流入外邦，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以为这样清朝就会放过自己。5月，缅甸当局接受永历朝廷入境，但始终没有正式的官方接待。在得到暂时安置后，多数文武官员毫无忧国忧君之念，继续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
清方对西南明军的剿抚政策
清军进入西南后，兵力实际上相对薄弱。南明永历朝廷的瓦解和自身的决策失误也有关系。分散在云南边远地区的不少明朝将领因为群龙无首，前途灰暗，也陆续投降。李定国率领的主力部队退守至云南边境山区，一方面无法指挥分散各地的军队，一方面还要防止随从文官武将的变节。
清军入滇后荼毒百姓和那嵩等人的抗清
满洲清军入滇后炮制了一系列暴行，沿途大肆奸淫劫掠，引起了云南各族百姓的极大反感。沅江府知府那嵩实力较强，趁清军人心未定，起兵反抗。但由于和李定国军间被其他土司堵截孤立无援，而后被清军集中力量扑灭。元江反清运动被镇压后，有陆续出现各地少数民族反抗压迫的斗争。
两广抗清义师被摧毁
孙可望兵败降清后，李定国已无力经营两广，在失去主力支持下，两广的复明义师在艰难中各自为战，最后在1658年到1661年间逐一被兵力优势的清军击败。
李定国、白文选竭蹶救亡
永历帝进入缅甸后，护送的将领被迫解除武装，同时李定国在磨盘山战役失利后带兵南撤，互相的联系逐渐减弱。1660年起，白文选多次派兵挽救永历朝廷，但毕竟身处他国，处处受限，多次军事行动皆宣告失败。1661年11月黎维祚作为李定国和永历帝之间的秘密使者，再次入缅迎驾，行至腾越，缅方已将永历帝交给清军。黎维祚在清军营中见到朱由榔，哀叹痛哭。清方考虑到押送朱由榔回北京路途遥远，担心再出变数，将朱由榔父子在昆明处死。
清廷向缅甸施加压力和“咒水之难”
1659年起，清政府为弥补自己在兵力、物力上的不足，企图通过缅甸当局和云南土司不战而胜。洪承畴制定的策略逐步巩固了清朝在西南的统治。1660年接任的吴三桂出于自身利益出发，一再力主出兵。而缅当局看到清朝统治已逐步稳定，南明政权已无希望，不愿因为收留永历帝触怒清方，也为了避免李定国、白文选一再出兵迎驾，最终于1661年7月假借咒水盟誓引诱永历朝廷官员进入埋伏，杀死前来参加的所有人。黔国公沐天波也因为反抗被杀害。经过咒水之难，朱由榔真正成为孤家寡人，小朝廷也不复存在。他对前途已不抱希望。
永历帝被俘杀
1660年8月，吴三桂出兵缅甸，逼迫缅方交出永历皇帝，同时摧毁尚在边境抵抗的李定国军。1661年12月，清军逼近缅甸阿瓦，缅甸国王大惊，决定送出朱由榔父子避免卷入战争。1662年4月，朱由榔父子一行被押往昆明，并被处死。
李定国之死
1661年，李定国、白文选军得知咒水之难一事，分兵进至洞乌，遭遇缅方埋伏，作战失利。因前途黯淡，白文选军在部将影响和胁迫下投降清朝，白文选的降清加剧了云南抗清运动的瓦解。1662康熙元年永历帝被俘的消息传到李定国军后，李定国捶胸大哭，深感反清复明的旗帜已倒，再无回天之力，6月因忧愤而死。临终前，交待义子李嗣兴和部将靳统武“任死荒徼，无降也”。可以说，李定国是明末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是清初抗击满洲贵族武力征服和暴力统治的杰出将领，在明清之际的各种人物中，他都是光彩四射的一颗巨星，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
李定国去世后，部将也失去了归依核心，陆续降清。康熙元年9月，义子李嗣兴也拜表投降。基本可以说，李定国之死标志了原大西军余部抗清斗争的结束。
郑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决策复台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大陆陆续派出的官员、军队、商人和高山族土著都有接触。随着明帝国衰微，没有断然阻止荷兰人在台湾设立据点。东印度公司利用这一点，在如今台南市海滨设立热兰遮堡，开始殖民统治。明政府于1624年收复澎湖，而后郑芝龙接受明政府招抚后，和荷兰殖民者存在利益勾结。由于大陆战乱频繁，福建居民大批迁入台湾垦荒或经商。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中国人实行野蛮的掠夺和严酷统治。
郑成功正式酝酿复台是在1658年进攻南京失败后，为了能有更稳定的地盘支持自己与清廷抗衡，他把目光从金门、厦门转向台湾。在其中，从台湾逃往厦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通事何斌也起到了向导作用，他提供了荷兰在台湾的兵力部署情况。
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1659年12月，郑成功力排众议，坚决推动收复台湾。这一决定极为重要，对中国之后影响深远。张煌言对郑成功的决策并不赞成，认为这样会脱离抗清前线，是无意复明的表现。可见他虽然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觉悟，但依然眼界狭窄。这也说明各种历史人物是异常复杂的，像张煌言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任务也不免在一些重要决策上做出错误判断。
1661年2月，海战以荷方惨败告终，陆上战斗情况也差不多。荷兰的两座城堡陆续被郑成功包围，击败了荷兰前来解救的援军。1662年1月，乌特利支圆堡被攻陷，荷兰守军在揆一总督带领下投降，并与1662年2月全部撤走。在当时西欧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东南亚占据大批殖民地的时候，却在中国碰的头破血流。归根到底在于：
- 当时的中国在科学技术、军事、经济实力和西方国家差距还不大
-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西欧殖民者必然面临装备、粮食等后方补给问题
不过郑成功的个人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他驱逐荷兰殖民者，守卫祖国领土的行为值得永远铭记。
郑成功经营台湾和病卒
在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加紧了将台、澎经营成抗清基地的紧张活动，为此下达了一些比较严苛的规定。1661年10月，清廷见郑成功毫无受抚之意，把拘禁中的郑芝龙和其子全家诛杀。1662年4月，郑成功得知永历帝被俘，李定国逃亡的消息，仅靠自己实力难以公开和清廷逐鹿中原，只能继续挂着永历帝的名号偏居一隅。郑成功尊永历帝而不是鲁监国并不是因为永历帝宗室近，只是“天高皇帝远”制约不了自己而已。这样既能接着朝廷名义吸引支持，又不至于受到约束。但这个算盘在西南根据地失守后失算了，这也是郑成功晚年心理失衡、举止乖张的原因之一。
1662年5月，世子郑经和四弟的奶妈通奸一事，郑成功一时冲动下令杀死郑经和夫人董氏，决定未得到金、厦诸将联合拒命，最终气愤而死，年三十八。从1662年4月到6月，永历父子、郑成功、李定国相继去世，标志着南明复兴的最后希望幻灭。
清廷沿海迁界
1659年郑成功、张煌言的长江战役，使清廷决定下达迁海令。迁海令最终于1661年开始实行。迁海强制海边居民进入内地，禁止接近海域，违令者杀无赦。这种如此野蛮的方式对沿海居民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沿海迁界不仅使大批滨海居民冤死于清政府屠刀，对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也是严重的阻碍。主要在于：
- 界外变为荒野，田地荒芜、渔业陷入绝境
- 迁民颠沛流离，人心惶惶，不少人被迫加入义师
- 政府赋税减少，百姓摊派重负
- 对外贸易停滞，闭关政策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发展，加重了社会闭塞性
然而，迁海对郑成功义师却并没有太大威胁，反而迫使他们走上自力更生之路，对开发台湾做出了巨大贡献。
鲁监国病死和张煌言就义
1653年朱以海承认了永历帝的正统地位，提出退位。1661年永历帝被俘后，东南沿海的拥明官绅重新酝酿拥戴朱以海组织朝廷，但郑成功父子并不热心。郑成功死后，鲁监国的宗禄被停发，张煌言手下兵力也非常有限。1661年11月，朱以海因哮喘去世。鲁监国病死后，张煌言对前途完全绝望，于1664年宣布解散部下军队，住在舟山附近的孤岛。于6月被清军发现并俘虏，拒不接受投降，在杭州就义。
在南明诸多人物中，张煌言地位并不显赫，但长达二十年的斗争中，历尽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
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
清廷组织三省会剿
1661年永历帝被俘，1662年李定国病死后，手下部将牺牲或投降，结束了西南抗清斗争。此时除了台湾的郑氏家族和张煌言驻扎在浙江沿海的少量部队外，中国大陆上坚持武装抗清的只剩夔东十三家。1662年7月，清廷在李国英建议下发起四川、湖广、山西三省会剿。未减少损失，清军采用剿抚齐下的策略。不过招降效果有限。
1663年正月，清军向夔州（今奉节）出发，遭到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亨等部队的反击。1663年7到9月，各有胜负。随着清兵不断增强，夔东基地逐步蚕食，抗清义师基本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11月到12月，郝摇旗部下将领不断投降清军，刘体纯部实际上也已十分艰难。12月刘体纯部兵败自杀。郝摇旗、袁宗第等人被俘杀。
关于“韩主定武”政权的考辨
这一章里，作者经过各种考证，剔除了史籍中“韩主”为首的“定武”政权的谬误。
茅麓山战役
在严峻局势下，原来坚持抗清的一些领导人也接连率部投降，直到1664康熙3年春天时，夔东十三家只剩下李来亨部仍据守茅麓山区。清军多次进攻失败，改为围困。到8月时，寨中粮食已尽，李来亨自杀，手下士卒投降或牺牲。至此，原大顺军余部的抗清运动以失败告终。李自成祖孙四代在明清之际反抗明朝和清朝统治者的暴政英勇献身的精神令人钦佩不已。
书中认为，1664年夔东抗清基地被摧毁，可以被视为南明史的结束。再之后台湾、厦门一带的郑经、郑克爽虽然尊奉永历正硕，直到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澎湖，郑克轩才降清，但郑经和三藩之变有联系，不适合放到南明历史。
纵观南明二十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原大顺军和大西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腐败透顶的明王朝自1644年后，已没有自立能力，同气焰嚣张的清朝周旋许久，主要是靠曾经的“流寇”和“海贼”。没有这种大换血，朱明朝廷早就灰飞烟灭了。早期弘光在位的1年实行大失败的“联虏平寇”，导致自身覆灭。隆武朝廷开始联合农民军余部抗清，但朝中大臣对农民军依然怀有很深的偏见。到永历后期，南明嫡系杂牌“官军”死、降殆尽，原大西军肩负起抗清重任，取得了一系列彪炳史册的战绩，让永历朝廷得以苟活若干年。1661年永历帝被俘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拥明势力衰微的结果，否则朱由榔不至于落入敌手。即便落入敌手，完全可以另选其他宗室作为旗帜。在复明运动走向山穷水尽时，李定国、张煌言、刘体纯、李来亨、袁宗第、郝摇旗等人仍没有放弃抵抗，用鲜血和声明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史诗。
曲终人散，南明悲剧就此落下帷幕，任后人评说。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