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
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上次看哲学方面的时机还是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不同于《人生的智慧》里,叔本华将自己人生的感悟和自己的思想静静地娓娓道来。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站在第三者的客观角度,深入浅出地展示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并在文末给出了自己对哲学的理解和展望。原文的引用和深刻的理解使得全书读起来饶有趣味,甚是轻松。书中的精华思想俯拾皆是,对自我思考相当有帮助,很推荐找原书来看看。
中国哲学的精神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的地位,可以和宗教在其他文化的地位相比
- 哲学家所说的宇宙是一切存在之全
- 每一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
- 中国人即使信奉宗教,也是有哲学意味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而不是宗教
-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入世),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出世)
- 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就像西方人要进教堂一样
中国哲学的精神在于入世和出世的统一
- 一个人不仅在理论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那他就是圣人,他是既入世又出世的
- 儒家认为,处理日常的人伦事务,也是圣人分内的事。他不仅作为社会的公民,也作为“宇宙的公民”
- 中国的哲学讲的是“内圣外王”,因此必定和政治思想分不开
- 哲学的主题不单是获得“内圣外王”的知识,而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即知行合一。
中国哲学家习惯用含蓄、名言隽句、比喻例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也是难以翻译的原因。
-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
- 翻译工作如果嚼饭喂人,一个人如不能自己嚼饭,就只能吃别人嚼过的饭
中国哲学的背景
哲学是反思的思想,因此,也会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
- 中国是大陆国家,因此意象中“海”出现得就很少
- 作为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思想和政策的中心都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展开,也带来了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的“重本轻末”政策,即士农工商依次4个阶级
- “反者道之动”表示任何事物发展到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这受到了日月运行、四时相继的启发。这也为中庸之道提供了论据。做得太过,不如不做。
- 道家和儒家不同,在于他们对自然的理想化,而谴责文化
- 由于拥有土地限制了人的迁徙,中国的家族制度发展起来。儒家学说大部分在论证这种制度的合理性。
- 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偏入世),而道家强调人的内部自然自发地东西(出世)
-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在通过直觉得到的东西(MBTI里的N),而不是标识任何演绎推理中的抽象概念(S)
各家的起源
司马谈和刘歆都有关于各家起源的研究。其中司马谈将哲学家分为:
- 阴阳家
- 儒家
- 墨家
- 名家
- 法家
- 道德家
刘歆在补充了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后,也给出了各家的起源。在作者的理解里:
- 在周朝的统治下,周王是大家的“共主”,周王下有许多国家,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国君。国家内的土地会再分成很多采邑。他们的所有者是政治、经济的主人。被称为“君子”,即国君的儿子,另一个阶级是“小人”阶级,或叫庶民,即普通人民群众,当时有机会受教育的少数人即是学术的中心,他们也是贵族。附属于他们有各门专业知识的官吏。这就是周朝早期的官、师不分。
- 随着封土建国的制度逐渐解体,这些原来的贵族或官吏流落民间,遍及全国,开始以私人身份靠专门的才能或技艺谋生,从而出现了师和官的分离。上面提到的各家的“家”,就暗示了个人和私人有关的意思。
孔子:第一位教师
孔子是中国第一位私人教师,是儒家创始人,他提出仁、义、忠、恕的理论,倡导人们成为品德高尚,推己及人的圣人。
- 《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在孔子前就已出现,是周代封建制度前期贵族教育的基础
- 孔子自觉自己的任务是向弟子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述而不作”),当然孔子的解释也是从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也不是单纯的传述,加入了新的东西。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儒家经书代代相传,形成了无数的注疏。
- 关于社会,孔子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自做好自己的角色,负有相应名的人都必须履行对应的责任和义务。
- 关于人的德行,孔子强调仁、义,特别是仁
- 义是事之“宜”,即做“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这些事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义与利直接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义的本质是“爱人”,就是仁。即一切德行的总和
- 做到仁的办法是忠、恕,即“仁之方”。行忠恕就是行仁
- 忠,己之所欲,亦施与人
-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即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因为道德考虑,而没有其余因素。因此,儒家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做的事。不过他所做的事都是“无所为”,因为这些事的价值在做事本身,而不是外在结果。所以在之后,儒家将命只当做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条件和力量。我们能够做的尽力去做我们应该做的(做事本身),而不计成败(外在结果)。这就是“知命”
- 知命就是承认世界本来的必然性。对于外在成败无所萦怀。通过我们尽义务这种行动,这项义务在道德上就算尽到了
-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自述中,孔子总结了自己的精神修养过程
- 这里的学,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增加知识,而是寻找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 “立于礼”,三十而立是指这时候已经懂得了礼,言行得当
- “四十而不惑”,是说这时已成为知者
- 五十、六十就已经到了认识并顺乎天命的境界,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做事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所意识到的价值也高于道德价值
- 七十从心所欲,意味着孔子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的正确,行动无需有意指导
墨子: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
墨子姓墨名翟,是墨家的创立者。如果说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墨子就是它的批判者。墨家强调,兼爱非攻,天志明鬼。
- 墨家发源于流散各地的世袭武士,即游侠。侠更多出身下层阶级,礼乐之类的对他们来说都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奢侈品。墨子和墨家正式从这个观点来批判传统制度。这种批判和对本阶级职业道德的发挥和辩护,构成了墨家哲学的核心
- 墨子对儒家批评在于,不信天鬼,强调礼乐,相信命运。矛盾来源于
- 下层阶级的人对于天鬼的怀疑,相比饱学深思的人,发生的更加迟缓
- 礼乐对于低层阶级无用
- 墨子这里指出的相信命运和“知命”不是一回事
- 墨子的仁义是指兼爱,即同等的、无差别的爱别的一切人。这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显然相反。墨子认为,仁人的任务是为填下兴利除害
- 为了诱导人们实行兼爱,天志和明鬼意指,天帝和鬼神会监督人的行为,奖励兼爱的人,惩罚不遵守的人
- 看起来儒家不信鬼神,但行祭祀,墨家引入鬼神力量,但反对丧葬和祭祀缛礼是矛盾的。因为
- 儒家行祭祀不是因为相信鬼神真正存在,而是出自孝敬祖先的感情,礼的意义不是宗教的
- 墨子引入鬼神,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兼爱学说设立宗教式的制裁力量,是从功利主义出发的,而不是对超自然实体有什么兴趣,
- 兼爱除了宗教制裁,也需要政治的制裁。国君的主要任务是监督人们的行为,奖励兼爱,惩罚不兼爱的人。而国君的出现是为了把人民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从而
- 国家是极权主义的,国君的权威是绝对的,这是为了结束混乱的局面
- 墨子也发展了侠的职业道德,非常强调团体内的服从和纪律
道家的第一阶段:杨朱
混乱的政治局面里,出现了“避世”的隐者。隐者是“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杨朱的理论里,秉承“为我”和“轻物重生”。这也是后面老子和庄子思想的发源。
- 道家不只是普通的隐者,不仅“避世”和“欲洁其身”,还要提出一个思想体系,赋予自己行为以意义。生活在墨子和孟子中间的杨朱就是最早的代表人物。
- 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是“为我”和“轻物重生”。其中“为我”即个人主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轻物重生”即珍惜自己的身体甚于外物,“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即使失了天下,有朝一日或许能够再得,一旦死了,就没法再活。这就明显和墨子的兼爱理解不同。
- 先秦道家认为,不要太好,也不要太坏,是保身全生免受人世伤害的最好办法。所以《庄子》有些话就在赞美“无用之用”,其中无用就是全生的办法。
- 杨朱之后,老子作为第二阶段,庄子作为第三阶段发展了道家思想。道家哲学出发点就在全生避害。对此,
- 杨朱的办法是“避”,但人世间如此复杂,有些恶无法避开,所以,
- 老子的办法是揭示宇宙事物的变化规律,在懂得事物基本规律后,就可以把事物转向对自己有利。可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绝对的保证,尽管小心翼翼,总还是有受害的可能。于是,
- 《庄子》在老子的大彻大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下,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生死,看物我,从而超越现实世界。
- 可见,先秦道家都是为我的,不过随着后面的发展走向了反面,取消了它自身
儒家的理想主义者:孟子
孟子相对荀子代表儒家理想主义的一侧,补充了为仁的出发点,以及将个人道德推广到治国政治方面。
-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这并不是说大家出生就是圣人,而是说每个人内心都有种种善的成分。孟子举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的本性都有这“四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有此四端,所以应当发展之。只有发展”四端“,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我们的性“天之所与我者”,充分地发展了四端,知道了性,就知道了天。
- 儒道的根本分歧在于仁义的本质是利他,而杨朱的原则是利己。
- 儒墨的根本分歧有两点
- 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爱我身于吾亲”。在孟子看来,这种差等完全正常,而人应当做的就是推广这种爱到更广的社会成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推广就是在差等的原则上进行的。
- 儒家认为,仁是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而墨家认为,兼爱是外在力量认为附加于人的,根据功利主义,可以通过超自然和政治制裁诱导人们实行兼爱
- 在国家起源论上,不同于墨家的功利主义(国家存在是因为它有用),儒家认为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国家存在是因为它应该)。孟子主张“人是政治的动物”,只有在国家和社会里才能充分发展人伦。因此
- 国家是一个道德的组织,国家的元首必须是道德的领袖,所以只有圣人才能成为王
- 如果圣人为王,他的治道就是“王”道,相反就是“霸”道。王道靠道德指示和教育来治道,霸道靠暴力的强迫治道。而行王道出发点极其自然,正是圣王推广自己的“恻隐之心”的直接结果,即上面四端时,所说的“善推其所为”。
- 在孟子的流派里,宇宙实际上是道德的宇宙。人的道德准则就是宇宙的形上学原则。一个人充分发展自己的性,行忠恕来达到仁,自我自私减无可减时,不仅知天,而且同天,与宇宙同一,由此就认识到“万物皆备于我”,这也是孟子哲学里一丝神秘主义的成分。
- 一个人“知道”而且长期“集义”,浩然之气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但是另一方面,丝毫的勉强都会坏事,就像揠苗助长一样
名家
名家更注重名和实的对比,又或者是主体和客体的对比。举个例子,“这是桌子”里,“这”是实,“桌子”是名。在有些时候,名家更像诡辩家。
- 名家乐于提出一些怪论,和与人辩论。名家可能来源于讼师。
- 惠施和公孙龙是名家的创建者,他们分别代表名家的两个趋势:
- 惠施强调实的相对性,即实际事物是可变的、相对的
- 公孙龙强调名的绝对性,即名称代号的不变性,绝对性
- 惠施的相对论里,实际具体事物的性质、差别都是相对、可变的,万物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
- 公孙龙的共相论里,有著名的“白马非马”的命题,即白马和马的内涵不同,各自指代不同的东西,《坚白论》里的“离坚白之辩”也是阐述坚和白两个相互独立的属性。一个普通名词,即“名”,以某类具体事务为外延,以它们共有的属性为内涵(这匹马)。抽象名词则只表示属性或共相(马)。
- 名家的哲学家通过分析名、以及名和实的关系及区别,发现了中国哲学中“超乎形象”的世界
道家第二阶段:老子
老子的理论见于《老子》(又称《道德经》)。老子中也有对于名的探讨。
- “形象以内”的一切事物都有名,或有可能有名。相反,老子说的相反的“无名”则一定超乎形象。道家的“道”就是这种“无名”的概念。它指宇宙的本源状态,此时万物还没有形态和特征。“无名”强调了"道"的超越性、不可言说性和不可知性。为了谈论它才勉强用“道”来代称之。所以道是无名之名。
-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是《道德经》的开篇。我们可以尝试用语言去描述和理解"道",但是我们用语言表述的"道",并不是"道"的本质;同时,我们可以给万物起名字,但是这些名字并不能完全代表万物的真实本质,因为万物的本质超越了名字的定义。“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宇宙刚开始形成时,万物还没有名字,这是"无名"的状态,也就是"道"的状态。而当万物开始具有形态和特性时,我们给它们起了名字,这是"有名"的状态,也就是万物的存在状态。“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也是这个道理,在能够使任何物之前,必须先是“有”。“道”是“无名”,是“无”,是万物之所从者。
- 《庄子·天下》说,老子的主要观念是“太一”、“有”、“无”、“常。”。“太一”就是“道”。“常”就是不变,虽然万物在变,但遵循的规律不变。这些规律里最根本的就是“反者道之动”,任何事物的某些性质如果向极端发展,这些性质就一定会转向它的反面。“富贵而骄,自遗其咎”。骄就是人到了极端界限的标志。
- 在处世上,老子延续了道家“全生避害”的中心思想,主张知道自然规律,指导个人行动,“不知常,妄作,凶”,又可以称为“袭明”,即沿袭明了的道理。袭明的通则如下。
- 想得到什么东西,就要从反面开始,“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 想要保持什么东西,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相反的东西,“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 “无为”不代表完全无所作为,而是为得少一点,不要违反自然地任意的为。人为、任意和自然、自反相反。老子认为,道生万物,在生的过程里,每个个别事物都从普遍的道理获得一些东西,这就是“德”。
- 按照“无为”的学说,生活要顺德而行,不做人为努力。人们丧失原有的“德”,是因为欲望太多,知识太多。因此,老子强调弃智。知识使人对于欲望的对象知道得更多些,随着知识的增加,人们就不在安于知足、知止的地位了。
- 政治学说上,道家同意儒家的说法,即理想的国家需要以圣人为元首,不过在道家里,圣王的职责是不做事,完全无为。天下大乱,不是因为很多事情没做,而是做了太多事情。圣王要做的就是废除这一切,然后无为而治。不过圣人的“愚”是一个自觉的修养过程的结果,它比知识更高,而不是孩童的“愚”的状态
道家的第三阶段:庄子
庄子,又名庄周,是先秦最大的道家。
- 相对幸福 & 绝对幸福
- 自由发展自然本性,可以得到相对幸福,其中自然本性,即从“道”生来的“德”。万物皆不同,可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充分发挥自然能力的时候,获得的幸福是同等的。
- 对事物自然本性有更高理解才能得到绝对幸福
- 顺乎天是一切幸福和善的根源,顺乎人是一切痛苦和恶的根源。
- 政治、社会哲学
- 正因为一切法律、道德、制度、政府都是立同禁异,都是“人”为,庄子激烈反对通过正规的政府机器治天下,主张不治之治是最好的治。
- 庄子和老子都主张不治之治,理由却不一样,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即越统治越得不到想要结果。庄子强调天人之别。越是以人灭天,越是痛苦和不幸。
- 情与理
- 相对幸福之所以叫相对,就是因为它会受到死亡、疾病、年老等限制,让人无法充分自由地发挥自然能力。人可能有许多大祸临头,并为之忧虑,另外也会因为其他人受苦感到哀伤。但人可以利用理解的作用削弱感情,是谓“以理化情”。
- 圣人对万物的自然本性有完全的理解,所以无情,他的心也不受世界变化的影响
- 绝对幸福
- 要想获得绝对幸福,人需要更高层次的知识和理解,并达到人与宇宙的同一,超越事物间的差别,超越自己和世界的差别。
- 庄子认为,人们发表的看法和思想都只能代表自己的片面观点,无法得到最终结论。因此所有观点都是相对的。
- 从更高的道的观点看事物,可以叫做“照之于天”。(很像是GEB里的W方式)。从道的观点,每物刚好就是每物的样子。万物虽不相同,却都是由道而生,可以统一为一个整体,即“通于一”。
- 那么更高层次的“一”是什么呢?“一”是不可言说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一旦有所思议,有所言说,它无所不包的统一性就丧失了。得道之人,不仅有关于“一”的只是,甚至有所体验。这种境界被称为“无竟”。他已经忘了事物的一切区别,他的经验只有混沌的“一”,“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庄子通过取消问题的方式,解决了全生避害。
- 圣人通过超越和忘记事物区别(弃知)的方式达到和“大一”合一,也就是和宇宙合一。宇宙永远存在,所以圣人也永远存在
后期墨家
《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统称“墨经”,是墨家从务实角度出发,发展知识论和逻辑学理论的成果。
- 墨经里对知识进行了分类,按来源可以分为:亲身经验、权威传授、推论演绎;按认识对象分为:名的知识、实的知识、相合的知识、行为的知识。其中相合的知识指名和实的对应关系
- 逻辑学的讨论
- 《小取》里用或、尽、假、效、辟、侔、援、推分别表示特称命题、全称命题、假(假设)言命题等
- 《经上》里出现了表示必要条件的“小故”和充分必要条件的“大故”
- 捍卫兼爱说
- 后期墨家遵循功利主义的传统,主张人类行为目的都在趋利避害,“义,利也”。同时对利的本质给出了享乐主义的解释,“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从而,利民的意思就是让“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 后期墨家认为兼爱的关键在于“兼”。即必须遍爱一切人,才算爱人。
- 针对兼爱说有两条反驳,“无穷害兼”,即一个人不可能兼爱到一切人;另一个是说,“杀盗,杀人也”,即“杀盗”的刑罚和兼爱矛盾。对此,墨家在《经说下》和《小取》里用类似诡辩的方式予以了回应
- 对其他各家的批评
- 《墨经》反对惠施的“合同异”之辩,指出推导中对“同”字的歧义误用;同时墨家从实际物理世界出发,反对公孙龙“离坚白”之辩
- 墨家后期批评了道家的“绝学无忧”,认为学和教是相互关联的,以“学无益”为教,这本身就是一种教
- 《经下》对庄子观点相对性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庄子认为辩论中胜者未必正确,败者未必错误。后期墨家认为,庄子这番话正是在跟其他人辩论。
- 后期墨家批评道家的知识无用论,认为庄子的侈谈和讨论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自相矛盾
阴阳家和先秦的宇宙发生论
阴阳家起源于方士,《汉书·艺文志》把方士分为6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 术数
- 六种术数里,蓍龟是古代占卜的办法,“蓍”即用蓍草的茎按照程序操作,得到一定组合,再查《易经》解释,“龟”即在龟甲或兽骨上钻洞,然后用火烧灼,根据裂纹卜问吉凶
- 杂占和形法后来发展成风水,它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
- 术数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也是科学的起源。它和科学共同点在于都是以积极态度解释自然,通过征服自然为人服务
- 《洪范》里的五行
- 五行最早的记载与《书经》的《洪范》。五行应当被看做五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力。而不是五种元素。
- 《洪范》里的五行是粗糙的实物概念,而不是抽象的力。
- 《洪范》还认为,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相关,君主的恶行会导致自然界异常现象的出现,这一点还有两种解释
- 目的论:恶行使“天”发怒,警告君主
- 机械论:君主的恶行自动导致自然界的混乱,从而产生异常现象
- 《月令》
- 《月令》里的宇宙结构既是空间结构,又是时间结构。由于位于北半球,阴阳家很自然把四季和方向关联起来。夏季配南方,冬季配北方,春季配东方(日出),秋季配西方(日落)。同时,昼夜变化是四季变化的小型表现。
- 南方和夏季对火,北方和冬季对水(冰雪),东方和春季对木(万物生长),西方和秋季对金(肃杀)。而土是五行的中心。位于四方的中央,时间上位于夏秋之交。
- 《月令》规定天子在每个月都应当按月做一些特定的事,才能顺应天意
- 邹衍的历史哲学
- 邹衍以五德转移解释历史变化。阴阳家认为,五行按顺序相生相克,且和季节顺序一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而朝代的顺序也是一样的,黄帝以土德王,为以木德王的夏所克,为以木德王的夏又被以金德王的商所克,以金德王的商所克又被以火德王的周所克,以此类推完成循环。因此,后续王朝直到汉朝到按这个顺序,相信皇帝是乘五德转移之运而王。
- 到取消帝制前,皇帝的正式头衔一直是“奉天承运皇帝”。所谓“承运”就是乘五德转移之运
- 《易经》里的阴阳
- 五行解释了宇宙结构;阴阳学说解释了宇宙的起源
- 《易经》的经,基本成分是3条连线或断线组成的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任选两卦,得六十四卦。卦里的连线代表阳,断线代表阴。《易经》原文只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辞和爻辞。
- 现代学术界认为八卦、六十四卦都是用来拟合蓍龟里的裂纹和蓍草组合,来断定所卜的吉凶
- 乾和坤结合形成其余六卦,《易经》认为这种过程就是阴阳结合而生天下万物的象征。这个过程与男女生成生物的过程完全相似。“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儒家的现实主义派:荀子
孟子代表儒家的左翼,强调个人自由,却重视超导的的价值,接近宗教;荀子代表儒家的右翼。强调社会控制,但发挥自然主义,直接反对任何宗教观念。
- 荀子主张性恶说,和孟子的性善说恰恰相反。他认为一切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人在宇宙里和天、地有相同的重要性。宇宙里,天、地、人各自有自己特殊的职责。人的职责是利用天地提供的东西,创造自己的文化
- 照荀子所说,凡事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不会是善的,人生来就有求利求乐的欲望。但同时人也有智能,可以使人向善
- 道德的起源
- 既然人生来就是恶的,道德来源于
- 人们不能离开某种社会组织而活,有了社会组织,人们就需要行为的规则,在满足自己欲望的同时接受一定限制,那就是“礼”。
- 人应当有社会关系和礼,因为只有这样才使人区别于禽兽
- 礼的功能就是调节,使人文雅
- 既然人生来就是恶的,道德来源于
- 礼乐的学说
- 儒家认为丧礼和祭礼在礼中很重要。照儒家所说,行丧祭之礼时,我们是在欺骗自己,但又不是真正的欺骗。我们既按所知道的,又按所希望的去对待
- 人心有两个方面:理智的、情感的。礼中迷信和神话的部分,在儒家的解释下,由宗教转化成诗。区别在于宗教把想象当做真的,而诗把它当假的。我们从诗里获得的情感满足并不妨碍理智的进步
- 类似的,为求雨而祭祷,为重大决定而占卜,都只不过是表达我们的忧虑而已
- 在荀子看来,音乐是道德教育的工具
- 荀子的《正名》篇也有除伦理以外的逻辑探讨
- 荀子将其他各家的谬误总结为,“惑于用名以乱名”、“惑于用实以乱名”、“惑于用名以乱实”。荀子断言出现这些谬误,是因为“今圣王没”,即缺少统一人心的政治权威
- 荀子有两个出名的学生:李斯和韩非
韩非和法家
- 西周封建社会依照两条规则办事:“礼”这种不成文法典用来约束贵族;“刑”用来约束“庶人”,即平民。所以就有礼记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 这样做是因为封建社会结构简单,天子、诸侯、大夫都通过血亲相互联系。他们间遵礼而行
- 周朝的后几百年,社会制度逐步解体,君子和小人的社会地位不再绝对。此时需要一个权力高度集中且功能复杂的政府,诸侯也需要这种政治人才,就是所谓“法术之士”。
- 因此,法家不能和法律、审判联系起来,它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方法。
- 韩非代表法家的巅峰。他综合了下面三派:
- 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即权利、权威
- 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即用人方法、政治手腕
- 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即法律、法制
- 韩非认为明主依法行事,公正无私;同时知道如何用人;另外还有权威、权力来加强其命令的力量。“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
- 中国人尊重过去的经验,即若要试用新的东西,总是先回顾过去经验。其他各家里都有从历史里吸取经验的地方。法家则是例外,他们承认过去的古人更纯朴,然而只不过是由于物质条件使然,不是由于任何天生的高尚道德,“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这一点和恩格斯在《国家,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中表达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韩非用了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来表达这点。
- 治国之道
- 法家在上面的基础上,主张君主用法用势治民,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或像儒家主张的那样成为圣人。
- 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他只要有术,就可以找到适当的人替他做立法、监督这类事情,又叫做“循名而责实”,即把某个特殊的名(头衔)加到某个特殊的人(实)身上
- 赏、罚是君主的“二柄”,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性趋利避害。可见,法家的治国之道也是建立在人性有天然的恶这个前提之上
- 法家和道家
- 法家也主张“无为而无不为”,但是原因是,有别人替他无不为。这点是法家和道家在人性、社会控制完全相反观点里的共同之处
- 法家的治道依赖君主公正无私
- 法家和儒家
- 儒家主张以礼以德,而非以法以刑,对贵族和平民都是如此,这点上儒家是保守的;但儒家跳出按出身、财产划分的阶级,只区分个人的道德水平这点又是革命性的
- 法家则认为,对贵族和平民都应该以法以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可见,对比下,儒家是理想主义,法家是现实主义
儒家的形上学
《易传》和《中庸》代表儒家形上学的最后阶段。
- 《易经》本是一本占卜的书,儒家为它做出了宇宙论、形上学、伦理的解释,构成了《易传》;而《中庸》是《礼记》的一篇。
- 事物的原理
- 和道家相反,《易传》的道不但可名,而且也只有道可名。这里的道有点像共相的概念,或者编程里的接口定义。有许多这样的“道”,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它们就是君臣父子所应当成为的样子(“鸭子类型”)
- 《易传》的作者认为所有六十四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辞代表了宇宙的所有道。从道德的观念,遵之则是,违之则非。
- 《易传》中认为,事物变,但道不变;事物是复杂的,但道是容易且简单的
- 万物的道
- 生成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生成万物的“道”
- 变化之道,易有一个意义是变换、转化。《易传》认为宇宙万物永远在变化,而运行要在恰当的地位、恰当的限度、恰当的时间。既不太过,又不不及。
- 中和
- “中”的含义是既不太过,又不不及,时间上恰到好处称为“时”,合在一起叫做“时中”
- 和是中的结果。一切情绪和欲望都满足和表达到恰当的限度,人的内部就会达成和谐,精神就会健康。社会里所有人的欲望和情感都满足和表现到恰当的限度。社会内部就和谐、安定有秩序。
- 和是调和不同以达到和谐的统一,中的作用就是和。这种和,蔓延到全宇宙,就叫做“太和”
- 庸常
- “庸”即普通、平常。庸常即普通平常。“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率性即遵从天性,修道是因为虽然人人都遵循自己的“道”(J方式,机械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充分觉悟到自己的“道”(W方式)。
- 教还有一个作用是把不同程度在做的事做完全
- 明诚
-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一个人若是把他明白的完全做到了,他就是圣人;一个人若是明白了他所做的普通活动的一切意义,他也是圣人。做不到就无法明白全部意义,不明白意义也不可能完全做到
- 为了达成与天地参,不需要做非常的事情,只需要做普通而平常的事,做得恰到好处,而且明白其全部意义。这和道家否定知识,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超脱“彼”“此”不同。儒家是通过推广仁爱,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超脱人我和物我的分别。
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
春秋之后的哲学发展和政治形式的变化分不开。
- 秦统一前,以礼约束个人和各国行为,礼就像封建武士的骑士精神,随着周朝衰微而衰微。
- 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从一开始考虑的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问题,所谓天下,指的是全世界而不是全国
- 四书中的《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
- 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其中亲民是手段,止于至善是结果,明明德是纲领
- 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才是本质,前四条是手段,后三条是推广。
- 一个人并不需要成为国家或天下的元首,才能做到治国、平天下。仅需要作为一份子,为国、为天下尽力而为,就是止于至善了。
- 《荀子》称哲学家的见和蔽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也体现了他的折中趋势
- 《庄子》最后一篇《天下》里也体现了折中观点。其中将全部真理称为“内圣外王之道”,即“道术”,部分真理称为“方术”。各家都对“道”的某一方面有所“闻”,但各家都只了解了一方面。将道分为本末精粗四个方面,儒家只知末和粗,但并不知道精和本
- 后续在司马谈和刘歆的著作里也希望融合各家思想的优点,得到一个全部真理的“道”
- 中国人最关切的中国文化和文明的继续和统一
将汉帝国理论化的哲学家:董仲舒
秦国依靠法家的残酷统治征服各国,统一了全中国,只存在了约15年就奔崩溃了。汉朝继承了秦朝政治统一的思想。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里起到了重要作用。
- 董仲舒结合阴阳家和儒家,为当时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了理论根据。
- 宇宙发生论
- 宇宙由天、地、阴、阳、五行和人组成。五行顺序是木火土金水,“比相生,间相胜”
- 阴阳盛衰遵循固定的轨道,轨道式经过四方的圆圈,从而经过土木水金,阴阳间盛极必衰。
- 按董仲舒的说法,人是天的副本,高于宇宙其他一切的物。
- 人性学说
- 人心有性、情两种成分。只有教化才能使人与天、地同等。和性恶说相反,善是性的继续,不是性的逆转
- 社会伦理学说
- 阴阳说是社会秩序的形上学根据。
- 董仲舒从之前儒家的五伦中发展处三纲五常。纲即网的大绳,三纲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常即不变的德性,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 三纲是社会的伦理,五常是个人的德性
- 政治哲学
- 政府的职能是帮助发展人性,这一点和先前儒家一致
- 董仲舒从目的论和机械论两点出发,去解释政治过失和自然界异常现象的联系
- 历史哲学
- 董仲舒用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取代了五德运行,来解释朝代更迭
- 王者受命于天,既为行使皇权提供根据,又对行使皇权做出限制
- 董仲舒以《春秋》为权威的主要来源,《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三本解释《春秋》的书也成为了经典。
- 《礼记》的《礼运》篇描绘了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乱世、小康、大同。
儒家的独尊和道家的复兴
汉朝巩固了秦朝首次实现的统一
- 统一思想
- 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严格按法家行事,彻底扫荡其他思想。因为韩非早已说过,“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种残暴也促使它迅速垮台。
- 汉朝统治者延续统一帝国思想,但不像秦朝一样不加区别的禁绝一切学派的思想,形成思想的真空,而是从“百家”中国选出儒术,所谓“独尊儒术”,作为国家教义。而对于教授其他思想也没有刑罚,只不过做官的人需要学习《六经》和儒术
- 孔子的地位在此之后获得异常高的地位
- 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
- 古文学派生成拥有免于焚书之害的古书,进人学派所用的经书则是以汉代文字书写的
- 古文学派是先秦儒家现实派的继续,今文学派则可能是理想派的继续
- 古文学派具有荀子一样的自然主义宇宙观。扬雄和王充就是古文学派的成员。其中,王充反对偶像崇拜,有着科学的怀疑精神,著有《论衡》,里面他说“事莫名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 道家与佛学
- 古文学派扫清了儒家里的阴阳学部分,这一部分后来和道家混合,才形成了道教。道教和道家是两码事,就像佛教和佛学也是两回事一样。道教虽然一贯反对佛教,但道家却以佛学为盟友
- 在出世上,道家不如佛学,但神秘上两者有相通之处。道家的“道”,类似佛学的“真如”,都是不可言说的
- 政治社会背景
- 汉朝独尊儒术和尔后道家复兴有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秦国征服六国,靠的是法家为核心的残酷无情。汉朝取代秦朝后,自然要苛责法家的苛刻。法家于是成为秦朝的替罪羊。各家中,离法家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
- 道家的政治哲学倾向于政府不要多管事情,如果前王管事过多造成恶果,圣王就应该消除。这正好符合汉初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在汉朝初期,政策就是去除秦朝苛法,与民休息。
- 国家恢复元气后,道家哲学就不适用了,而需要一个进一步建设的纲领。统治者就在儒家学说里找到了。儒家保守在本质上是贵族政治的哲学,革命在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财富阶级,而是仁义道德。儒家废除了之前的封建制度,将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分离,但之前的家族制度仍然存在。新的贵族需要学习儒家里的繁文缛礼,成为有德有礼的人,来给自己的社会地位背书。
- 法家虽然成为替罪羊,但也没有被完全抛弃。随着国家版图的扩张,统治者依然需要法家的理论技术。正统儒家责备各朝统治者“儒表法里”。其中儒家覆盖社会组织、精神、道德文明和学术界。法家适用在实际政治的理论和技术
- 道家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又重新兴盛。汉朝灭亡后,到隋朝再次统一全国这300多年里,道家和佛教迅速发展起来。
新道家:主理派
新道家指的是公元三四世纪出现的“玄学”。《老子》第一章最后一句描述“道”的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里就有“玄”。因此,玄学也表明它是道家的继续。
- 重新解释孔子
- 新道家出现时,孔子作为中国的先师地位已不可动摇。因此新道家接受了一些重要的儒家经典,同时在接受时,按老子、庄子的精神做了重新解释
- 新道家认为孔子甚至比老子、庄子还伟大
- 向秀和郭象
- 向秀和郭象是新道家主理派的代表,他们对庄子的注解有相通之处,下面简称为“向郭注”
- 向郭注认为道是真正的无,“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先秦道家所说的道生万物,不过是万物自生。所说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不过是有生于自己,万物常存。
- 万物自生,向郭称之为“独化”。物与物的关系是存在且必要的,但是每一物的存在又都是为了它自己,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一物。存在于宇宙的任何一物,需要整个宇宙提供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它并不直接由另外的事物造成。这是一种机械论的观点。就像社会主义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而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制造的。所以物不能不是它现在的样子(“存在即合理”),社会现象也是一样,“治乱成败……非人所为,皆自然耳”。
- 向郭认为宇宙不断变化,社会也是一样,形势变化,制度和道德也应随之而变,自然生成。过时的制度和道德应当因为不自然而淘汰。
- 在有为和无为上,向郭的观点与老庄类似。既然新的制度和道德随着社会形势自生,顺着它们自然发展就是无为;反对它们,固守就到的和旧制度就是人为,就是有为。一个人在他的活动里,让他的自然才能充分自由发挥就是无为,反之就是有为。
- 向郭认为只有模仿的人才有知识,反对模仿,提倡“任我”,“无为”,因为
- 模仿无用,环境在不断变化,之前的经验不适用于现在
- 模仿没有结果,一物无法通过模仿成为另一物
- 模仿有害,会让人丧失自然本性
- 一个人若能真正“任我”,就可以“齐物”,即万物同等的道理,从而就能从更高的观点看待万物
- 一个人若能超越事物的差别,就能享受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幸福,绝对意味着他能够超越有限,与无限同一。在向郭体系里,“道”是真正的“无”
新道家:主情派
向郭注里,对于“弃彼任我”而生的人做出了理论解释。这种人的品格就是“风流”。
- 《世说新语》里充满魏晋新道家和佛教朋友的“清谈”,清谈的艺术在于,将最纯粹的思想,通常是道家思想,用精粹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
- 风流和romantic的含义类似
- 《列子》的《杨朱》里,提到了治内和治外,所谓治内就是向郭说的任我,治外就是向郭说的从人。任我即任从自己的理性和冲动,从人即遵从当时的风俗道德。新道家提倡前者,但在强调理性还是冲动上,可以划分为主理派和主情派。主情派强调任从冲动而生。
- 任从冲动
- 新道家任从冲动,但绝不是追求肉体的快乐,而是对于超乎形象者有所感觉,即超越感。这种超越感就是“风流”品格的本质。具有这种超越感的,按道家学说成为有玄心的人,必然对于快乐有妙赏能力,最求更高雅的快乐。
- 不论是刘伶、嵇康、还是阮籍、支遁,都有物我无别、物我同等的感觉
- 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能够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所描绘的对象上,然后通过工具媒介表现出来
- 情的因素
- 庄子认为圣人无情,因为他能够“以理化情”。王弼则认为,圣人有情而无累。新道家的动情,不是在个人的得失,而是在宇宙人生的某些普遍方面。他们有情,有宇宙人生总体的情。
- 性的因素
- 新道家对于性的态度,似乎是纯粹审美,不是肉感的。晋代新道家认为,“风流”来自“自然”,“自然”反对“名教”。
中国佛学的建立
佛教的传入给中国宗教、哲学、文化、艺术等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
- 佛教传入和发展
- 佛教传入无确切年份,在公元一、二世纪时,只被认为是有神秘法术的宗教。公元三四世纪,随着《佛经》翻译增多,人们对佛学了解更进一步,认为佛学很像道家哲学。佛学著作也被“格义”(类比)成道家哲学来解释。在5世纪后,佛学和道家哲学渐渐综合,形成中国形式的佛学。
- 佛教的中道宗和道家哲学相互作用,形成了禅宗
- 佛学的一般观念
- 小乘和大乘里,小乘围绕个人,大乘围绕众生。大乘在中国的佛学获得了永久地位。大乘佛学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亮点是:它的宇宙的心的概念,和形上学的负的方法。
- 佛教的各宗派都相信“业”的学说。业可以解释为行为、动作,但实际含义广泛得多,除了外部行动外,还包括有情物所说和所想的。照佛学的说法,一个有情物的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它的心的表现。业是因,报是果,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一连串的因果造成的。一个有情物的今生只是这个过程的一方面。今生来自前生的业,而今生的业决定来生的果。来生的业又报在来生的来生,以致无穷。这一连串的因果报应就是生死轮回,也是一切有情物痛苦的主要来源。
- 照佛学的说法,一切痛苦都来自于个人对事物本性的根本无知。宇宙的一切事物都是心的表现,都是虚幻暂时的,人们对它们的渴求和迷恋是一种根本无知,即“无明”。无明生贪嗔痴恋,对生的贪恋让人陷入永恒的生死轮回,万劫不复。
- 要逃脱生死轮回,唯一的希望在于将“无明”替换成觉悟,即梵语里的“菩提”。佛教一切宗派的教义和修行都在于试图对菩提有贡献。从这些贡献里,人可以在不断重生的过程里,积累不再贪恋什么从而避开贪恋的业。这样的业带来的果就是从生死轮回里解脱出来,这种解脱就叫“涅槃”。
- 涅槃状态的确切理解可以说是个人与宇宙的心的同一,或是和佛性的同一。涅槃的人就是宇宙的心。大乘宗派,中国人又叫性宗(性宗里,性和心同一),阐发了这个学说。大乘的其他宗派,如空宗,又称作中道宗,则是用负的方法去描述涅槃状态
- 二谛义
- 二谛义即二重道理的学说,认为道理分普通意义,即“俗谛”,还有高级意义的道理,即“真谛”。另外,道理也分层次,低层次的真谛在高层次只是俗谛。中道宗的大师吉藏描述次说有三个层次的二谛。
- 第一层次,普通人以万物为实“有”,而不知“无”。说万物是“有”是俗谛,诸佛说万物是“无”,是真谛
- 第二层次,说万物是“有”,是片面的,但说万物是“无”也是片面的。“无”并不是没有“有”的结果,“有”同时是“无”。因此,说万物是“有”与说万物是“无”都是俗谛,万物非有非无,这是真谛
- 第三层次,非有非无也有区分的意思,区分本身就是片面的。因此“中道”(非有非无)就只是俗谛了,真谛是说万物非有非无,又非非有非无;中道不片面,但又非不片面
- 佛教将“无”说成“非非”,和道家将“无”说成“超乎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想入非非”的原意)
- 从上面可以看到,中道宗和道家都是在不同的层次间进行讨论,一切都否定了,包括否定这个“否定一切”。忘了一切,连“忘了一切”都忘了。这种状态,庄子叫“坐忘”,佛家叫“涅槃”。在中道宗里,不可问涅槃状态确切是什么,因为到第三层次的真谛时,什么都不能说了。
- 僧肇和道生
- 僧肇和道生是中道宗里两位比较出名的大师。僧肇认为万物每刻都在变化,任何时刻的事物都是这个时刻的新事物。僧肇的理论里,第二层次的二谛是万物非有非无,非动非静,乃是真谛。另外,僧肇把“般若”描述成圣智,而圣智其实是无知。因为第三层次里,“无”不能作为知的对象。它超乎形象,没有性质。般若是不知之知。
- 道生有几个比较有名的理论
- “善不受报”义。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心之为。既然“业”而受报,是因为贪恋和迷执,那只要无为、无心,“业”就不受报了。这个解释让道家的“无为”、“无心”有了社会伦理学以外的形上学解释
- “顿悟成佛”义。否定逐步积累学习和修行来实现成佛。这种积学,不论功夫多大,都只能作为准备工作。成佛是一瞬间的事,要么成功到达彼岸,要么失败仍为凡夫俗子。它的原理在于,因为“无”超乎形象,所以没法分成若干部分,从而不能一部分一部分修得。学和悟有区别,现有学才能有所悟。
- “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涅槃”。道生认为众生都有佛性,只是不认识自己有,即“无明”。通过学习和修行才能“见”自己的佛性,这个“见”就是顿悟。由于佛性不可分,因此要么见全体,要么毫无所见。由此推导,佛的世界就在眼前世界里
- 沿着道生给予心、性的形上学解释出发,就达到新儒家
- “宇宙的心”的观念,是印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此之前,中国哲学只有“心”,没有“宇宙的心”
禅宗:静默的哲学
禅或禅那是梵文Dhyana的音译,原意为沉思、静虑。菩提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初祖。
- 禅宗主要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传承,到神秀和慧能时,分裂成了北宗和南宗,分别代表性宗和空宗。神秀的偈强调宇宙的心,即道生的佛性,“即心即佛”。慧能的偈强调僧肇的无,“非心非佛”。
- 第一义不可说
- 后来禅宗的主流以慧能的路线为主。空宗的第三层真谛,禅宗称作“第一义”。按上一章的讨论,第一义在本性上不可说。禅师教弟子,只能通过个人接触,而无法提及佛法的根本原理。因为一旦把它叫做心或是别的什么,便落入“言筌”,即被言语约束。
- 一些禅师用静默来表现第一义的无。从这一点出发,一切佛经都与第一义没有任何真正联系。
- 修行的方法
- 第一义是不知之知,所以修行的方法也是不修之修。有修之修是有心,就是有为。不造新业,不是不做任何事,而是做事以无心。以无心做事,就是自然地做事,自然地生活。这样做事就不会引起任何结果,那么之前积累的业消除清尽后,就可以超脱生死轮回,达成涅槃
- 从而修行的道理就是充分相信自己,放下其他一切,除了日用平常行事之外,别无用功,别无修行。这就是不修之修。这和不做任何修行的普通人是有区别的。因为无任何修行的普通人行日用平常事时,不见得完全无心,还是有所滞着。要达到不修之修的境界,首先要先记住,再为了忘记而记住必须忘记。慢慢地就可以忘记必须忘记,达成无所滞着。
- 天生的无明和自然都是自然地产物;不修之修和不知之知都是精神的创造。
- 顿悟
- 顿悟好比飞跃,禅师常叫做“见道”。它如太虚廓然,消除了一切差别。这种状态下,已经抛弃了普通意义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还会假定有知和无知的区别。
- 对于达到顿悟边缘的人,禅师惯用“棒喝”的办法,即字面意义上的用突然的棒喝,震动弟子,来达成最后的飞跃。
- 无得之得
- 顿悟之所得,并不是得到了什么东西。按僧肇和道生的说法,真实即现象。顿悟前,“山是山,水是水”;顿悟后,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 禅宗看来,圣人的生活无异于平常人。圣人自凡入圣,之后又必须从圣再入凡。这也叫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尺竿头即悟的成就的顶点,在之后,还有别的事要做。不过这些事仍不过是平常的事
- 不过顿悟后,事一样人却不一样了。因为此时,他对任何事都将毫无滞着
新儒家:宇宙发生论者
经过长期分裂后,中国在隋朝又恢复统一,隋朝不久后被更强盛的唐朝取代。此时,儒家重新恢复地位。科举即从官方的儒家经典注疏里出题。此时距董仲舒的年代太远,道家的复兴和佛教传入,使得新儒家对形上学、超道德价值更为感兴趣。
- 韩愈和李翱
- 唐代后半叶,韩愈和李翱为了回答当代问题而重新解释了《大学》、《中庸》。他们认为道统代代传承,到孟子就失传了。而自己要作为孟子的继承者
- 新儒家来源于三条思想路线:儒家本身、以禅宗为中介的道家、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
- 周敦颐的宇宙发生论
- 周敦颐研究和发挥了《易传》里的观点,再用道教的图表示出来。他画的图叫“太极图”,而他的解释叫做“太极图说”
- 《太极图说》发展自《易传》里的《系辞传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 精神修养的方法
- 新儒家目的是教人成为圣人,圣人和佛的区别是,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间提高精神修养,而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内提高精神修养
- 周敦颐认为要成为圣人,需要“主静”。周敦颐说的“无欲”和道家以及禅宗里的“无为”、“无心”基本一样
- 照新儒家的说法,心无欲,则如明镜,总能立即客观反映面前的任何对象。镜的“明”好比心的“明”;镜的立即反映就像心的“通”。从而对于外来刺激的反应都是“直”的。由于直,就可以“公”。由于“公”就能一视同仁,也就是“溥”。“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所以,成为圣人的方法就是自然而生,自然而行。
- 邵雍在易经的基础上,又发挥出十二卦,用来解释四季和一天内的流转
- 阳是宇宙成的力量,阴是宇宙毁的力量。宇宙外物都经过成和毁的阶段
- 张载的宇宙发生论
- 张载强调“气”的观念。气是原始混沌的质料。他认为太极不是别的,就是气。浮、生、动的性质都是阳性,沉、降、静的性质都是阴性。气受到阳性和阴性的影响永远在聚散。气聚,就形成具体的事物;气散,就带来万物的消亡
- 由于宇宙万物都是一气,所以人和其他事物都不过是一个伟大身躯的一部分。我们要侍奉宇宙的父母(乾坤),侍奉不需要做不平常的事,每一个道德行为,只要对它有觉解,就是侍奉宇宙的父母的行为。
- 圣人由于觉解宇宙之性,因而知道“生无所得”,“死无所丧”。“生,吾顺事,没,吾宁也”。这和佛家、道家、道教对人生的态度都不同。
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新儒家之后在程颢程颐两兄弟这里分裂成2个学派,弟弟程颐的学派由朱熹完善,称为“程朱学派”,或“理学”。哥哥程颐的学派被陆九渊和王守仁发展完成,称为“陆王学派”,或“心学”。
- 理学和心学争论的核心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然界的规律是不是人心(或宇宙的心)所创造的
- 程颢的“仁”
- 程颢赞同张载的《西铭》,因为《西铭》的中心思想是万物一体。在程颢看来,与万物合一是仁的主要特征。人必须觉解他与万物本来合一的道理,之后做事时诚实地遵循这个道理。这样积累多了,就会感到和万物合一。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为的努力。
- 程颢认为,万物都有对于“生命”的倾向,这种倾向构成了天地的“仁”。万物间都有内在的联系,孟子的“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都不过是我们和他物间这种联系的表现。
- 程朱的“理”的观念来源
- 程朱学派从《易传》中发展处自己的“理”的观念。和道家的“道”是统一的“一”相反,《易传》的道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事物有不同的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这里的理就像规律、共相)。邵雍认为,个体事物存在前,支配事物生成变化的理就存在了,譬如在数学之前就有一个“数学”(客观规律)
- 程朱认为万物要存在就一定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形成某物的材料是“气”,而形成原理是“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理”是形而上的“道”,是抽象的。“器”是个形而下的,是具体的。
- 程颐的“理”
- 按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加减的。形而上的世界“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前半句是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后半句是因为其中充满了全部的理。不论实际世界有没有它们的实例,不论有没有人知道它们,它们都在那里。
- 程颢和程颐都推崇用“敬”来修养精神。“敬”不仅包含了周敦颐提出的“静”里无须努力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需要最初的努力来达到无须努力的状态。理学和心学的分歧争论的一个点就在“敬”的对象。
- 处理情感
- 新儒家处理情感上,遵循着王弼的“有情而无累”。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情感和自我联系起来。程颢说的“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勿“自私”,勿“用智”,和周敦颐的“静虚动直”是一回事
- 按程颢的观点,圣人亦有感情,但因为他的心“廓然大公”,这些情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现象,和他本人并无联系。换句话说,他的心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任何东西,但只要对象消逝了,它引起的情感也随之消逝。新儒家常用的颜回“不迁怒”的例子就是这个道理。在新儒家看来,颜回不迁怒是因为他没有把情感和自我关联,一件事物在他心中引起的情感就像东西照在镜子里一样。
- 寻求快乐
- 新儒家试图在名教中寻求乐地。程颐认为,圣人之乐是心境的自然流露,是自乐。曾点在回答孔子自己的志愿是什么时,说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朱熹认为曾点恰有风流的基本品质,即超越万物的心,在生活里只遵从这个心,不遵从别的。曾点快乐,是因为他风流。
- 新儒家认为,“名教”并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是“自然”的发展。
新儒家:理学
朱熹又称朱子,他发展的程朱学派虽然受到非议,但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独一的哲学系统。他既有渊博的学识,可以看作著名学者,又有精深的思想,使其成为一流哲学家。
- 理
- 朱熹将程颐所说的“理”表述得更为清楚明白,“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宇宙中各类事物都有自己的理。正有此理,使此类事物成为此类事物(是不是很像鸭子类型)
- 在具体的物存在之前,已经有理。理是永恒的
- 太极
- “极”字本意是屋顶正中最高处的房梁。每类事物都有理。理为此物之极,即终极的标准。然而宇宙全体,也一定有一个终极的标准。它包括万物之理的总和,又是万物之理的最高概括。所以叫做“太极”。
- 太极不仅是宇宙全体的理的概括,也内在于万物的每个个体内。“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万物各有太极,只是万物各有禀受罢了。
- 气
- 现实的物质世界,由“气”组成, 但“气”上面还需要有“理”的模式。任何个体事物都是气的凝聚,但它同时还是某类事物的一个个体,所以它就不只是气的凝聚,而是依照此类事物之理的凝聚。
- 气和理都是永恒的。“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说气有始,是事实的谬误,说理有始,则是逻辑的谬误
- 阴阳相交而生五行,五行产生我们知道的物质宇宙。这一点上,朱熹赞同周敦颐和邵雍的学说
- 心和性
- 人性不过是个人所禀受的人之理。一个人为了存在,必须体现气。气,使人各不相同。任何人除了禀受于理,还有禀受于气的地方。这也是朱熹关于恶的起源的学说。“却看你禀的气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得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所谓“气质之性”,就是个人气禀中发现的实际禀受之性。而固有的普遍形式的理,朱熹称作“天地之性”,以示区分。
- 朱熹的系统里,性和心不同。行是抽象的,是理;心是理与气合的体现,是具体的。心能有活动,性则不行。但是心的活动也是因为性中有响应的理。仁、义、礼、智都是理,属于性,而“四端”则是心理活动。只有通过心,才能知道性。
- 心和性的不同,是理学和心学最大的分歧所在。
- 政治哲学
- 国家之理,就是先王所讲所行的治道。它不是主观的东西,它永恒在那里。凡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此道而行,不过有时不自觉,不完全罢了。
- 按照朱熹的说法,就像搭房子需要建筑原理,不去搭它也存在。要搭好房子,不论是处于直觉还是经验,都多多少少依照了建筑原理。
- 精神修养
- 按上面所说,太极是万物之理的全体,而我们内部也有禀受,不过是受气禀所累,这些累未能明白地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被浊水污染的珍珠重现光彩。
- 精神修养的办法分两方面:“格物”和“用敬”
- “格物”的目的是“致知”,即“致”我们对于永恒的理的“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先要从具体的物开始。我们知道的理越多,为气禀所蒙蔽的性就看得越清楚
- 而用敬是为了见性。只有经常想着要悟,才能一朝大悟
新儒家:心学
程颢开创的心学,由陆九渊和王阳明完成。
- 陆九渊的“心”
- 不同于程颐说的“性即理”,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在陆九渊看来,心和性并无区别。和朱熹不同,陆九渊系统里的世界不区分抽象和具体,只有一个世界,那就是心(个人的心)或“心”(宇宙的心)。就像陆九渊说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 王守仁的“宇宙”
- 王守仁,又称作“阳明先生”。早年信奉程朱理学,在“格”竹子七天七夜后,一无所获。而后在贬谪到西南山区执政期间顿悟,之后将心学的学说系统化。
- 王守仁的宇宙是一个精神的整体,其中只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自己经验到的这个具体的实际世界。就像《传习录》里,王守仁对朋友所说的“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 王守仁主张心即理。心是宇宙的立法者,也是一切理的立法者。
- “明德”
- 在这样的宇宙概念下,王守仁给予《大学》新的形而上解释、关于《大学》三纲领里的“明明德”,他认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而“亲民”是明德的手段,亲民和明德做到极致,即可“止于至善”
- 明德,不过是人心的本性。当我们对事物做出直接本能的反应时,此心就能自己把自己显示出来。这种知,是我们本性的表现,王守仁称作“良知”。正因为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有做圣人的潜能。他需要做的只是将他的良知付诸实践,用王守仁的话来讲,就是“致良知”。
- “正事”(格物)
- 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良知”,而致良知不能用佛家沉思默虑的办法,需要通过处理日常事务的经验。听从良知,真诚做事。如此正事,就同时致良知。
- 八条目的下两步“诚意”,“正心”即至诚行之。如果我们寻找借口,不遵从良知的指示,我们的意就不诚。其余四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都是致良知的延伸。
- 良知是我们心里的内在光明,宇宙本有的统一,也就是《大学》里所说的“明德”。致良知就是明明德。
- 用敬
- 在精神修养上,王守仁认为我们需要首先了解,每人各有本心,本心与宇宙合一。这个了解陆九渊认为就是“先立乎其大者”(先竖立崇高的目标)。
- 陆王学派认为用敬里,需要“先立乎其大者”,然后以敬存之。批评程朱学派支离破碎地从格物出发。但是没有了格物,“先立乎其大者”就只能依靠顿悟。这一点有禅宗的意味
- 对佛家的批评
- 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都批评佛学,但理由不同。朱熹认为佛家说具体世界是空的是不对的。因为还有理,理是永恒不变的,从这点上看,宇宙并不空。王守仁批评佛家出世的倾向和“空”的观念,主张致良知、积极参与世界。
西方哲学的传入
程朱学派相信永恒的理,但朱熹本人就没有严格执行从格物开始。他的绝大多数时间还是致力于经典的研究和注释,并相信古代圣贤的言论就是那些永恒的理。他的系统里有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成分。在成为国家的官方学说后,更是大大助长了这种倾向。
- 对新儒家的反动
- 陆王学派就是这种保守主义的反动。他们用建议的办法,宿主每个人的直觉的知识,即良知。但王守仁的哲学也被人滥用。因为按王守仁的说法,良知只能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但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做。但后来被门徒发展成良知可以告诉我们一切,包括怎么做。
- 在清朝的前200年,中国文化有了重大进展,但文化和社会的保守主义也大大滋长。程朱学派地位更加巩固。反对者攻击说,“朱子道,陆子禅”。从哲学发展的角度讲,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它代表了不同哲学流派的综合发展。反对新儒家的人认为新儒家之害甚于佛、道,因为它像原先儒家,但又不一样。于是清代的学者发起了“回到汉代”运动,希望通过回到汉代学者对先秦经典所做的注疏,来找回更纯粹的“汉儒”。
- 这种对于汉儒注释的研究称作“汉学”,相对立的新儒家被叫做“宋学”。汉学和宋学之争是清儒中一个思想论争。汉学家对于古代文献的文字解释对历史、语文学和其他研究奠定了基础。
- 孔教运动
- 在基督教传入后,随着统治力量的衰弱,教会的冲击愈发明显。康有为发起了孔教运动,将孔子推到神的地位,试图建立有宗教本义的有组织的宗教。随着基督教本身影响的限制,孔教运动也夭折。在
- 康有为和谭嗣同的年代,人们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还知之甚少
- 西方思想传入
- 严复在从英国归来后,翻译了许多西方著作,这些译本广泛流传,有三个原因
- 丧权辱国震破了国人相信自己古老文明的优越感,使之产生了了解西方思想的兴趣
- 严复的翻译并非字面意义,而是类比中国哲学的概念来让读者更好理解
- 严复使用了古文的形式来翻译现代英语,是译本更像古典文章
- 王国维是严复以外的另一个对西方哲学有研究的学者,但发现了哲学无法满足对人性和美感的理解和表达,放弃了哲学研究
- 严复在从英国归来后,翻译了许多西方著作,这些译本广泛流传,有三个原因
- 西方哲学传入
- 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这种正的方法试图做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这恰恰和中国哲学负的方法视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对象不是什么相反
- 西方的逻辑和名家有相似之处,所以对于西方哲学的早期翻译,都有联系中国的名家。这也让名家重新得到仔细研究
- 西方哲学传入复兴了对中国哲学包括佛学的研究,毕竟对于不熟悉的新观念,一个人还是习惯映射到熟悉的观念寻求比较和相互印证
现代世界的中国哲学
这一章了,冯友兰先生给出了自己对哲学的理解,以及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
- 从哲学家的角度,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并将之推导到逻辑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否正确,这比仅了解这些观念和理论是什么更有意义
- 哲学的推理,更精确地说,形上学的推理,其出发点是经验中有某事物存在。其余观念和概念都从“某种事物存在”演绎出来。例如形上学只能知道有“理”,但不知道“理”的内容,发现“理”是什么的工作要交给科学。“理”概念本身是绝对的,永恒的。而我们知道的作为科学规律的理,则是相对、可变的。“理”的实现要有物质基础,社会里的“理”需要的物质基础就是这类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思路和恩格斯分析家庭和国家产生的思路一样)。
- 好的形上学是明明白白的,不需要说相信它,就像不需要说相信数学一样。“某事物存在”是对实际的一个肯定,也是形上学需要做的唯一肯定。
- 哲学的用途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哲学的发展使它最终达到超越经验的“某物”。在“某物”里存在不可感不可思的东西。人需要先思,才能知道不可思者,正如人需要声音,才知道静默。关于超越经验和理智者,不可能说得很多,所以哲学,至少是形上学,性质上一定是简单的。
- 人生的境界
- 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了解自己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这种觉解使他的作为有了意义。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了他的人生境界。
- 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可以分为四层: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在自然境界是,人全凭本能和社会风俗做事,他所做的事意义很少。人意识到自己,为自己做事,便到了功利境界。还有的人,了解到社会的存在,自己是社会的一员,有这种觉解,为社会利益做事,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有道德意义,这时就达到了道德境界。当人了解到社会上还有更大的整体——宇宙,自己还是宇宙的一员,即“天民”。有这种觉解,做的事就有了超道德意义,这时的人生境界就是最高的天地境界。
- 四种境界里,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而哲学的任务就是帮助人达到后两个境界,教人何以成为贤人乃至圣人。中国哲学倾向于成为圣人,所做的事也无异于平常人,只不过由于有高度的觉解,他的事就有不同的意义。所以中国的圣人和中国哲学都是既入世又出世的。
- 形上学的方法论
- 正如上面所说,形上学有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是说形上学的对象是什么,负的方法则是不说它。说和不说都能揭示它的性质的某些方面。禅宗就能很好体现这种静默的哲学。
- 西方哲学以“假设的概念”为出发点,中国哲学以“直觉的概念”为出发点
- 对于习惯负的方法的人,不可知就是不可知,所以不应该对它说什么,这理所应当。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只是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就算对于它有所知。
- 负的方法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它不是反对理性,而是超越理性。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终于负的方法。通过正的方法,达成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再通过负的方法,超越理性达成哲学的最后顶点。正负的方法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 使用负的方法前,哲学家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成哲学单纯性之前,它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换句话说,“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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