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维艰》 —— 社会主义的探寻和求索之路

我承认，要不是看到豆瓣上对它的评价如此之高，我一定会把它当做伟光正的歌功颂德读本。阅遍整卷后，我为我的不以为然深深道歉。作为对新中国当代史的路线介绍，此书引用了翔实详尽的史料，在清晰明了地刻画了我国社会主义路线五次选择这条主线的渊薮和历史意义的同时，也以足够冷峻客观的视角具象化了每次选择的社会面貌以及内外部局势。作为小白启蒙，让我对中共刮目相看，借用书里的话来讲就是

“中共是一个变通能力很强的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理论，而是碰到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压力，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的政策选择。”

能看完这本书的人，相信可以得出类似的认识。看完之后，可以一扫之前的先入为主，以新的视角来看待。

前言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路径经过了5次选择，也对应了后面的5个章节：

• 实行新民主主义
• 效仿苏联模式
• 寻求赶超之路
• 发动继续革命
• 转向改革开放

每一次的重新选择都有着内外部的原因。1953年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是因为新民主主义本来就只是个变通的理论，作为过渡使用。在毛那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目标，其他都是过程，都是策略。有三个原因让新民主主义迅速结束：

• 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担忧，特别是在农村，各级领导担心，农民尤其是农村干部一旦发家致富就不会向往社会主义了
• 力量对比的变化，1952年土改基本完成后，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对新政权提出挑战，经济结构上，私有经济也远远没法和国有经济相比
• 对重工业的倾斜，必然导致对市场的排斥和计划经济的依赖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让毛等领导人引发走自己道路的思考，并在经济改革和扩大民主上做了尝试。但是，这场探索被波匈事件和国内的反右派运动打断，风向从扩大民主转向到重新强调阶级斗争。1956年到1958年的各种运动是以强烈的赶超冲动为原始动机的。

1960年初对“大跃进”的反思和转向防修反修、继续革命和大跃进引发的党内分歧以及冷战里的中苏分裂有关。在3年困难的大饥荒面前，党内许多高层领导已经从58年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回归人民要吃饱肚子的理性。基于此，一些人认为应该有更灵活的政策，如包产到户。但在毛心中这是社会主义的底线，不允许出现这种权宜之计。毛认为一些人在暂时困难前有政治动摇，出现了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倾向，必须要强力干预。另一方面，中苏分裂里存在着意识形态因素，中国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批评中国是教条主义。在毛看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的任务落到了我们身上，这个前提是我们自己不变修。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有权利再分配的因素，但他要清理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一个阶层，从而改造整个党。“文革”和“大跃进”一样是一场社会大实验。区别是一个以政治和思想为进路，一个以经济为进路。“文革”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民众如此广泛和热烈的参与热情，肯定和人们对官僚特权化的不满和对革命新制度的幻想离不开关系。这场活动后来异化为：广泛的暴力、持续的派性斗争和动乱以及诡谲的党内权力斗争。这让“文革”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

70年代末，改革开放可以启动，和文革带来的2点后果有关：伤人太多、老百姓太苦。改革的力量有3个来源：

• 重新出山的老干部，当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党内也产生了持续争论，但各级领导层也确实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领导人
• 知识分子，大规模平凡冤假错案，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历次运动和知识分子带来的创伤，现代化目标也激起了知识分子的热情
• 基层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农民在包产到户上的选择成就了中国的改革

改革之所以能走这么远，是因为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的。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引进外部技术、观念、规则和制度。但中国决策层坚持了自主选择的原则，没有接受任何形式的“一揽子”方案，不是根据理论逻辑而是诉诸“试错”来改革实践。

后续章节里，作者的思路秉持着依据事实。力求每一判断都来源于坚实可靠的材料，收敛过度解读的冲动，对历史的复杂性保有一份敬畏，着重发掘历史本身的逻辑，而不是简单做道德和价值批判，拒绝用既成框架来框定历史。这个态度本身也值得我们思考。

实行新民主主义

建国之初曾有短暂的时间实行过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4年内快速完成，毛泽东放弃了原先的设想，提前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改革开放后，人们发现一些做法和之前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搞法类似，对生产力更有利，不免会有人提出“社会主义搞得有点早”，或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有些惋惜。但是在建国后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注定了新民主主义政策很难持久，提早结束反而符合逻辑。

源流

在中共的意识形态里，普遍接受了《共产党宣言》里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对新民主主义的设想，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可以看到从设定上，新民主主义就是过渡阶段存在的。中共二大决定革命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这个过渡如何进行，在早期尚无定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新民主主义论》里表明，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会插入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作为过渡。新民主主义之所以“新”，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提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毛通过列宁的《两种策略》里的“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来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来说服党内同志“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

当然如此提法，还和当时的“联合政府”有关。抗战后期，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旨在逼迫国民党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改革。这是基于当时的时局和力量对比提出的。

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建国构想

七届二中全会在1949年3月召开，此时国民党败局已定。为了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现在需要的是一份可以实行的建国纲领。这时的提法和《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有一些区别，用“人民民主专政”替代了六大里的“工农联合专政”的提法。所谓人民，，除之前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外，加入了民族资本主义，即“四个朋友”。当然这里面主体是工农，领导是工人阶级。

在经济上，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徒弟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在这之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有5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形态的指导原则还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在这个阶段，对于私人资本主义，以利用和限制为主。毛泽东认为，一方面，“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另一方面也要引导整个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至于这个过渡阶段有多久，中共领导人认为会是长期的过程，可能需要十几年或者几十年。这也依赖于两点：一是生产力的性质，即工业化发展阶段；一是人民是否做好社会主义前途的准备。另外依照中共的理论，一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将顺理成章提上日程，资本主义经济也会失去价值

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行

尽管有各种不确定性，新民主主义政纲在新中国城里头几年还是得到实行。1949年9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中，非中共认识占全体代表56%，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第一届政府受邀的民主党派十分齐全，党外人士任职广泛，曾引起党内许多人不满。毛泽东解释说好处很多，不仅可以赚人，让国民党不战自垮，可以赚来人民和土地改革，还可以赚来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将民主党派精英新吸纳到政府，使之和共产党在同一条船上，最重要的是这条船是确定驶向社会主义的。所以，这也意味着不允许反对党存在，不允许民主人士整合出和中共“发生平衡作用”的强大政党。从领导权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区别不大。

新民主主义政纲在经济领域体现在既不是传统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社会主义：

• 发展国营经济为领导力量
• 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
• 帮助农民发展互助合作

同时

• 保护私有产权
• 利用市场交易

这一点比红色高棉等极左政策优越了许多，至少抑制了在农村工作中，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的冒进思想。1949年初，随着接管城市增多，保护工商业显得尤为迫切，刘少奇受毛泽东之托赶往天津，打消资本家的顾虑，帮助解决困难；另一方面，说服工人不要提出过高要求。在“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此时也未将“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目的在稳定人心，这个愿景只是个早晚的问题。

理想和政策间的张力

在新民主主义存废上，毛泽东的意向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各级领导层，急于搞社会主义，不理解新民主主义的想法有相当的基础。1949年下半年在上海展开的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活动被看做是和资本主义的较量，引起了一定社会不稳定；1950年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有人认为革命既已胜利，民主党派已无存在必要。同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这也是有当时的社会背景的：西藏、台湾尚未解放，外部危险严峻，土改尚未开展，战后经济恢复还需时日。不要四面出击，也可以避免“树敌太多，全国紧张”。

在农村合作化上，1950年6月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了经济上保存富农，政治上中立富农。出身农民的干部并不理解。另一方面，在革命老区，各级领导机构也在关注新的分化出现。如果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就要允许一定的分化和“四大自由”（土地自由买卖、租佃，自由借贷和雇工）。新中农普遍倾向于单干、个人发家致富，并不要求互助合作，甚至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也让很多领导人担忧出现思想惰性，即习惯新民主主义秩序，就不想社主义了。一部分干部产生了“趁热打铁”的想法，趁农民分到土地后热情还在，就组织合作社，政治上也能避免离心倾向。这个想法得到了毛泽东支持，他后来也说要不断革命，趁穷过渡，富了就不好办了。

在对待富农和组织合作社的节奏上，分歧在东北和山西的老区出现。党内发生了激烈的讨论，一方认为“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认为农民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穷苦”，而“克服这个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理，就是经过合作社”。

刘少奇认为个体经济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革命，需要机械工具，即“先机械化，再集体化”，这也是依据的苏联的经验。而在国家工业化前，依靠简单的农业协作也能提高生产率，就没有理由拖延合作化。简单来说，农业要朝合作化方向发展，这个大目标是一致的，分歧在于过渡的条件和步骤。

酝酿放弃新民主主义

1951年11月底，华北局关于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的贪污报告得到毛泽东关注。他决定在全党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三反中不断揭发出贪污和贿赂行为，同时还发现资本家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童工减料等违法行为。毛泽东开始担忧起党的纯洁性。在1952年初，紧接着在各大城市发起以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的“五反”运动。1951年底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是影响新民主主义存废的重要事件。这个运动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了2种认识：一是加深了共产党干部道德危机的担忧，一是强化了对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

权力寻租和资本家的逐利本质在今日中国也并不罕见。不过当年革命道德和阶级斗争观念还发挥着极强的自律作用，干部的贪污腐化也被严重夸大了。在校正打击面过宽的同时，毛也下定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决心。1952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阶级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本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中间阶级”。刘少奇决定通过加快发展国营经济，将私人资本主义逐步“挤”出整个经济领域。

而对于农业合作化，毛泽东心里已经有数。1952年2月，毛泽东得知邢台86%农民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当年即实现粮食增产。他说“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1953年5月，李维汉在上海等地的考察报告，帮助毛泽东找到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路径，就是积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由此毛泽东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路，并在1953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完整表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在此消失。

促使毛选择更早开始社会主义过渡的有两个因素：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和力量对比的估计。经过三年的准备，全国统一、经济恢复、新区土改完成，政权全面建立、朝鲜战局稳定。他更有信心。经济结构上，国营经济比重已超过私人经济。“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的打击不仅是经济上，更是心理上、政治上的。

效仿苏联模式

从1953年起，中国走上了全面效仿苏联的轨道，尽管细节不同、社会震动小，动员更娴熟，但整体上模式一致，即：

•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 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
• 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体制

优先发展重工业

工业化是中国人的百年夙愿。但在先发展轻工业还是重工业上却有分歧。

• 发展轻工业，一可以积累资金，二可以改善民生，起到与民休息的作用，也可以依托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不必依赖苏联援建
• 选择重工业，即仿照苏联模式，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至于依赖资本主义世界，斯大林认为从轻工业起步，过程太缓慢。这一点也打动了毛泽东。苏联的快速工业化，对毛有很大吸引力。

最终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危机感和苏联援助到来后，高层取得了共识。抗美援朝加深了斯大林的信任，增进了中苏的军事配合和经济关系。从1949年《共同纲领》提到“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开始，最终于1952年1月，毛看到张闻天关于中国工业化方针的想法，批示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确定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力求迅速的方针。1953年5月，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的协议在莫斯科签署。苏联承诺援助中国工业化计划，是促使毛选择效仿苏联模式的重要背景。

优先发展重工业要解决几个问题：

1. 要压低全民消费，提高储蓄率，加快资金积累
2. 保证当时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尤其是重工业
3. 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确保社会稳定

毛泽东把工业化和三大改造比作“一个主体和两个翅膀”，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农业和工商业改造是翅膀。在效仿苏联发展模式的同时，毛也接受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阐释，如让公有制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并不利于中国发展，即使实施重工业赶超战略，也很难说明要消灭一切私有产权。

在当时冷战白热化的1950年代，中国没有亚洲四小龙那种可以在世界自由贸易体系里发挥“比较优势”的条件。以强国为目标的中共领导人自然也不能忍耐长期“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的局面。

统购统销的深远影响

中国的计划经济并不是1953年才开始的，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就开始了。这在《共同纲领》中也有多处提及。相应制度也陆续建立：1）统制外贸；2）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这也是中央集中管理体制的雏形；3）接管国民党“四行二局一库”，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4）统一调度重要物资；5）国家统筹就业。在1952年的工商业里，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已经平分秋色。这种市场和计划双轨运行的体制，帮助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和即将展开的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计划不匹配。毛泽东的解法是，提早向社会主义过渡，把全国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集中计划。

1953年粮食收购危机和由此引发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中国经济计划化过程中极重要的一步。简单来讲，就是解放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增加粮食需求。统购统销其实从延安时期就已有实行经验。陈云最后在中财委给出的继续市场收购和实行统购统销中，选择了后者。具体来说就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

统购统销意味着要侵犯农民自由处置余粮的权利和待价而沽的利益，势必会引起农民不满。这一点高层也预计到了，不过如果继续加大力度进行收购，势必会引起粮食投机和农民惜售，导致物价波动，波及工业生产。任何国家工业化都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原始积累。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里，工业化依靠的本国积累，就只有大部分来自农业积累。为了保证工业化高速发展，必须通过“剪刀差”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这一定程度上激起了党内外对农民的同情。而为了长远利益，不能不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实际上必须让农民做出牺牲，这也是毛心中的“大仁政”。

最初统购统销只是现实性选择，与意识形态无关。但毛敏锐抓住了它对城乡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借此在农村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同时把民族资本家逼上改造之路。从而让这一项危机处理措施变成一项长期政策。

高潮出现

虽然放弃了新民主主义，但毛起初估计，向社会主义过渡还需3个五年计划。然而没想到，涉及6亿人的社会大改造，只用了4年，在1956年就完成了。这样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决定性推力主要来自毛泽东本人。在薄一波后来的回忆中，这一巨大变化源于1955年的“三个会议一部书”。在这之前，尽管各地不时有冒进冲动，但基本按原先设想渐进式推进。毛并非不知道农民小私有者的特性，但他的方针从不是照顾农民的特性，而是要改造它。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把合作化视为同资本主义争夺农村阵地的斗争。

1954年，党在农村的运动一方面加强粮食征购，一方面推进合作化。在合作化上，各地势头越来越猛，出现了强迫入社，侵犯中农权益等问题。这之间毛泽东听取各方信息后，也冷静下来，考虑放缓速度。但当毛在4月到南方视察后，又改变了看法，认为所谓缺粮大多是虚假的。在合作化速度和如何解决农村紧张问题上，邓子恢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始终相信，只有合作化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

5月，毛泽东召开会议，关于合作化上，从“放慢步子”转向“加快步子”。在面对手下的反对后，他认为：不是农民没有办合作社的热情，不是办不好合作社，而是党内有右倾思想。从各地给的报告看，65万个合作社，80%以上是增产的。这给了毛泽东底气。他断定，农民中“有一种社会主义积极性”，“合作社胜于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与其说高潮即将到来是毛泽东的判断，不如说是他的一种热望。他一方面强调，贫农和下中19农要摆脱贫困，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国家工业化也需要合作化。苏联用合作化解决了问题，我们也可以。

所谓社会主义高潮，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1955年10月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大炮轰”邓子恢，刘少奇批判农工部对合作化“发谣风”。形势一边倒，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的报告，批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全国掀起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各级领导争先恐后，超额完成目标。一方面是将推进合作化运动视作表明政治坚定性和政绩展现，另一方面也认为集体经济更具优越性。毛泽东在中南海收到了各地的典型材料，极其兴奋地批阅后，选编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高潮就此出现。毛泽东判断：“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中国的集体化运动比苏联平稳得多。但也不是因为人们“自愿自利”。有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农村的村社组织，农民一盘散沙。另外中国农民相信世道即土改后的社会主义潮流，土改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理性和对所处世界的认识。“阶级”，“剥削”，“社会主义”等观念植入脑海。农民虽有致富欲望，但也怕“冒尖”。共产党描述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在农民中形成了憧憬的心态，从而利用贫中农的优势孤立分化地主和富农。同时也不能忽略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动力。他们都是土改里翻身的农民，对共产党和其政治主张有高度认同。另外，在个人致富的路线被禁止后，合作化提供了新的上升路径。

和农民不同，资本家早就清楚，自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资产早晚要被剥夺。毛泽东借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政治压力，迫使资本家接受改造。中共采取了“两面夹击，网开一面”的政策，利用农业合作化、和私人企业里的工人来促资本家，同时给予资本家和其子女政治上的待遇，实行“和平赎买”。

随着农业合作和私人工商业公私合营，小业主本就势单力薄，加上国家计划范围扩大，经营日益困难，也强烈要求公私合营。就这样异常涉及几亿人的社会大改造，就这样戏剧性完成了。市场作用从金融、生产资料、劳动力和消费品等领域依次退出。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条条”管理为主、以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基本被复制出来。

举国体制形成

社会主义改造不止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还包含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

• 政治集权。
  • 一方面由联合政府向“一党政府”转变。在宪法前，《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民主党派也满意。斯大林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人大制定宪法。原因有三：1）确定中共执政合法性，而不被认为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政权；2）防止泄密；3）通过选举向“一党政府”转变。也许是最后一点打动了毛泽东。中共接受了建议，在1954年9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人大，完成了体制转变。民主人士占半数以上的政务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取消，政协从“最高权力机关”变为咨议机构。第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开幕词，精确概括了五四宪法和政制的实质：“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另一方面是由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过渡。战争时代，各根据地相互分割，有较多自主权。鉴于20世纪中国长期分裂的教训，方法“山头”坐大，加强中央集中统一，是毛泽东重点考虑的问题。
  • 三是大权集中于党，1953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论述党政关系，明确提出：“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由此强化了以党为核心的决策体制，重大问题服从于毛泽东的个人决断。
• 文化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是意识形态一元化，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文化改造的重要领域是教育界。削弱欧美教育传统，引进苏联教育模式。1949年12月，教育部提出“教育必须以生产建设服务，为工农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同时使全部学校教育公立化，全国高等院校以培养工业建设专业人才为重点。另外，文化改造的主要目标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多数并不了解和认同共产主义，对共产党有疑惧，但他们更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腐败。毛泽东发起文化批判，主要是认为知识分子大多数依附于资产阶级，政治上难以信任，但另一方面国家建设又离不开知识分子。因此，他的政策是改造和使用，通过思想改造促使知识分子皈依马克思主义，至少拥护新政权。
• 社会整合。新中国成立后，发起了剧烈和彻底的社会改造，通过剿匪除霸、废除保甲等社会改革运动，重构了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大地主、劣绅、特务土匪、会道门等敌对势力被摧毁，家族宗法组织、神祖祀会基本瓦解。千百年来政权止于县和乡绅自治的传统结构被打破。国家权利成功楔入乡村社会。城乡旧的社区组织和民间势力被摧毁的同时，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依托于新的社会制度
  • 城镇街居制，建立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街道办事处是城市的基层行政组织。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
  • 单位制度是国家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的组织形式。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单位覆盖人口迅速增长，单位体制外的城市就业人口所剩无几。国家对城市居民的行为控制，主要是通过一个个单位来实现
  • 人事档案制度，便于干部的管理和使用
  • 户籍制度。1953年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做普选，开始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1955年11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从此将中国的户籍人口分割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市民和农民身份不同，且带有世袭性质。这种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对社会影响深远。

1956后，全国基本消灭了私营经济和私有产权。农民大多数组织在合作社内，通过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和统一分配工作的高等教育，城市人口绝大多数被组织在单位内。由于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就业渠道缩窄，政府开始严格控制人口自由流动，尤其是农民进城。由此形成“全能主义政治”的举国体制，国家垄断大多数稀缺资源，并试图控制人们观念，国家权力覆盖整个社会，个人高度依附于国家，民众被动员起来实现国家目标。

追寻赶超之路

1956年2月苏共的二十大，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走自己道理的思考。在经济改革和扩大民主上做了有意义的尝试。然而在之后又演绎出以“大跃进”和公社化为标志的乌托邦运动。视图创造奇迹，赶超英美和苏联。最终以一场全国性大饥荒宣告失败。

苏共二十大的改革思考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它让各国党独立思考，探索改革路线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领导人基本是赞同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它掀开了斯大林的盖子，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思想解放。不止毛，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也做了很多思考。体现在2点

•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毛提出适当调整投资比例，发展一些轻工业和农业，适当照顾民生改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可以给地方适当放权。今天来看，这样的思考虽然有些变化，但还是没有涉及经济体制的核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在当时无可商量。不过在之后，中共党内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有所深化，主要是三大改造完成和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低效率、强迫命令、瞎指挥、干部多吃多占等新问题。这些其实是集体化与生俱来的。陈云认为，社会主义大范围内合理，小范围有不合理的地方，要使大小范围都合理，还是需要引入自由市场。陈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以国营和集体为主，个人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主，市场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补充。这是一种调和。也得到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的认同。可以在各种场合看到，领导层总要在意识形态目标和现实中做出权衡（带着计划经济的镣铐“跳舞”）。在不触及大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灵活性。1957年自由市场冲击粮食统购后，陈云改变了主张，随着大多数自由市场关闭。实际上对苏联式计划经济最没有好感的，恰恰是毛泽东。他认为，这限制了基层和群众的创造性，助长官僚化趋势（毛一直很担心官僚主义）。但这种不满并没有导向对市场的重视，而是导向向地方放权，发挥地方积极性，另外，通过发动群众创造高速度。
• 扩大民主的尝试。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暴行对中共高层是有触动的。他们意识到，权力过度集中会有弊端。一段时间，毛泽东甚至表示了对美国政治的某种肯定。周恩来说：“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可见高层都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的“某些形式”来弥补制度上的缺陷。从《论十大关系》到中共八大，中共高层对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做了一系列尝试，如科学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将《光明日报》等报纸重新交由民主党派人士主办。在国家体制上，发挥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试行行政体制改革，实行中央和地方相互监督。关于个人崇拜，八大的口径是：反对个人崇拜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健全法制在八大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有体现。刘少奇还提出以法治国的设想。不过对于习惯人治、习惯政策治国的中共领袖和干部来说，从革命之需转向法治秩序是很难越过的坎。

上面的动作基于一种新的政治判断，即国内主要矛盾已经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变成落后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矛盾，决定将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毛的“双百方针”在国外反响也很大，被认为在搞自由化。东欧各国在表示兴趣的同时，领导层也大多担心出现思想混乱，尤其是苏联。毛泽东扩大民主有三层考虑：一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知识分子为国家做贡献，尽管不完全信任他们；二是借助党外批判冲击官僚机构的沉闷空气；三是树立出比苏联自由开放的社会主义新形象。归根到底，“双百方针”倡导的自由、民主更多是一种动员工具。

1957大转弯

1956年的探索很快被1957年波匈事件打断。波匈事件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埋藏危机的爆发。苏共二十大扳倒斯大林神像后，波兰和匈牙利首先动荡起来。苏联领导人一度进退失据，最后用谈判和出兵平息。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亲赴波匈，帮助赫鲁晓夫解决难题。

事件爆发后，毛泽东感觉，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整体性危险，中国必须站出来帮助赫鲁晓夫渡过难关，维护社会主义稳定团结。波匈事件后，以12月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标志，毛泽东从批评斯大林错误转向维护，从探索改革之道转向维护和苏联的共同经验，从批判教条主义转向批判修正主义。毛认为波匈事件的原因在于，一是阶级斗争没搞好，一是由于政策错误，人民生活苦，官僚特权化，脱离群众。

毛实际上一直没有放松过对阶级斗争的警惕，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思想动向也十分关注。1957年2月，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被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文章要求执政党用民主办法化解社会矛盾，这点不同于斯大林用消灭肉体的方式清理政治反对派。然而《正处》依旧是政策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其中将社会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前者专政，对后者民主。但这中间的判定界限很模糊。

1956年的民主运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执政党自己“大鸣大放”放出来的，在事态超出设定接线后，毛调转方向，从整风转向反右。1957年的政治演进有下面一些重要环节：

• 小民主转向大民主。毛泽东发动党内整风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党员干部不适应新形势以及执政后党内争名夺利、贪图享受、脱离群众搞特权等官僚主义问题。在感觉党外热闹党内反应冷淡后， 毛接受了“大民主”，即“搞大鸣大放”。批判的内容越发敏感起来，也造成了一些紧张局势。中共高层认为，整风运动中暴露了一些“右倾分子”和“反共分子”。毛泽东对1956年的政治判断也产生动摇，认为谁胜谁负的问题还不明了。然而运动一旦发起，几乎所有批判都被视为毒草。政治运动本就会日趋激进，更别说党内对批判有抵触，早就憋着劲。
• 采取“引蛇出洞”策略。5月起，毛已经在党内透露出反击的意向。中共高层准备把反右当做一场大战来打。直到6月，仍在邀请更多党外人士座谈，让更多人卷入到“鸣放”中，且情绪更激动，言辞更激烈。学潮广泛蔓延，大字报、大辩论成为他们的武器。事态有向社会扩大的趋势。不过撇开极个别言论，绝大多数人并无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想法，政治诉求也没有越过“社会主义民主”的范畴。然而，毛泽东不这么看，他断定中国有类似匈牙利事件的危险。7月起，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展开。
• 把运动引向广泛人群。运动被扩大化，引向各行各业，这也导致反右派运动伤人众多。各地各领域被要求展开整风运动，打击右派。群众运动中，也出现各种“钓鱼”手段，借反右之名，搞争权斗争。挖出的“右派”分子迅速增加。群众运动具有不可控和过激化的特性，而出身工农的多数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并不信任，大批知识分子受到打击。

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广泛损害，更深远的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阻塞了中国走向法治和民主轨道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集体失声。另一重大影响是，中共八大的路线被放弃，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毛泽东认为只有经济领域的革命不够，还需要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稳固。这两个领域革命的提出，也是后续“继续革命”的理论渊薮。

赶超模式大实验

在反右后，毛泽东认为可以推动酝酿已久的赶超策略了。在1955年起，毛憋足了一口气，想要赶超美国。这种雄心和自信来自社会主义会大大解放生产力的普遍信念，更来自对中华民族之伟力和中共强大动员能力的自信。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四十条”在各地掀起了浓厚的跃进气氛，但未在高层得到支持。1957年底，国内外的形式给赶超策略提出了新的动力和支持，苏联、东欧也出现赶超西方的浪潮。赫鲁晓夫提出15年赶超美国，这些都给毛很强的刺激。毛公开的口号是赶超英国，实际的目标也包括美国和苏联。

毛泽东从反右运动中找到了新的形式，就是发动群众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发动“大跃进”。他把这当做和苏联不一样的创新路线。1958年开展的一系列运动，紧张程度和波及范围甚至超过57年。经过反右派运动，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不可靠，这使他进一步转向群众动员，尤其是底层民众的动员。他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是万能的武器”，知识分子则被放到一边。这一说法得到了以工农为主体的党内干部的支持。毛泽东的心气很高，浪漫主义又感染着各级干部。1958年帽子在各地视察时被民众的热火朝天兴奋，各地官员当面虚报产量，毫无怯意。毛可能并不完全相信报纸上连篇累牍的亩产万斤报道，但可能也并不想给群众“浇冷水”。

强国梦是民族梦，快速完成工业化是中国近代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共领导人太想出现奇迹了（急于求成），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头脑发热。赶超英国的时间不断提前，从15年缩短到甚至2、3年。1957年开始地方适度放权，但在1958年适当放权走向极端。在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而中央计划又失去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自由发挥和行政命令滥用。各级政府官员根本没有资源稀缺性概念，很快爆发了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资源争夺大战。1958年的体制改革除了“分权”，也有集权的一面，即把权利集中于党委，党委集中于书记。政府职权基本被党委取代，第一书记一言九鼎，呈现出鲜明的人治色彩。

“大跃进”期间，最重大的制度变革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高层，办大社被赋予了更多理想色彩，被当做一种超越苏联的农村基层组织。1958年8月，在毛泽东支持下，全国普遍开始了大办人民公社。8月17日到30日的政治局会议充满乌托邦分为，通过40个会议文件。决议于9月公布，全国范围掀起大办人民公社运动。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热情，几乎是所有共产党领导的共同特性。毛也多少受到了他的战时生活经验和军事共产主义情结影响。在他看来，战争年代供给制，官兵一致，不发薪水，过共产主义生活，锻炼出了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想法是超越苏联，让共产主义理想率先在中国大地上实现。这种想法也是许多领导人的憧憬。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乌托邦运动。毛泽东对此很有信心。然而公社化没有造就一个无差别社会，却无限度扩张了国家控制力。合作社时期，农民仍有自留地、家庭副业，和房屋、农具等私有财产，家庭是农民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然而人民公社下，政社合一，直接诉诸行政权力管理公社内一切事物，集体外再无土地，公社外再无农民。“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很多地方搞男女分居，消灭家庭。国家力量获得了对社会的空前控制和前所未有的动员能力。由此带来的直接问题是“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多吃多占风）盛行，民力被滥用。领导层并非无人看出作假行为，但谁都不愿明说。事实上，最后付出饥饿甚至生命代价的是农民。

滑向大饥荒

在毛泽东心中，人民公社这样大范围的社会改造本身社会风险还是很大的。从1958年11月开始的几次会议上，也释放出要降温的信号，比如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明确公社仍是集体所有制，公社财产不能无偿调拨等。不过饥荒还是在1959年下半年发生。

实际上，从1958年年底起，各地就出现因饥馑、疾病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4月，“无饭吃”的人口已达到数千万级别，问题已经严重。不过问题暴露得还不充分，广东、湖北、安徽省委的报告中都认为，农村闹饥荒不是真的缺粮，也不是国家征粮任务过重，而是思想问题。许多地区用开展“反瞒产”运动来强征粮食。这次毛站在了农民一边，他从瞒产私分中看到，这是“所有制问题”，人民公社把产权搞乱了。你我不分，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毛泽东在1959年2-4月召开几次会议，为解决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和分配问题，提出几点：

• 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
• 承认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原则，缩小供给制比例
• 恢复社员自留地
• 要求各地对“共产风”时调用的农民财产实行退赔

这些策略落实上，由于各级领导热情尚在，存在阻力。因此，1959年上半年的整社，实质性效果有限，有人对毛泽东率先纠正错误基于很高评价，认为错误是他犯的，但也是他带头纠正的，一定层面看确实如此。不过也要看到，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除了毛自己，也没有谁敢带头提出纠“左”。党内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但在当时的个人崇拜氛围下，谁都不敢说。在纠“左”上，毛泽东的思想也存在反复。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但也不愿意痛快承担，埋怨下面没有很好地贯彻自己的意图，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感到对于干部的指挥有些不灵，甚至直接给生产队长写信。其实这是行政命令式经济必然的管理瓶颈，经济活动不受计划约束，更不受市场约束，凭主观意志发挥。各级领导干部有老资历，又普遍年龄且文化程度低，但又踌躇满志充满热情，贯彻指令不甘人后，勇于冒险，从而干出很多荒唐事。

当时的乱子让党内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继续“大跃进”，一派则感到危机将至，不胜惶恐。在这种分歧下，毛在7月召开庐山会议，统一党内对形势的看法。在会上，毛泽东带头纠“左”，但是有底线，即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因为，这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最引以为豪的“创举”。毛认为其他的举措无非是照搬苏联，只有“大跃进”和公社化是中国自己的道路。要借此为社会主义树立标杆，奠定自己的国际领袖地位。这一点，毛不容质疑。彭德怀在庐山给毛泽东的信激起毛的强烈反击。彭不是没有考虑到后果，但对会议没有解决问题就匆匆收场非常忧虑，感觉得出来说话。毛泽东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没有意识到，彭的信件印发会议后，得到许多人赞同。恰在此时，赫鲁晓夫批评人民公社的讲话送上了庐山，更加激发了毛泽东的“斗志”，坚定了他的想法。当然，庐山会议把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还有更复杂的背景，如历史恩怨、山头主义、权力斗争等。毛泽东认定，彭的信是在“下战书”，将庐山会议的斗争定性为阶级斗争，向高级领导摊牌二选一。这种气氛下，没有人敢出来讲半句公道话。与会者劝彭德怀从“大局”出发做检讨。这一点也能看出与会者的态度：

• 服从阶级斗争的最高利益，是共产党人对革命中称的表现。在阶级斗争面前，没有就事论事的余地。
• 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在一些人看来，“党的团结”高于一切，甚至是是非曲直。

何况，此时一批重要领导人继续“大跃进”的劲头还很足。于是庐山会议的后果众所周知，不但没有继续纠“左”，更是在全党展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局势进一步恶化。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带领党内人士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寻找理论支持。他计划创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写出一本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读书笔记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对计划经济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在原则上赞同国民经济需要统一计划，但不能机械执行；同时把群众运动当做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他批评苏联教科书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会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认为应当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毛和刘对共产主义过渡热情不减。1960年初，一大批对“大跃进”和公社化有微词的干部，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强迫命令卷土重来，如果是1958年还是靠乌托邦理想驱动，1960年各级领导只能诉诸强制手段了。高层不清楚全国灾情严重，加上中苏论战吸引了大部分注意力，延缓了救灾时间。1960年7月，在北戴河会议上，赫鲁晓夫照会撤走所有专家，激起愤怒和共赴国难的想法。这件事的教训是，执政大党因当保持理性，避免受突发事件的过度干扰。直到10月下旬之后，各地情况报来，中央才下决心采取紧急措施，挽救农村局面。

思想和体质透视

历史上的人为灾难，并非全都出自恶的动机，那些抱有崇高理想却带来巨大灾难的社会运动，更有悲剧意义。对于一个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很容易取得广泛认同，毛泽东和许多领导人也过分相信改造社会的能力，相信掌握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和通向美好社会的钥匙，通过人民公社可以把人们带到一个理想社会。

这场实验所以能够通行无阻，在于它依托于一个“全能主义”的集权体制，几乎所有资源都在国家手里，民众被广泛发动和组织起来，从而获得了其他社会无法想象的空前动员力。毛的个人崇拜和不受制约的权力，是他能够在一个大国，进行一场有巨大不确定性的社会实验。个人崇拜是伴随党内斗争激烈化不断升级的，在庐山会议后，对毛的迷信变成了敬畏。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这样集体行为里，也存在干部失职。从战争里走出来的领导干部，急于建功、敢于冒险。“大跃进”的失控是运动式经济的必然结果，既没有市场又没有计划，用行政命令指挥经济，混乱接踵而来。

1959-1960的饥荒，直接原因是国家在灾害情况下依旧实行了高征购。这不仅因为虚报带来的高估产，和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有关。在粮食危机到来时，国家首要目标是挽救城市，饿死人更多是农村现象。在“反瞒产”运动中，农民相当部分的口粮被夺走。这说明，一要藏粮于民，不可竭泽而渔；二要有必要粮食市场，可以调剂余缺，传递灾情信号。

农村饥荒严重，和公共食堂制度也分不开。全国至少有4亿人进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浪费和干部多吃多占消耗了过多粮食。“公地危机”尽显。1959年庐山后，公共食堂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仍然强力坚持。在大饥荒面前，农民毫无自救能力，生存完全依赖“大食堂”。由此我们能看到：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否则，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有学者认为，“大跃进”似然失败了，但毛泽东的发展思路还是有合理性的。原则上，中国最缺的就是资本和技术，最不缺的就是人力，同时中国另一个优势就是有充分动员能力的行政资源。如果组织得当，并非毫无成效可期。

发动继续革命

60年代初的大饥荒，宣告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但这并没有成为改革契机，之后中国走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革命”道路。内部认识上，毛认为失败主要在阶级斗争，不应在暂时困难前政治动摇，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他隐约感到党内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全面风险，于是将注意力从经济领域回到政治思想领域重提阶级斗争。外部环境上，中苏决裂，中美也无缓和，反修防修成为全党共识。毛泽东决心重塑党和国家权利，培养“共产主义新人”，通过阶级斗争实现乌托邦。结果陷入暴力、派斗、权争的陷阱。

危机下的退却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的结果是“反革命”和“死官僚”、“糊涂人”导致的。毛提出在这些地方，必须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其实干部的违法乱纪根儿的来源，一方面是要将上面的巨大压力转嫁给农民，另一方面在资源集中后，饭碗端在干部手里，难免不出现滥用权力、胡作非为的情况。

1961年是毛泽东思想最冷静的一年，在人民公社政策体制上，毛退了四步。

• 1960年11月，发出紧急指示，遏制“共产风”，有限度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市场；同时压缩水利建设，充实劳动力
• 1961年3月，大大缩小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规模
• 1962年2月，决定将基本核算单元下放到生产队
• 1962年6月，解散公共食堂，取消供给制，这是关键一步

毛泽东一方面承认，我们对搞社会主义也是“不甚了了”，另一方面，问题和路线没关系，是出在了执行上。调整思路应该是制定方针来完善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制度。在1958年下放地方的权力，重新收归中央。在这一系列调整中，有2项伤筋动骨。一是大量下放城镇职工和人口，更加严格地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强化了城乡分割二元化。二是大规模压缩工业和基建规模。

毛对形势的估计在1961年8月就转向乐观。但其实农村形势不会立即好转，城市问题更是刚刚暴露。1961年，干部们也没了1958年的狂热，大多数常委和毛泽东的想法也拉开了距离。主要是1961年毛泽东倡导全党搞调查研究，各级领导干部到下农村调查，接触到了一线，有了切骨感受，产生了强烈愧疚。尤其是刘少奇，他在1961年5月底的北京会议上，首次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疾呼不能继续下去了。

分歧出现和强力干预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本是为了“摆开错误来讲”。但实际并没有。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认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问题并没有错，只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另一个是认为对彭德怀的批判没有问题，他的问题不在会上的意见，而是有反党小集团和里通外国。七千人大会上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毛泽东的责任。

刘少奇在会议上的话，有三点触动了敏感神经：

• 指出造成困难的是人祸，不是天灾
• 推倒了成绩多错误少的结论
• 对“三面红旗”持保留态度，没有肯定支持

这些让毛泽东认为有施压的意味。一些重要领导人感到毛的处境难堪，鼓动林彪出来讲话维护毛泽东。他说“毛泽东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未必让人心服口服，但他说“在困难时，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肯定是为大多数人接受。七千人大会带来2个结果，一度的民主宽松空气，加剧了毛、刘直接的裂痕，不只是情感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大跃进”失败后，许多领导人冷静下来，回归到理性：社会主义必须要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吃饱饭。不过1962年调整的趋向不是市场化，而是回归计划经济，市场化改革并没有被提出。另外，调整在政治领域上甄别平反了大多数挨整的干部，有限度放宽对知识分子的管控。

毛泽东赞成调整，但有一点前提是，不能动摇1958年的路线。这一点在一些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对形势的估计上也得到支持。于是在1962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开始反击，他提出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右倾，一些人在暂时困难前发生了政治动摇，必须强力干预。毛认为出现了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对外则是“三和一少”。

• “单干风”是指一些农民要求包产到户问题，这已经触及到毛泽东的底线。1962年上半年也有更多高级干部转向对农民的支持，但毛泽东决不允许冲垮集体化防堤。应当提出，当时高层也只是把包产到户当做提高积极性的权宜之计，不会有人有放弃集体经济的想法，这是根本性的政治共识。
• “翻案风”是对1962年平反“过头”的批评
• “三和一少”是王稼祥、刘宁一、伍修权等人提出的对外政策的概括，即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支援民族解放斗争少。对外关系上采取缓和政策，不要四面树敌，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不乱开支票。毛泽东知道后十分不满，认为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动摇”

在北戴河会议好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对自己关于形势、阶级、矛盾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尝试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党内和各行各业都有可能出现“资产阶级分子”。国际上，中美对抗没有缓和，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政治日趋激进。毛泽东提出的防修反修观点站在了意识形态制高点，无人能反对。中国政治重新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不可避免走向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20世纪60年代，中苏走向分裂。原因复杂，有对外战略利益的冲突，有两党不平等的屈辱感，有毗邻大国歌神低估的不信任，有对世界革命中心和领袖地位的争夺，和各自领导人的鲜明个性。中苏论战的核心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急于赶超，追求更纯洁的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则尝试引入市场因素改革传统体制。于是中共批评苏联的“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世界需要革命。本质上来说，其实是经典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革潮流的一次论战。执政的共产党中，和中共走的不多。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身上。当然前提是我们自己不变修，而要这样，就要“斗私批修”，消除人们思想里的私有观念，从国际反修到国内防修，是逻辑的一种延伸。

在1963年，毛泽东还比较谨慎，主要是“挖修正主义根子”，即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在城市里发起“五反”运动，在农村里发动“四清”运动。一方面打击社会上“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的“新资本阶级分子”，另一方面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尤其是脱离群众、腐化堕落的官僚主义者。毛泽东对官僚特权的抨击有其合理因素。毛本人一向不满等级工资制和其诱发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但官僚主义的根源并不在等级工资制，而是计划经济和集权政治派生的弊端。他的矛盾在，一方面追求“一大二公”的集权体制，另一方面不能容忍这个体制不可避免的代价。对于官僚主义，毛泽东的解法不是改革体制，而是发动群众整干部，个几年进行一次整风。不能说没有震慑，但也付出了巨大社会代价。

在这之外，毛的关注点更在高层的路线之争。1965年，毛基本对“四清”失去了兴趣，认为这只能解决局部问题，不能解决全局问题，尤其是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因此必须“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由“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因素是毛、刘冲突。刘的接班人身份本是毛选定的。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埋下了毛、刘分裂的种子。之后国内外的诸多事情让毛产生了危机感。1964年12月，两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生正面冲突。这也是多年积累矛盾的爆发。问题的本质是，毛泽东已经把注意力从基层转移到高层，毛的晚年，“赫鲁晓夫阴影”挥之不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准备后事”。“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可能是复杂的，不单纯是防修反修或政治对手清理，而是个复合体。毛认为在党内、政府里、军队里都混进了一大批“走资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时在各级政府都有代理人。所以，毛泽东决定撇开党政体系，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发动群众造反，夺回“走资派”抢走的权力。他感受到一种趋势，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和旧社会差不多，几十年革命等于白搞。毛决定要搞一场实验性革命。达到几个目的：一是充分揭露黑暗面，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中间派；二是“练练兵”，让没有战争经验的青年人锻炼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三是改造人性，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毛历来相信人性可以改造，也必须改造才能培养“新人”建设新社会。

毛是一位乌托邦主义者。他的理想社会大体是消灭了三大差别，限制社会分工、商品交换，限制按劳分配，自给自足或版自给自足的社会。这实质上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构想。文革期间的各项举措反映了毛的努力。不过展现给世人的，主要是“破”而不是“立”。文革宣传的无等级社会模式，曾吸引了无数人的狂热追求，甚至超出了过节，譬如法国的“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和红色高棉波尔布特酿成的悲剧。人类历史上许多人为灾难，往往都宣称为了某种崇高理想或目标。

文化大革命为何会发动

文革是一场有鲜明个人色彩，没有毛泽东就不会出现的运动。但它也绝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否则无法解释中央一线领导集体没有阻止文革发动，又有如此多民众狂热参与其中。

首先在高层，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思路：一种强调发展生产力，政策较灵活（现实路线）；另一种把发展置于平等之下，追求“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主义。大体上说，刘少奇代表前者，毛泽东代表后者。不过他们的思路也不是始终一贯的。不过在延安整风后，毛泽东的想法和真理等同起来，形成了党内的共同意识。毛泽东不仅在党内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也拥有意识形态裁定权。这种个人崇拜形成了政治生态。过去生死与共的战友越来越像君臣。党内高层没有任何人有意志或能力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所有主动或违心地跟着毛泽东的决策走。

另一方面，在理论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阶级斗争学说，认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彼岸，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解。所以毛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时，大家在意识形态上也没法提出任何异议。大家也都在认真地跟，而且绝不只是被动地跟。反修防修是举国头等大事，在全党是有高度共识的。只不过对于要解决的问题定义自有不同看法，比如，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所说的“修正主义”，主要指向官僚主义、蜕化变质的问题。邓小平和刘少奇在中苏论战和“四清”运动中，也扮演了仅次于毛的重要角色。邓在反修斗争中的坚决态度也是“文革”后期毛泽东重新起用邓的一个理由。

在反修防修的高压之下，一些地方重划阶级成分，一些干部被划为漏网地主富农，一些基层干部被迫走向自杀道路。到了1964年下半年，动乱的端倪已经出现，只不过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动乱。人们也为党、国变修而担忧，自觉参与到这场斗争中，在革命对象捉摸不定的情况下，出现人心揣揣，人人自危。在中央高层也是如此，“修正主义”如同瘟疫，避之不及。这也是一些高层被批斗时，大家群起攻之，一哄而上的原因。一方面毛的意志无法忤逆，另一方面谁都不知道文革具体如何搞。

那么民众又是如何被卷进来的呢？

文革之所以“史无前例”，就在于它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没有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和造反夺权行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但是人民理解趁机造反的“文革”和毛泽东开展的权力斗争的“文革”不太一样。在文革初期，百万计的中大学生被动员起来，即红卫兵运动。这一代是49年前后出生，“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革命教育。57年，尤其是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后，青年一代被打下深刻烙印，塑造出这一代人的精神特质——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和阶级仇恨意识，崇尚激进变革和革命暴力。学生容易被发动起来，成为急先锋，随后毛泽东又号召工农、普通干部参加运动，各类群众组织纷纷出现，虽然派别不同，但都是保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各派的竞争不是正统和异端的竞争，而是争夺正统的竞争，证明谁是真正的左派，谁是最革命的。人们都从毛泽东语录中寻找思想资源，表示对毛主席的忠诚。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自由结社是有限度的。群众组织可以冲击各级党政机关，造各级领导干部的反，但不能反对整个共产党。一个群众组织的盛衰，取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表态。

文革在基层的发动，也因为融合了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工人、农民、医生、教师甚至军人的参与，也反映了现实矛盾，尤其是干部矛盾，如宣传中干部的腐化，对群众的背叛。人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发泄出官僚主义的怨气。还有一类矛盾是权力机构内部的权力斗争，借助上层政治动员开展自己的权力斗争。这也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动力源泉之一。

另外，文革前的外部环境和内部体制也提供了群众动员的条件，经验表明，封闭的国度是激起思潮和个人崇拜最适宜的土壤，而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体制，是政治上的竞争成为向上流动的唯一可能途径。群众一方面也有寻求社会承认和团体保护的动机。

暴力、派系和权力斗争

文革的破产是一系列事件的结果，不只是林彪事件。是普遍的暴力、持续的派系斗争和诡谲的党内权争，让这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丧失正当性的。

文化革命逐渐演变为“武化革命”。广场效应让参与群众运动后，群体道德比个人道德低下。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长期熏陶也起到很大作用。红卫兵信奉“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莫名的阶级仇恨和革命义愤让一些人侵犯他人权益、尊严甚至生命时不受良心谴责，也蒙蔽了旁观人的恻隐之心。毛泽东本想把文革当做一次“演习”，然而政治运动一旦发动，任何人也无法完全驾驭。文革在很多地区演变为血腥的大规模武斗。

文革中派系的形成很多只是观点分歧，但派别一旦形成，就有了追逐权力的本性。派性斗争的导火线是1966年底的全面夺权，各级权力机关受到普遍冲击，留下大片权力真空，导致了各派权力斗争。当时宣传打倒“走资派”，然而毛本人都无法分辨哪个干部是当时什么性质的当权派，他的办法是“夺过来再说”，“运动后期再判断”。当时，各级权力机关已无法实际运转，毛和周希望夺权后建立的大联合，即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革命军人三联合的革命委员会也遭遇难产。毛把文革也看做一次审干运动，但他也清楚知道，从工人、农民、红卫兵中选拔的干部，只能当见习官，治国还得靠老干部。毛想的是，打破旧秩序，才能建立新秩序，但这不意味着要彻底打碎国家机器，而是要“部分改造”。毛泽东在推进文化大革命和维持国家秩序间也在寻求平衡。

毛泽东决心将文革进行到底，只能依靠造反派。但造反派并不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队，他们对文革有各自的理解和立场，热衷于派性和武斗。1967年夏秋之后，全国局势滑向全面失控。毛开始收紧缰绳，强令红卫兵回学校“复课搞革命”，提出“围剿派性”的口号。然而，两派红卫兵回到学校，武斗并未消停。1968年7月，毛泽东亲自出面，把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召到人民大会堂训话，表明对红卫兵领袖已经大失所望。此后，红卫兵运动走向消亡，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下放农场劳动。一方面解决就业压力，一方面也是约束红卫兵的手段。毛并非不厌烦过度的个人崇拜，但此时也有借助狂热的个人崇拜收拾局面的意图。中共九大之后，“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集团”、“一打三反”结合，意在用国家专政机器整治乱局，恢复秩序，但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宣告文革的胜利。从表面上看，毛泽东改造党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央委员会大换血，还加入了不少解放军代表，这一方面是运动的既定事实，一方面也是毛泽东当做稳定局势的盾牌。然而九大并不是团结的大会，会上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和以林彪为首的军人派矛盾逐渐形成。除了政见不同，很大程度和接班人也有关。1970年8月年庐山会议上，叶群、吴法宪幕后串连攻击张春桥，围攻江青派，这一点被毛指责。毛一方面厌恶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无法容忍私下串连的行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是对林彪派力量的忌惮，1968年3月，军委办事组取代中央军委常委后，军队权力进一步向林集中。军人权力过重的格局，让毛感到党内有另一个权力中心的威胁。庐山会议的冲突更加深了这个认识，毛感到林彪要“抢班夺权”。

1971年8月，毛在南方视察时，发表多次讲话，有和林决裂的意思。另一方面，林立果纠集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未遂。9月13日，林彪外逃失败身亡。这在党内和社会引起巨大的思想震撼。人们不敢相信“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居然会阴谋杀害毛主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居然外逃出国。洞察一切的毛主席居然没有识别出来。一场追求理想主义的运动，演化成宫廷政变式的斗争，使得文化大革命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重创了毛的个人崇拜。这也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

维护“文革”和恢复秩序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陷入了恢复秩序和维护文革的矛盾。党内的权力结构也重新组合，一方面是老干部派，一方面是中央文革派。地方和中央部门实际控制权大多回到了文革前的领导干部手里。在中央，毛执意从工农中直接选拔一些人担任领导职务，并选定王洪文作为新的接班人，来支持他的继续革命路线，并平衡老干部。其中，从基层直接上来的人，既缺乏政治资源，又无政治经验，多数场合下是党内斗争的看客。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同时敲打两派的人，维持权力平衡。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出面收拾局面，但在1972年批左，以及1973年和基辛格会谈，同意针对苏联威胁共享情报后，批评周的“错误”，给予警告。1974年，毛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意在为文革的进步性寻找历史依据，让人们相信文革是深刻的变革。当江琴等人借此批判周恩来和诸多老干部时，毛加以斥责，他深知不能再来一次群众运动了。邓小平在1975年被赋予“三副一总”的重任，后来又接任周主持国务院工作，多次制止江青等人对邓的骚扰和发难。毛对邓恢复经济、整顿秩序还是抱有希望的，但前提是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后来，毛发现邓在对待文革的态度上不肯让步，于是又在党内发起“批邓、反右倾翻案风”。毛泽东清楚知道，老同志中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二要算账”的人不少。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信仰，他对自己的理论从未动摇过。

然而，时移势易，这样定性党内分歧和斗争，已经不像以前一样能够被党内接受和群众呼应了。虽然个别地区再次出现派性武斗、停工停产等乱局。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运动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人们厌倦了长期无休止、反复无常的党内斗争。普通民众在文革里不仅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反而承受了社会动乱、经济停滞、文化凋敝、普遍贫穷等苦果。多数人把希望寄寓在周恩来的纠“左”和邓小平的整顿。因此，“四人帮”对周、邓的围攻在暴露给民众后，激起了广泛议论和反感。1976年清明节，人们借悼念周恩来的机会，形成了巨大的抗议浪潮。表面上是发泄“四人帮”对限制悼念周恩来的不满，背后也意指文化大革命。

1976年，随着毛泽东生命走向尽头，继承危机降临。从维护文革看，毛泽东自然倾向于中央文革派。但他对王洪文已经大失所望，也深知张春桥在党内难孚众望。最终选择了“老实人”华国锋。尽管华才能资历都不够，但毕竟是文革中选拔上来的，忠诚度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华为人敦厚平和，两派都能勉强接受，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在生命最后阶段，毛泽东耿耿于怀依旧是文化大革命。他把文革视作一生中最主要的两个业绩之一，另一个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不过，他也清楚，人们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不过已无力决定未来，预感会有一场“腥风血雨”。实际上，党内斗争接近摊牌。毛逝世后，四人帮即刻被抓捕，这场宣告10年的运动也就此结束。

转向改革开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被认为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外，20世纪末发生的两大影响深远的事件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末，谁也想象不到中国的改革能走这么远。目前这场改革和社会转型还未完成，但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超越传统社会主义，追寻中国自己的现代文明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缘起

在改革转向上，1976年其实比1978年更重要，在高度集权体制下，任何实质性变革的契机都是最高权威的过世。1977年起，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制定现代化规划、酝酿经济改革、真理标准讨论等逐步出现。中共告别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目标。

改革的发生，都是危机逼迫的。78年2月，华国锋的报告中称“整个国民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当然这不代表文革期间，国家的各方面都止步不前。实际上正相反，50年代以来，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建立起工业体系。农业生产条件也在20多年的劳动积累下有较大改善。其他的一些社会成就，诸如就业保障、教育大众化、人口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妇女解放等都高于同等收入国家。毛泽东时代大众教育的普及和流行性疾病的防治，为后期准备了高素质的劳动者。那一代人为国家建设做出的风险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是不应被忘记的。然而，国家长期走的是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路子，统计数据上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没有得到实惠。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解决，城市居民工资低，住房紧张。这些民生问题领导人并非没有发现。所有领导人都表露出一种迫切心情，要把文化大革命耽搁的时间抢回来。在华国锋主政的2年里，决策层关注的重点事实上已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高层酝酿改革的同时，另一件事也起了很大作用。那就是官员出国出境考察。这次考察，让中共高层大开眼界，大受震动。没想到，在中国关门搞运动的时候，当代世界现代化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间已有如此大的发展差距。这些情况让中共高层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越看越觉得我们落后”。恰巧，当时日本、西欧等国处于政治、经济需要，都希望和中国加强经济合作，这个机会也很难得。中国的现代化不需要从头开始，可以“把世界的最新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也有很多经验可以参考。这也催生了改革的冲动和共识。

当然再走上改革道路之前，还必须有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思想闸门逐渐打开，在党内的标志是1978年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起因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上遇到的阻力。1950年起，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历史积案如山，很多是经过毛批准的，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毛泽东定的案能不能翻？什么是评判是非的标准？胡耀邦的讨论得到一众重要领导人的支持。随着政治态势明朗，讨论变成了高层的政治表态。正是这场舆论战，突破了拨乱反正的禁区，也推动了1979年后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和平反。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的松绑作用，重新凝聚了人心。1979年后，思想解放引起对历史的全面反思。在1980年10月的4000人大讨论中，大胆冲击了一系列政治和理论禁区：文化大革命被批判、强烈抨击个人迷信、呼吁加强民主和法制等。当时，文革给人留下深刻的心理阴影。如何避免文革悲剧重演，成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关注的重点。大家在实行法治上有高度的共识。在如何评价毛泽东上，邓小平、陈云态度审慎，小心维护毛泽东思想旗帜，保证政治连续性；与此同时，将毛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用“发展主义”替代“阶级斗争”确定新的意识形态，为改革提供合法性。

改革在最初是得到华国锋的积极支持的，华也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人，急于摆脱文革后遗症。但毕竟背负文革包袱，资历和能力在邓小平、陈云等人之下。难令老干部们放心和信任。1980年，华的权力转移到邓小平的手里，形成“邓胡赵体制”。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一线，邓在二线，有最终决断权。但邓不是毛，有权威没有光环，重大决策也需要党内尤其是元老间的共识。

1970年到1980年，改革力量主要来自文革时期被打倒的老干部还有知识分子。官员方面，随着改革深入，一些旧有观念约束着人们思想，担心改革滑向资本主义，党内也出现姓资姓社的讨论。从中央到地方，锐意改革的官员之所以敢想敢为，更多来自对民众极度贫困的深深共情和愧疚。各种力量对改革都有影响，但1980年代许多改革故事都发生在地方和基层。另外，知识分子方面，大规模平反一定程度抚平了知识分子的伤痛，大批知识分子重返文化领导岗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境遇改观。邓小平深知现代化离不开知识分子。中共中央取消文革中从工农兵中选拔脱产干部，改为从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干部中选进领导班子。同时，现代化目标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热情。三中全会后相当长时间，是中共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期。中共逐步放宽文化政策，几十年里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开始觉醒。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邓的改革和现代化路线寄予热望。

在改革中，一些激进的思想者也被视为政治上的威胁。邓的改革是发展主义的，以推动经济建设为第一目标。对政治体制避而不谈，“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效率。不统一，一事无成。”邓几次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多是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民主化，更不接受西方式民主的模式。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设置底线。因此也留下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缓慢等问题。

市场化转轨

当中国1970年代末开始改革时，社会主义改革已成趋势。但像中国一样，市场化转型没有导致经济衰退和体制崩溃，而且保持了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出现“中国奇迹”的情况却鲜有出现。国内外学者也给出了各种对比分析

• 中国改革相较东欧，更为“渐进”，首先是“先经济后政治”的次序，保证了政府可以控制改革进程，协调利益。其次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不断试验，允许不同选择相互竞争，避免了调入自负的陷阱。
• 改革初期，中国劳动力75%在农业部门，外延性增长和“粗放型”的空间大，农业劳动力可以转到工业里去
• 中国社会保障覆盖低，农民在国家保障外，改革阻力小
• 毛泽东时代有比苏联和东欧大得多的地方分权，存在中央政府控制和地方控制两种经济体制，有利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竞争
• 中国之前的经济实际上是命令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放弃成本低很多
• 港澳台和海外华人起到了国内外的经济沟通桥梁作用
• 毛泽东时代留下了强有力的政府，可以更好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
• 没有债务包袱的财政使得对外开放后不至于跌入债务陷阱
• 中国民族同质化使改革期间的国家分裂风险比苏联低不少

实际上改革初期，路线图并不清晰，也没有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最终目标，很多时候是实践推着政策走。最初的改革思路比较简单，就是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相对八大而言，更进了一步，首次把利益驱动而不是“革命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另一个亮点是，重新估计市场发挥的作用，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增加计划经济的活力。邓小平在1979年11月也说，“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改革被称为体制外先行的改革。改革的重点从国有部门转向非国有部门，并非事先设计好的方案。1980年代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让它一条腿已经迈向市场。但国有部门的改革总体上没有突破，主要突破还是在非国有部门。一个是农业的改革，另一个是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适当成长，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迫于现实压力，开始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和自谋职业，很快出现了雇工经营的私人企业。这个过程是自然的，但不是顺利的。这里触及到一个核心问题：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剥削”。经过一系列讨论后，中央的方针是“不宜提倡、不公开宣传、也不基于取缔”，“看一看再说”。于是以1984年为拐点，雇工大户和私营企业开始成批出现。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增加内容“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发展。”。至此，从1950年消灭私人经济前，重新确立了私人经济的合法地位。

农村改革也成为了改革的突破口。它是农民对政策底线的冲击和地方开明领导人相互推动的，再一步步得到共识并形成全国性政策。包产到户对农民有天生吸引：可以获利，有了自由。农村的潮流引起了城市的广泛讨论。在传统观念里，坚持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包产到户也有不同的态度，有支持引导的，也有坚决反对的。支持者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思想武器，强调让农民吃饱肚子，包产到户这是局部实验。为了让包产到户更好接受，杜润生还起了复杂的学名“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联合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寻求共识的策略是，不施加压力，让事实说话。

农村改革推动了市场化趋势。一方面催生出雇工经营的大户，另一方面开拓了市场，第三是让乡镇企业可以异军突起，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引擎，同时成为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推力。1980年末以来，民工潮引发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潮流，给解构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持续压力，大大加快城市化进程。不过城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键在实现权利平等，进城农民变成市民（就像置身事内里说的一样）。

中国的改革能走的很远，在于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展开的。1970年代初，在毛、周的努力下，中国通往西方的政治障碍已经拆除；197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中日缔约、中美建交。中国就此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美苏对峙和经济全球化这两大因素，然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以开放促发展的机遇期。邓小平在对外开放的思路上没有动摇过，即坚持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将中国经济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1970年后的外放环境，也是推动中国一步步趋向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

• 注入增长动力。动力来自外资、引进技术，以及进入国际市场利用自由贸易秩序获得动力。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离不开两点：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同时还有内部因素发挥作用，诸如稳定的政治环境、高信用的政府、低通胀、高储蓄、高投资、低廉的土地租赁和人力成本等。
• 引入市场因素。对外开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入了新的规则和制度。经济特区就是市场经济的试验区。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区再到腹地，市场区逐步扩散开来。市场化带来的竞争，也有利于国企为提高效率而改革体制。
• 提供思想来源。如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接触。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是，中国决策层始终保持自主选择的原则，从未接受过任何“一揽子”方案，诉诸自己的探索实践

市场化改革向来在社会主义国家难以突破。除了既有利益格局外，还有意识形态障碍。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里有三大原则：必须坚持公有制、必须坚持计划经济、必须按劳分配。反过来说就是：不能有私有产权、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搞雇工剥削。到90年代初，改革逐渐遇到瓶颈，容易改的改了，难题留了下来。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国有企业承包制效益递减，国家让利空间已经用完。在国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陷入低潮。改革一时失去推动力和方向。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就是在这时发表的，其中有句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把社会主义稳固的首要条件归结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发展的唯一之道就是改革开放。在改革已逼近市场经济的门槛，南方谈话帮助人们越过了。1990年上半年，价格市场化并轨完成。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置身事内里也有提到）奠定了中央雄厚财力的基础。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形成，并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超越传统社会主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还是“未完成的方案”。但趋势就是超越传统的社会主义，即从列宁、斯大林起形成的苏联模式，消灭私有制和市场，全面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有限发展重工业，严密控制思想舆论，对外部世界基本封闭。

那么当下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设想的吗？1884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同时也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前，也是不会出现的”。马恩推断，革命不可能在落后的董藩国家率先取得胜利，至少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革命才可能。但历史出人意料。近代中国的轨迹叠加了半边缘化、衰败化、现代化、革命化四重奏。

• 现代化、革命化是组织板边缘化和衰败化的努力
• 现代化屡受挫折使革命化成为唯一选择
• 革命化在中国现代化转型有重要意义，在于民族国家的重建。一是摆脱了边缘化，实现民族国家独立；二是从地方分割的传统权威专享单一的全国性权威。
• 然而革命化的负面后果是激进主义的泛滥，毛时代一系列“左”倾政策都有革命战争年代的影子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吸引了众多20世纪的革命者，以至于把它当做指日可待的目标和纲领，全然忽视了马克思关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告诫，从列宁到斯大林到毛泽东都有这种倾向。在毛的观念里，相对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其他的都是过程，不应该停留太久。从建立新政权开始，推动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的乌托邦实验，都有体现。

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优势在可以集全国之力于特定的工业化领域。在中国，20世纪20到40年代，思想界盛行的是计划经济思潮，普遍相信计划经济有助于中国强大。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因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落后国家现代化必须有政府的强力推进。计划经济因此契合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强国梦”和“大同梦”。毕竟中国人是在殖民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语境下开始追求现代化的。清末民初起，中国思想界反西方、反资本主义的情结一直都在。苏联最初的工业化奇迹，也给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大震撼，迫使西方对外推行“遏制共产主义”，对内进行制度改良，开始关注社会平等、推行福利主义、劳工保护等政策。当下的资本主义和19世纪中叶比，有很大区别，但不意味着内部矛盾已经在资本主义内消除。人类对于良序社会的追求永远不会止步。回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能有效利用资源的弊端也展现出来。主要有几点：

• 不可能有人能全知全能，然后制订一份包罗万象的计划，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
• 无法解决“激励问题”，消磨掉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进取心。因此需要不断的政治思想动员，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这也是毛泽东时期运动不断的原因之一
• 扼杀个人自由，资源完全集中在国家手里，国家权力无远弗届，人们以丧失自由为代价换来安全保障。

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无条件服从国家，自由选择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没有竞争没有选择就没有创新，带来一个平均主义的同质化社会。追求平等主义得来的是一个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基于制度安排，区分干部、工人、农民又带来特有的不平等。形成了平等社会的悖论。在政治上，传统社会主义走向衰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滥用暴力伤害人。共产党人普遍相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马克思那里，是作为夺取政权和消灭私有制的过渡时期手段存在的，一旦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将和国家本身一同消亡。但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永久化了，不仅针对资本阶级的反抗，还针对经常性的“小生产力量”。这就让在苏联，暴力可以不受法律约束、一党专政不受监督。

传统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为何越来越激烈化？作者认为是20世纪革命者的自负，认定自己所选路线是人类的必由之路，为实现目标，可以超越与法律之上，采取强制和暴力手段，甚至不惜付出人命的代价。毛泽东时代，“运动治国”成为常态，用“不断革命”来扫清障碍，解决分歧。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主义无法避免官僚主义的复活。毛泽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要通过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然而，毛理解的民主不是建立程序化的制衡监督机制，限制公权力，而是诉诸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从1957年整风到后来的整社、1964年四清，再后来的文革，都是毛发动的整肃运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官僚主义的土壤。同时，传统社会主义的高度集权难以形成常规权力更替机制，这也让权利分配和角力只能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在斯大林通过国家暴力肉体消灭，在毛则是诉诸群众运动。党内干部借助上面发动的运动进行自己的权利角力。在这样的体制下，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成为个体改变自身地位的主要途径，从而滋生一批批运动积极分子，反过来增添运动力量。

那么中国的超越要如何完成呢？

邓小平把改革成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并不是指要放弃社会主义，而是要放弃从苏联接受来的传统社会主义，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现今的中国是民族复兴最有希望的时期。不过目前也面临的两大挑战：

• 一个是公权力私有化。这个一方面来自毛泽东时期的集权制遗产，另一方面是市场化转轨带来的权力寻租空间。尽管毛时期就有腐败，但频繁的整肃运动、严格的财务制度、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和道德自律意识以及物质匮乏的现实，抑制了当时的腐败速度。而现代早已没有运动和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压力，加上大量财富涌动和无处不在的寻租空间，不受制约的权力自然会带来大面积腐败。近30年的中国奇迹少不了政府的推手，但官员的手伸得过长，必然结果是权力寻租广泛出现。中国现今的腐败具有转型期的独有特征。近30年中国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财富不均匀分配也在飞速发展，财富迅速向少数人集中。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必然导致社会分裂（在置身事内中也可以看到讨论）
• 另一个是商业原则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亦或者说“丧失了信仰”）。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创造效率奇迹的魔力所在。然而市场之外也需要法律约束，没有规则制度的市场只会充斥骗局和掠夺。同时利益最大化在政界、学界和社会无往不克，官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止腐败，也损坏了健康社会的基本公平，导致社会底线失守，社会诚信沦丧，社会乱象丛生。一个价值空洞化的国家不可能成长为现代强国。

中国后面的改革道路可以从三方面获取经验：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困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和困境；发展中国家战后走过的道路和困境。20世纪出现过3条道路：英法美的民主道路，德日法西斯道路和苏中共产主义道路。人应当从历史中学得更聪明一点，传统社会主义不成功，不代表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没有意义。中国一方面必须坚持市场经济，深化市场化改革，但需要与社会公正同行，不能完全自由放任；另一方面必须逐步实现基于宪法的民主政治，应当基于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化路线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吸纳优秀文明成果的包容性，有不断改革的能力和自我调整的空间。

后记：座谈会里的看法

这部分内容虽然放在附录中，但不乏专家们的真知灼见，在此摘录如下。

王海光：中国社会主义的艰难转向

• 邓小平总结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核心一点就是：我们过去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 历史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结果，也是一个将错就错的过程。
•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共领导人的社会主义观念，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蓝本，照搬过来搞不通，就搞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建设是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也搞不通，就进行了改良。从历史上看，中共是一个变通能力很强的政党。在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理论，而是碰到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压力。在领导人的思想体系中，往往不是从理论中找到应该怎么办，而是事后总结的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而并非是从学理中产发出来的。
• 针对国情对社会主义的调整也带来了问题，就是国家发展目标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变动性很大，是在不断调整中发展出的一套做法，后来归纳为中国特色。
• 中国社会主义的选择，可以调整成四次，把前两次合在一起，分别称为：仿制版、改良版、“文革”版、改革版。
• 中共试图把自己的革命战斗经验和斯大林体制相结合。用军事共产主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思想革命化的动员方式解决斯大林体制的激励不足问题
• 文革前一系列控制社会的制度，长期形成了一些社会矛盾，酝酿着社会不满情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助毛泽东号召就爆发了起来
• 文革对改革有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它把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打平了，因此中国改革对各方都是有正面价值的。
• 民主化过程，只能是渐进发展的过程，不能指望靠一次制度创新，就解决一切问题

陈东林：关注当今和未来社会的主要矛盾

• 共产党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后，一直困惑的是阶级问题。共产党是靠阶级斗争起家的，在社会主义建成后，阶级斗争向何处去？社会主要矛盾又是什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游离轨迹，也说明了这个困惑。而文化大革命也是关于此的。
• 毛泽东可能比较早就看到了一个本质性的命题，社会主义制度并不能保证共产党将来不走向和人民对立，社会主义将来可能要出现特殊权利阶级和利益集团。于是毛决心搞一次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继续革命”解决干部阶层走向和人民对立的问题
• 文化大革命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出现过，是中国独有的。
• 毛泽东的最大悲剧在于，他没有从体制入手，还是坚持少数人领导，用群众暴力的方式，采取极左手段搞大民主。虽然失败了，但这并不代表，他看到的命题没有价值
• 如今的腐败问题实际上功能是体制问题。改革开放是在根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的。目前的体制下，领导干部可以合法、非法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也可以叫阶层。

李向前：历史的逻辑反映历史的继承性

• 历史的路径选择，脱离不开普罗大众的意志。我们所说的历史选择，其实就是人民的选择。近代以来，中国人最渴望的东西，就是民族复兴，这也成为了新时代最奔放的冲动。
• 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质检的空间，让中国共产党可以有选择空间
• 要讲清中国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牛大勇：历次转向都有国际背景的影响

• 第一次转向，是因为世界出现美苏两大阵营，中国被迫选边，“一边倒”倒向苏联。
• 第二次转向，和斯大林去世有关，国际共运出现了理论发展和权力转移空间
• 中国对外部侵略的压力，也促使大跃进，抓阶级斗争，搞继续革命，直到走向文革。
• 在文革中，群众的广泛参与，不只是“奉旨造反”，也因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其中包括革命造反的积极性，对“均贫富、等贵贱”的追求，对干部腐化堕落的不满。

韩刚：用人性和尝试理解中国改革的初始动力

• 中共建国后的几次选择主要有两大因素在推动：一个是对工业化目标的追求；另一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 关于文革的原因，底层民众不完全是被动地卷入，有着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一方面人们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教化下，有了对社会主义的导向性认识，同时在建国后的十几年里也积累了大量错综复杂的矛盾，如官员和百姓间的，工农和知识分子间的，精英和草根间的等等
• 关于改革的原动力，一个是恐惧，一个是饥饿。恐惧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饥饿是对农民而言的。
• 改革不全是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思想启蒙
• 不是说中国前30年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苏联、朝鲜、越南、古巴也不是没有搞清楚。不要预设一种东西作为社会主义。

章百家：路径选择受多重因素制约

• 中国社会主义有几大来源：中国人的传统社会思想和中国近代经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和苏联模式影响；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实践和现实需要。其中最后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非常善于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但把经验当做教条，也是导致犯重大错误的重要原因。
• 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经济体制的演变上，共产党设想的和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差别很大。客观条件也左右着历史进程
• 1953年的三大改造，三年不到就完成了，有几方面原因：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经济结构和体制并非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官僚资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经济的一系列政策形成了导向计划经济的路径；冷战环境迫使中国放弃对外贸易，转向计划经济。
• 中共执政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有些是正面有些是负面的，并不能一下分开
• 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张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后的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往往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起来的。且现实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处于相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生产力普遍还低不少。从历史上看，两者并非是相互取代，而是相互学习的。这种实践和理论的差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